客家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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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特点
客家人的由来及文化特征
（一）
生生不息的客家人，你的根在哪里？寻找理想家园的客家人，何处是你的乐土？莽莽中原，滔滔黄河，惊涛拍岸，奔腾咆哮；煌煌中华，泱泱大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水，在客家人的血脉里澎湃、奔流。中原是客家人的故土，那里有客家人的根！客家人的乐土就在自己的脚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客家人，无论走到何处，都能开拓出崭新的天地！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支。客家先民，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江淮流域的汉人。从唐宋时期开始，由于天灾和战乱等原因，他们大量辗转南迁。他们先在闽粤赣交界的广袤山区中扎根，以后又向南方各省及海外播衍。现在已有千万客家人分布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常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分布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
民族和民系
民族是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等。同时还有其他广泛的用法，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民系这一概念，是客家学研究专家罗香林先生在30年代为研究客家而自创的一个新术语。它的内涵是同一民族内部的各个独立的支系或单元。今天，汉民族内部各民系的概念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约定俗成的一个专业术语。
今天，国内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四川、湖南、广西、台湾等省区；国外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对长江流域和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开发，对华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对汉民族大家庭的发展、壮大和汉文化及中原文明的传播、发扬，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以来，客家先民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客家优秀儿女英才辈出，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篇章。在当今世界发展浪潮中，客家人风采依然，卓有建树，功勋可嘉。
客家民系并非自古就有的。从客家被称之为“客”而又自称为“客”的情况，可以看出客家民系是历史移民的产物。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客家先民历尽艰辛。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广大的社会区域，从而成为汉民族一支人口众多、分布广阔、英才辈出的特殊民系。
那么，什么是客家人呢？可以这么说，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重要的民系；客家人是汉民系的独特而稳定的群体；客家人的聚集地为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区（这里有二十九个纯客县，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客家人具有独特的客家精神。概括地说，客家人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一个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可以称为客家人。
（二）
客家人，这是一个充满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的苦难的代名词，客家人迁徙过程充满血泪和辛酸；客家人，这又是一个富有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光辉的代名词，客家人历经磨难，创造了著名的客家精神和文化——其光荣和辉煌值得客家人引以为自豪。
当客家先民辗转奔波，最后找到闽、粤、赣交界地区这片大本营时，被周边的其他民系视为“客人”，即“外来人”。“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客家人，不单被称为“客”，而且也自称为“客”，表现出客家人的大度和豁达。正是有这种大度和豁达的精神素质，客家人才能做到“身入他乡即故乡”，才能把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的土著居民融合进来，最后“反客为主”，形成独特而优秀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秀成员。学习和了解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有助于客家后代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足迹，有助于客家后代增强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客家称谓的由来：
什么是客家民系
在过去千百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里，客家先民 总是处于流动的状态。迁移，再迁移，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特征，而且当其它民系基本上定居下来的时候，客家民系依然辗转迁徙，为寻找理想家园而脚步不停。正是背负中原文明的大迁徙，形成了一个独特而优秀的民系。所谓客家民系，就是汉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一支，经过长期的迁移，最后到达并定居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并形成有别于周边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习俗和其他文化事象的群体。
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准。其一，客家方言。客家人之所以区别于非客家，其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之成为客家的标志，而且也是客家民系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具体来说，一个客家人之所以把另外一个客家人认同为自己的属群，其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道理是因为双方都讲一样的客家话，而不是因为共同的地域、血缘之类的东西。其二，大本营地区的重要文化现象。所谓文化现象，是指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直接或间接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的那种深层性的文化事物。如民俗、宗教、生活理念、价值取向、心理情感等等。当代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类不同团体(群体、属群等)之间的自我认同，除了种族、血统等这些先天性的因素之外，主要的就是文化现象。
客家人的大本营
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大本营地区交通阻塞，处于三角地带，满目丘陵、山脉，是东南丘陵的集中地。这里武夷山脉和南岭山脉相交接，形成中原大地与东南沿海相隔离的天然屏障。正是在这天然屏障的心脏里，孕育出养育东南大地人民的赣江、汀江和梅江三条大江。在这三条江及其众多支流的两岸，小盆地星罗棋布。客家先民由北而南迁移，终于找到了较为理想的落脚地。这里一个个小盆地，经过客家人世世代代的辛勤开发、建设，形成了一连串车水马龙的集镇和炊烟袅袅的村庄。
在客家人来到之前，赣闽粤三角地带是人烟稀少、野畜出没的原始森林。在这荒野的山岭中，居住着百越、畲族、瑶族等当地土著。这些少数民族文化落后，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客家人的大量南迁，给这片荒僻而神奇的土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客家人从中原地区带来农作物的种子、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建筑技术。他们伐木垦荒，筑坝造田，把一个个小盆地或低缓的坡地开垦成片片井田或层层梯田，并修渠筑坡，引水灌田，使寂静的群山阡陌纵横，如诗如画。昔日荒凉闭塞的山野，变得人声喧闹，鸡犬相闻，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客家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个个村寨有盘山小径或通衢大道相通。一些人口集中的较大村寨形成了集贸市场。就这样，客家人把热闹带进了千沟万壑，把繁荣带进了穷乡僻壤，把文明带进了荒峦山野。客家先民对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的开辟，表现了他们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的精神，表现了他们敢于战天斗地、敢于跟险恶环境作斗争的勇气。正是靠这种精神，靠这种勇气，才锤炼出一个刚强弘毅的优秀民系。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乡”。客家人没有遗忘中原汉族文化。第一，他们坚持讲“阿娓话”(中原母语)，并吸收、融会当地土语，形成了保存中原音韵的而又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客家方言。第二，他们继承、发扬儒家以仁义治天下的仁爱精神，化解当地土著的戒心和敌意，教化、同化他们使当地土著融入客家民系之中。第三，他们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他们积极办学堂，发展教育，山沟沟里走出一批批土生土长的客家知识分子。
客家先民扶老携幼，背负中原文明，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战激流天堑，渡黄河长江，越武夷南岭，扎根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男耕女织，发展生产，安居乐业，播种文明，展现出一幅生动而精彩的自给自足的耕读文化图。至此，一个在语言、民情、风俗、文化等方面与中原汉族既有割舍不断的渊源而又相对独立的具有显著特征的客家民系形成了。接着，客家又藩衍湘川云贵，横渡海峡，遍布五洲四海，发展成一个世界上人口众多、影响深远的优秀民系。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诗云：“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诗中指的就是客家先民离开中原故土、历尽艰辛和苦难，迁居闽粤赣，进而向南方各省和海外发展的史实。
客家称谓的由来
客家民系在赣、闽、粤三角地带的形成，使赤县东南一隅光华炫目，生机盎然。充满神奇奥妙、多彩多姿的客家大本营骄傲地向世人宣告：这里有一群血脉里奔流着炎黄热血的人，在辛勤播种、耕耘着华夏文明，这一群人的名字叫“客家人”。那么，客家的称谓怎么来的呢？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汉语韵学》中认为，“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可见，客家是相对于“主”(土著)而言的一种对称，客家的“客”，即外来人的意思。“客而家焉”，作客他乡，并以之为家者，即谓客家。
“客家”一词在总体上反映了客家民系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历史际遇和“以客自谓”的大度和豁达。“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常纲。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这是一首在客家地区流传很久的歌谣。这首歌谣反映了客家人远离故土、远走他乡的历史际遇，表现了客家人随遇而安、心胸宽广的精神面貌。“人禀乾坤志四方”的大度，“身入他乡即故乡”的气概，表现出客家人“客吾所客、以客自谓”的豪迈气概。如果没有这种豪迈气概，客家人怎么可能会因被称或自称为“客”而自豪呢？
客家人，这个响亮的名字，让客家子孙后代为之骄傲和自豪。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客家人身上的客家精神文化，折射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明光彩。神奇多彩的客家精神文化，需要我们去继承、发扬和光大
（三）
中华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犹如一部规模宏大、气魄非凡的交响乐，而客家文化是其中扣人心弦的华彩乐段。过去，客家传统文化造就一批又一批客家优秀人才；今天，闪烁着人文理想光辉的客家文化，哺育新一代客家儿女茁壮成长。
客家文化
客家传统文化的根基 “客系何来？本黄裔汉胄(zh恜lainu)，三代遗民，世居河洛，自晋初、战乱兵凶，衣冠南下，经唐灾、历宋劫，籍寄遐荒，筚路蓝缕创四业，溯渊源、千年称客实非客；家乡哪处？数远祖先贤、中原旧族，转徒粤闽，从宋末、居安业定，驻足梅州，复明播、继清迁，群分边郡，瓜瓞(di唒lain)绵延遍五州，同根柢(d媝lain)，四海为家就是家。”(黄火兴：《长联一副》摘自《客家文化研究》总第1期)
在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中，无数次的磨难，淬炼出坚忍刚毅的客家人。中原文明的圣火，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四处点燃；在漂泊苦难中熊熊燃烧。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客家人背负中原文明辗转南迁，使古老的文明得以维系与延续，华夏文明就可能中断甚至覆灭（此话有点托大了，呵呵！博主注）。可见，客家人是华夏文明最古老的负载者，是古汉族的“活化石”。
传统文化通常是指属于过去的稳定存在的，流传至今并现在仍起作用的文化要素。客家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中原、河洛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源远流长，历史上的迁徙和僻处山地的环境条件，使之形成了既是汉民族的又有自己特色的客家文化传统。因此，客家文化是汉文化下属的具有民系色彩和地域特征的一种亚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也是客家文化的根。河洛文化产生于黄河、河洛地区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象征。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成熟的一支主脉，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中轴、摇篮和圣地。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河洛地区居住与从事生产活动，河洛文化即从此产生。到了新石器时代，河洛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河洛在全国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字首先产生于河洛地区。中国学术思想上的道、佛、儒、理四大流派，追其渊源，仍在河洛。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术，发端于洛阳。张衡在洛阳制作“浑天仪”和“地动仪”；三国的马钧在洛阳发明翻车。文史上里程碑式的汉魏文章、西晋文学、唐代诗歌、史地巨著及名家书画，历代皆盛于洛阳。洛阳是千年古都，人文荟萃，物华天宝，地上地下都留存有无数的文物古迹，文化堆积层丰厚，在国内名列榜首。
大本营地区的赣江、汀江、梅江流域，是客家文化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地域。客家学研究专家把近代客家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演化，概括为“三江文化”(即赣江文化、汀江文化和梅江文化)，表明了客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大本营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有密切的联系。
“三江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其一，赣江文化：主要是宋代文化，以赣南客家人聚居地形成的文化特色，其代表人物有客家人欧阳修、王安石等。其二，汀江文化：随着客家人南徙到福建汀州府，经历了元明清的战乱，形成了汀江文化的特色，其代表人物有李世熊、刘坊等。其三，梅江文化：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南徙到嘉应州形成粤东客家大本营之一，成为文化之乡，孕育成梅江文化，它的代表人物有黄遵宪、丘逢甲等。
客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犹如一棵枝青叶茂的参天大树。她挺拔的身姿，沐浴在南国温暖的阳光里；她发达的根系，深扎在中原、河洛的古老的土层中。这是一棵屹立于东方圣土的参天大树！这是一棵绿映五洲四海的参天大树！
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外在规范性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因自然环境(即人地关系)和社会环境(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产物。任何一个民系或民族的文化，它的生成和流变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也是如此。下面就客家文化意识及其基本特征进行初步的概括和分析。
客家文化意识是客家人在漫长的迁徙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精神产物。
所谓文化意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经验与智慧的积淀，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心理、语言、道德观念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调节和规范的作用。客家文化意识既带有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又富于求实的精神，其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无知；重信义，薄小人等为人处世的道德价值观念，是近代客家文化意识的基本内容。
客家文化意识的基本内容(即客家人价值观念的具体表现)是：“四重”、“四薄”。第一、“重名节、薄功利”。客家人视个人名节比钱财更为重要。对个人的不仁不义，对祖先、父母的不敬不孝，对夫妻之间的不忠不节，对国家民族的背叛，以及男盗女娼、懒惰、赌 bo等行为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有辱祖先、有损人格和气节的。客家人常言：“人带面目树带皮”、“莫做亏心事，莫贪不义财”、“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第二、“重孝悌，薄强权”。迁徙的苦难，出洋的冒险，使客家人强烈企盼和衷共济、平等友爱，使客家人强烈愤恨为富不仁、待人不平等。这一价值观跟客家人的历史处境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第三、“重信义，薄小人”。客家人把信义视为社会交往中为人处事的基本品德，并把它作为判别朋友或“小人”的价值标准。流落他乡谋生，为求生存立足，客家人首先是以信义取信于人。客家人把一切损人利己、欺诈、蒙骗、陷害、背信弃义的行为看作是“小人”之举。客家人常言：“无信非君子，无义不丈夫”、“亲君子、远小人”。第四、“重文教，薄农工”。客家人认为读书才能识理、明志，才能有出息。尤其是近代，客家人所在地区人口膨胀，山多田少，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人们为了摆脱贫困，大量往外地和海外谋生，文化知识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客家民间有句口头禅：“有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客家童谣中唱：“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客家人“薄农工”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
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概括起来，有三个基本特征：一、质朴无华的风格；二、务实避虚的精神；三、反本追远的气质。
第一、质朴无华的风格
大本营地区简单、小规模的农业耕作，使客家人的现实生活只能停留在比较简单的、粗放的、低下的状态。“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上川，越重洋，离了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既为游子，比比皆是”(民国《大埔县志》)。这是很多客家人所经历的共同生活。尚“简”崇“拙”，贬“奢”抑“侈”，长期以来不仅成为客家人固执的生活态度，而且发展成为他们持久、强劲的人生理念和审美时尚。如“岁时燕享不废，亦鲜兢于汰奢。少长服饰尚新，未尝流乎侈潜”、“质直好俭，不务浮靡”、“民性质直，气习劲毅”；再如“冠婚丧祭尚俭，居服饮食器用不求华侈”、“民善治生有勤俭风，士知务学无浮靡习”；又如“齐民居不求华，服不求侈，饮食不求异，器用不求奇。”在客家地区，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年节岁时，大到民居建筑，小到衣着物用，无不流露出这种崇拙尚简的风骨。客家人尚简崇拙的审美意识，在客家妇女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日暮女郎来打水，长裙赤脚鬓堆鸦”、“早出勤劳暮始还，任它风日冒云鬓。过客莫嫌容貌丑，须知妾不尚红颜。”在客家地区流传的诗句中体现出客家妇女这种审美观念。
第二、务实避虚的精神
客家人很喜欢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们认为，说空话无补于事，做实事必有收获。“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苍天”、“百般武艺，不值锄头落地”，这是客家地区流传的歌谣，反映了客家人求真务实的精神。“士耻虚务实，鲜以标榜为事”，即便是大本营地区的传统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也崇尚这种求真务实的为人处世态度。这种根植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务实精神，不仅体现在客家人的现实生活中，而且还牢固地植根于客家人的深层意识之内。
第三、反本追远的气质
客家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这种由反本追祖而产生的浓厚的历史意识，使客家地区的各种文化事象，无不带有古风和古意。有人把神州赤县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作了比较，并生动地描述：比起吴越文化的新潮、中原文化的沉勇、荆湘文化的神秘来，客家文化执着的是一种民族历史的深沉和凝重。它没有吴越的灵秀，没有中原的雄浑，也没有荆楚的浪漫，但却熔铸了民族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凝炼了民族历史遗产的博大气派和精深气质。
浸染“乡土情结”的客家文化
“乡土情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更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对自己的乡土有无限的眷恋之情。不少客家人，远离乡土数十载，尽管儿时生活是那么贫困，但对故土的思念又是那么甜蜜。乡土情结，灌注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渗透在客家文化之中。
迁徙，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念念不忘的是故乡的土地和亲人。客家人一次又一次的辗转迁徙是被迫的，被迫离开家乡、失去家乡故土的人，怎能不更懂得家乡故土的可爱呢？怎能不更珍惜乡土情谊呢？
反映乡土情调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在客家传统文化中，反映乡土情调的莫过于客家山歌。俗语云，“客家山歌特出名”、“客家山歌松口(地名，谐“从口”)出。”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歌使人顿生思乡怀乡之情，在中国民歌中独树一帜。客家山歌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学百花园中一朵色彩艳丽的奇葩，也是东方诗歌大园里出类拔萃的妙诗。客家山歌是客家地区民间文学的瑰宝。它直接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尽情抒写客家人的生产与生活、欢乐与忧愁，情深景真，质朴优美，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千百年来，客家山歌广泛而持久地在客家人聚居地流传，魅力常在，青春永葆，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除了客家山歌外，还有广东汉剧、采茶戏、花朝戏、提线木偶戏和山歌剧等地方戏剧。这些地方戏剧，除汉剧外，都用客家方言演唱，曲调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客家传统文化中，流传最广，浅显易懂，客味特浓的是民间谚语。尤其是那些怀乡思亲的谚语，更让人铭刻在心。如：“命长不怕家乡远”、“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人情好，食蕃薯汤也甘甜”……具有乡土气息的民间雕刻、绘画、民间工艺品和风味小吃，都浸染着浓浓的乡土情谊。
客家人！你无论从中原迁徙到东南阴霾不开的蛮荒之地，还是从故土迁徙到异邦的荆天棘地，你总是那么昂扬奋发，那么坚忍不拔，你的心中写着“成功”两个大字，你的心中找不到“失败”两字的影子。客家人，你究竟为什么这样犹如钢铁般坚强？这是因为你的心里怀着一块采自中原地层深处的传统文化的黑煤块——燃烧着人文理想的冲天烈焰——照亮了所有客家儿女前行的路。这冲天烈焰散发出来的热力，使神州大地温暖如春，使五洲四海温暖如春。是的，客家人是春天的使者，客家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能开僻出崭新的春天来。
客家文化是古老汉族文化老树上绽出的新枝，在这郁郁葱葱的新枝上，已经挂满了色彩斑斓的果实。
附：客家土楼民居——一曲自然而舒展的交响曲
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一座座奇特的土楼星罗棋布，它是居住在那里的客家人所创造的一种用土夯筑的巨型的民居建筑，它无意炫耀自己的风采，但世界却为之而惊叹！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赞叹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近年来，前往考察客家土楼的国内外专家游客络绎不绝，他们称赞客家土楼是“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日本一位教授在闽西客家地区考察土楼民居，他饱览一座座结构厚实的、高峻雄伟的圆形和四方形土楼居，赞叹：“如同自天而降的黑色飞碟”、“一曲自然而舒展的交响曲”。
客家土楼建筑形式内涵——揭示客家精神与客家人独特的心理特征。她是“中国南方山中的传奇”，她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珍贵的“活化石”，她是世界民居建筑中绝无仅有的瑰宝。 推荐阅读：赣方言文化
从客家民性管窥客家文化特点
对客家人人格的研究较多地采用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方式。我们采取主体陈述和他人评价法，对客家人的人格进行了系列研究。结果显示，客家人和外地人都认为最能够代表客家人人格特征的是：勤劳、热情、大方、善良、淳朴、刻苦耐劳、有志气、自强不息、重情义、温柔、贤惠、节俭、孝顺、豪爽、聪明、好学、谦虚、知书达理、学识渊博、害羞、合群、踏实、保守、有责任心、传统、家庭观念重、安于现状、安分守己。这些人格特质反映在客家民居、客家山歌、客家民俗中，显示出客家人在异地“客而家焉”，生存及坚守族群的传统。这些人格特征折射出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传统。研究发现，粤东的潮汕大学生消费时更注重“新潮时尚”，客家籍大学生消费时更在乎“物美价廉”。
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客家人人格的影响也表现在性别角色上，如“男主外，女主内”、“大男子主义”、“女性要贤惠、顾家”等性别角色期待体现得十分充分。客家籍大学生与非客家籍大学生在性别角色类型分布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客家籍男大学生的男性化比例高，说明客家籍男大学生具有更强的男性化特征。而客家妇女则最吃苦耐劳、最自重自立、最重人伦教化。她们下地耕田，操持家务，无不精通。这使得客家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成为典型的具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特色的女性。Shaffer指出，男性角色是工具性的，强调果断、独立、进取、能力和目标导向，女性角色是表达性的，强调合作、仁慈，对他人需求敏感。客家人的成就动机也反映出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影响。研究发现，客家籍男大学生的成就动机显著高于女大学生。客家人生活在山区，人多地少，生活艰辛，追求“出人头地”的意愿非常强烈。时至今日，客家社会仍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知识为荣。耕读传家、尊师重教、崇尚文化成为客家族群的重要标志。
略论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1、客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
我们说它是一种地域性文化，是因为这种文化的产生有非常明确的地域范围。它只产生于赣、闽、粤三角地区，而不产生于其它地方。
为什么在这里会产生具有如此强烈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里是一块四周被大山包围的丘陵山地，在它的西面是罗霄山脉，东面是武夷山与九连山脉，南面是南岭，在罗霄山脉的中段还有一条雩山山脉与武夷山相连结，从而把江西的南部与中部隔开，形成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是与赣、闽、粤、浙等南方地区同一族属的百越民，他们“各有种姓，互不统属”。秦汉以后，由于北方汉子不断进入该地区，使得百越民，有的成批汉化，有的被强制迁往江淮地区，有的则退出平原，进入深山老林，成了历史上曾经名藻一时的“山越”民，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这里早已是一块人烟稀少的地方。两晋之际，尤其是唐宋之际，由于北方不断遭受战争的摧残，农村经济凋敝，因而使得大批难民渡江南下，另求生计。在经过不断辗转迁徙之后，部分移民来到了这块被大山屏蔽的赣、闽、粤三角地区，与当地土著相互杂居，并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与自然条件下，与土著民相互融合，从而创造出一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与周边文化相区别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客家文化。所以，组成该文化的原始基础是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土著文化和具有汉唐风韵的中原汉文化，而推动该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动力是唐宋以来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的北方移民。故有学者称其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移民文化，亦不为过。
正是由于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比如，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祖居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正是由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实现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需要。正是由于他们在不断迁徙中求得了生路，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才使得客家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树挪就死，人挪就活”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在非移民文化中是不多见的。
有同志以客家文化形成的主要动力是两晋之际，尤其是唐宋之际大量北方移民渡江南下为由，把客家文化形成的摇篮推到赣、闽、粤以外的中原地区，认为只有那里才是客家文化真正的源，其它都是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客家文化说到底只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它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内发生。同样是晋、唐时期的中原移民，他们定居到江浙地区，后来便加入到越海文化的行列；定居到赣江中下游地区，便加入到福佬文化的行列；只有定居于赣、闽、粤三角地区的人们，最后才创造出客家文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撇开文化的时空界限，仅根据其中所包含的某些源流要素，就把文化的源头追得无穷的远，范围无限制地扩大，岂不是全中国最后都只剩下了中原文化这根独根苗，哪里还会有什么民系文化可言呢？
2、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性文化。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是因为组成客家文化的最核心内容是汉唐以来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所以，它与汉文化是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二者有同有异。
有同志以客家文化事项中，无论从语言到风俗都与汉唐时期的中原文化具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便认为客家文化最纯正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貌，甚至把它看作是汉唐中原文化的活化石。这实际是一个误解。应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经过数以千百年的变迁，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民系，都不可能“纯正”地保存本民族、本民系的文化。因为民族、民系之间的隔绝是相对的，而人员上的相互交往、文化上的相互借鉴、吸收是绝对的。正因为各个民族、民系在相互交往中，各自走过了不同的道路，有过不同的取舍，所以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
客家文化也是这样，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它至少要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
（1）前文所述，形成客家文化的赣、闽、粤三角地区，原本是百越人聚居的地方。秦汉以来，中原汉人陆续来到此地。尽管他们到来的主要目的是驻守南疆，但年深月久，相互之间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诚如《太平寰宇记》卷108转引顾野王《舆地志》所载：赣县有木客，“形似人，乃鬼类也。语亦拟人┈┈能砍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易，以木易人刀斧。”如果我们把这种形似人的“鬼类”理解为当地土著，那与之交易的便是文化上比他更先进、能制造铁工具的中原汉人。他们之间的物质交换，便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文体上的相互交流，并促使当地土著的逐渐汉化。同时，中原汉人来到温暖潮湿、瘴疫流行、自然环境与北方完全不同的南方地区，为了生存，他们也不可能不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吸收与借鉴土著文化中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风俗习惯。所以，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唐宋两代，当大批移民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之后，这种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情况便变得更加明显，诚如宋人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所说到的“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苑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南畲漳、浦、清，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汀、赣贼人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接触，所以当南宋末年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溪峒之蛮”能与赣、吉豪杰共同响应，并肩战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可以想象，共同的战斗生活也必然会带来相互之间的进一步融合。
其实，对于客家文化中北方文化与赣、闽、粤土著文化的相互融合，前人早
有论述，如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就曾说到：“客家初到闽、赣、粤的时候，不能不与畲民互相接触，接触已多，要想不与他们互相混化，亦事势所不许。”（罗香林，1992，74页）清代知名学者温仲和在评论家乡改葬及买水习俗时也明确肯定“此而谓为蛮夷之陋俗，岂得为过”，“吾州向无僮僚，不知何从染此，抑或草昧之初，僮人居五岭时，辗转流入耶？今不可考矣。”（吴永章，2000，11页）
（2）我们说客家文化形成的主要动力是自两晋以来，尤其是唐宋以来，由于战乱等原因，使大批北方移民渡江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与当地土著民杂居。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使得客家文化在这里孕育而成。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北方移民只是一种泛称，它并不局限于中原地区。因为无论从历史文献还是现存的各种谱牒资料，都可以证明，这时期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并最终成为客家一员的那些移民，来源非常复杂。他们中，有的确实直接来自中原地区，如宁都孙氏，所《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记载，始祖，原籍河南陈留，中和四年，因黄巢之乱，领兵游击江右闽、赣之间，以功封东平侯，遂定居于虔化（今江西宁都）；宁都邱氏，据《灵村邱氏七修族谱》记载，始祖崇公，原居河南洛阳，袭父爵左卫将军，唐干封二年，以事杵高宗，贬任虔州指挥使，由洛阳迁居赣州。然而，也有不少来自中原以外的地区，如宁都黄氏，据《江夏璜山黄氏十二修族谱》记载，该氏世居江夏（今湖北武昌），宋时有峭山公讳实，生二十一子，其十八子诚尊父命，由江夏徙居石城河麓。历三世，日耀由河麓分居到虔化县城；宁都罗氏，据《江西罗氏大成谱》记载，该氏世居豫章（今江西南昌），黄巢作乱，仪贞致仕隐吉，因家吉丰。唐昭宗时，长子景新由吉丰徙居宁都。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姓氏，虽然世居中原，但南迁途中曾经过许许多多个站点，最后才进入到赣、闽、粤三角地区。如宁都谢氏，据《琚溪东山谢氏八修族谱》记载，该氏世居河南，五胡乱华时，申伯三十六世孙衡公由河南迁居浙江会稽，后子孙散居。唐贞元年间，十一居士复由江西抚州迁至虔化县安福乡；宁都廖氏，据《宁都璜溪中坝清河廖氏十修族谱》记载，该氏世居洛阳，西晋末年，由洛阳徙居浙江松阳。唐贞元年间，崇德任为虔化县令，遂由松阳徙居虔化。正因为唐宋以后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的移民来源复杂，所以，在其到达定居地以后，便必然会把原始地域的文化或所经地域感染到的文化带到赣、闽、粤三角地区来，从而造成客家文化的多元化倾向。
（3）客家文化不是孤立状态下的文化，在它周围还有湘赣文化、南粤文化、福佬文化等多个地域性文化，它们与客家文化不可避免地要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乃至于相互渗透。李如龙先生在《客家民系、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一文中依据自己的调查，从客家方言中找出了与赣方言、闽南方言、粤方言相同的词汇各25个，从而证明“一味地强调客家方言如何纯粹、正宗地保留了中原汉语，在周边文化中独树异帜”的提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李如龙，2000，5页）。作为稳定性较强的语言尚且如此，语言以外的其它文化事项更是如此。生活在众多民族、民系环境下的客家与客家文化，对于周边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其实并不是坏事。因为不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民系，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它固步自封，一味追求纯正，而对周围文化采取排斥态度，那么随着时光的流失，这个群体及这种文化便必定要走向衰落。客家文化之所以那么绚丽多彩，那么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它能从各种文化中吸收到新的养份，从而不断地发展与壮大自己。
二、赣南在客家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多数承认，客家文化是北方移民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之后，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对北方移民应从何时算起，学术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把影响客家文化形成的大批中原移民南迁的时间定在两晋之交，并由此创立了“五次迁移说”。但不少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台北师范大学范金奇教授在1956年撰写的《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就认为大批中原移民的南下应该从秦始皇算起，现今“广东北江客家人之祖，即最早来自中原者。”而有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东晋以前的中原民南迁只是客家人的久远历史，而非客家人的专史。事实上，东南诸多区域性文化的形成，大多与这些人的迁徙具有一定的联系。从而认为客家与客家文化的形成应从大批迁民涌入赣南、闽西的唐宋时期算起。
笔者认为，客家文化作为赣、闽、粤三角地区的地域文化，它的形成不能只看北方移民南迁的时间与数量，而应该具体考察该地区的原住居民与外界的接触、交往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变迁。赣南，位于这块三角地的最北端，与来自北方地区的文化接触最早，变化最大，所以，对它的考察，尤为重要。
前文已述，赣、闽、粤三角地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曾被称为蛮僚之地，有大量百越民在此聚居。但由于这里临近东南边境，且在此之前，由北而南的两条重要交通线已经形成，这就是自中原经泗水，入长江，再溯赣江而上，往南，越过大庾岭可直抵南粤。往东，越过武夷山，可路通闽越。由此，位于江西南部的赣南地区便成了逼闽扼粤的军事要地。从始皇二十三年起，便不断有中原士、民贬谪到这里。他们的到来，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土著的大批汉化。尽管这批人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中，有的后来加入了南粤系，成了“广府人”；有的加入到闽南系，成了“福佬人”；有的则转战江南，后来分别加入到其它地域文化的行列。真正一直坚守在赣、闽、粤三角地区的，为数并不很多（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到太康初年，整个赣南地区仅有1400余户，约占江西全省总户数的2.1%，平均每2.8平方公里才有1户人，足见其人烟之稀少）。但由他们所代表的一种原始地域文化，却真真实实的存在，并对后来的客家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间接影响。
公元317年，因五胡之乱，元帝迁都建安，于是，大批中原士族与平民渡江南下。从总的局势来看，当时的移民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沿岸，其中仅九江辖区内就建立了西阳、新蔡、安丰、松滋、弘农、太原等6个侨置郡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少量移民在“北归无望”的情况下，也陆续进到了赣、闽、粤三角地区，宁都赖氏、石城郑氏、兴国钟氏、韶关张氏就是几个典型的例证。其中，宁都赖氏，据《松阳赖氏重修族谱》记载，该氏原居河南颖川，西晋末年随王室南渡，居于浙江松阳，恭帝时，因避刘裕篡晋之乱，由松阳移居宁都桴源。石城郑氏，据《石城井溪郑氏六修族谱》记载，怀帝五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奔吴，先祖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义熙八年，兄弟孟、远复迁石鼓逮速（今石城县脑）与吴恭葆居住。而兴国钟氏、韶关张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钟氏为魏太傅繇之后，东晋初年，渡江仕晋。至南朝梁，元辅为临海令，为避侯景之乱，徙居于赣县（所在村庄今属兴国县）。张氏为晋司空华之后，元帝时，随王室南渡，寓居江左。唐代初年，君政因官韶州别驾，徙居曲江。以上为见诸文字记载者，其余无文字记载者更不知多少。正是由于这些迁民自东晋以后便陆续进入到以赣南为前沿的赣、闽、粤三角地区，从而促使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初步的开发。仅以赣南为例。从西晋初年到南朝宋大明八年，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总户数由1400户增加到4493户，增幅达到3.2倍，而到隋大业年间的又一百多年时间里，户数翻了一番多，达到11168户。以至到唐天宝年间，赣南总户数已增至37647，人口增至275410，其所占江西全省的人口比重也由太康时的2.1%提高到17%。与之相呼应，最迟到南朝以前，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土著酋豪便在这里孕育而成，如赣县的蔡路养，宁都的刘蔼（一说刘孝尚）等。历史上的著名豪杰陈霸先，也是乘侯景之乱，“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又得到“南川酋豪”的大力支持，才最终夺取了梁朝政权，建立了陈国。此外，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都、石城、瑞金、兴国、于都、赣县、南康、大庾、上犹等许多县份均发现不少自东汉晚期到南朝的墓葬，从墓葬形制的随葬品的造型、分类，均与汉化程度很深的赣中、赣北地区十分相似，说明它们在文化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刘纶鑫先生在《浊上归阴平与客赣方言》一文中，运用大量语音资料所证明的“客赣方言虽然在公元六世纪以后受大量南迁北民带来的《切韵》音系的影响，但它不是《切韵》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刘纶鑫，2000，33-38页）及严修鸿先生在《客家方言古浊上字的调类分化》一文中所作出的“浊上字归阴平应是客、赣方言的共同特征，是客、赣方言分化之前共有的早期音变，发生的原因是古浊上字声调的调型与调值一度与阴平调十分相似而混入阴平。这个音变发生的地域可能是以江西境内为中心区”（严修鸿，2000，47页）的结论十分吻合，说明在唐末两宋大批北方移民来到赣、闽、粤三角地区之前，位于赣、闽、粤三角地区前沿的赣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作为客家文化形成基础的古客赣文化也已经在这块与赣中、赣北相毗连的地域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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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以王仙芝、黄巢起义为起点，北方地区经历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乱局面，这种纷乱局面还部分波及到与之毗邻的江淮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是，以北方居民为先导，并连带江维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居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迁徙。由于地处赣、闽、粤三角地区前沿的赣南有梅关古驿道及赣闽古道与江淮及中原地区相通，且这里地处丘陵山区，环境相对安定，境内又尚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发，所以，自然成了移民安居的首选目标。仅宁都一个县的初步调查，在此前后入迁该县的便有何、胡、陈、孙、廖、谢、戴、李、宁、谭、古、黎、朱、崔、刘、温、邱、曾、黄、郑等20姓之多。唐末以后，仅安定了二、三百年，接着又是金兵入侵，王室南渡，北方居民再次弃家南逃。由于有了前一次的范例，所以这次迁徙，直接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的为数甚多。也正是由于北方移民的大批迁入，使得赣南地区从唐末到南宋中期，经济、文化一直处于发展的高峰期。从人口而言，到宋太平兴国年间，全区共有主客户85148，比唐天宝年间，户数增长了2.3倍。而到崇宁年间达到310153户，757709口，比太平兴国年间，在360多年的时间里，赣南的户数增长了8倍。人口增长了2.8倍。从经济而言，诚如咸淳七年，文天祥在评价即将升任荆湖南路提刑的原赣州知州李雷应的政绩时说到的“（赣州）粟米在市，蚕麦满野，鸡犬相闻，达于岭表。”其中，仅茶叶一项，年产量就达到14000多斤，所产芥茶，被世人称作“香味第一，最难得”。此外，造船、苎布、绢丝的生产也闻名于世。北宋中期，主管皇宫财务的三司一次就在赣州“市绸绢十余万匹”。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诸路共造船2916艘，而其中赣州就有605艘，占总数的20%（许怀林，1993）。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圩市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据明嘉靖《赣州府志》转引宋志的记载，仅宁都县，这时期的农村圩市就达到41处，大大超过了当今数量。熙宁十年，除南安军之外，虔州一地的年商税额达到51229贯，居全省之首。在文化教育方面，到北宋末年，全区已创立府、州、县学14所。两宋期间录取进士292人（其中状元2人）。在这些人中，有以理财名垂青史的尚书左丞陈恕，有执教于著名诗人陆游的文学名家曾几，有曾受到苏轼、朱熹敬重的名臣孙立节及理学名儒阳孝本、李朴等。
在赣南得到全面开发的同时，闽西地区的经济、文化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客家文化在赣南、闽西孕育南而成。
南宋末年，由于元兵入侵，赣南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恭帝德佑元年，伯颜率20万大军直逼临安，文天祥“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言召吉州兵”勤王。其中，仅宁都一县，跟随文天祥抗元的就有连、谢、吴、唐、明、戴等6姓。其余零散组织起来抗元及为躲避元兵，逃迸闽西、粤东深山老林的更不知多少。故终元一代，尽管江西全省的人口仍在增长，但除南安军以外的赣南人口却比崇宁年间减少了60%，仅有71287户，285148口。入明以后，由于赋税加重，地主豪绅又大量隐瞒田产，把沉重的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农民不堪负荷，逃亡者与日俱增，到成化十八年，全区在册人数只剩下37341户，133366口，比元代减少了一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明清时期，在闽、粤、赣家家人向着珠江三角洲及川、桂、港、台与东南亚各地大批播迁时，部分闽、粤客家人和赣中一带的非客家人又迁回赣南。此正如周用在《乞专官分守地方疏》中所称：“南赣地方田土山场坐落开旷，禾稻竹木器厂生殖颇蕃，利之所共趋，吉安等府各县人民前来谋生，结党成群，日新月异。”及清康熙年间兴国知县张尚瑗在《请禁时弊详文》中所说到的“切兴邑地陬，民多固陋，兼有闽、粤流民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于是，明清两代，这些来自各地的客家与非客家移民又与原住民进行了新一轮的社会、文化大整合，从而形成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赣南客家文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客家文化，实际是在赣、闽、粤三角地区内，以移民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势力、社会文化经过长期的、不断整合的结果。正是由于有了文化上的相互整合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才使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人类群体客家民系得以产生。李如龙先生依据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各个阶段的文化特点，将客家民系形成过程分为赣南、闽西的摇篮期，粤东、粤北的发育期及走向大本营后的播迁期（李如龙，2000，7页）。笔者基本同意这种划分，但同时认为，在客家及客家文化孕育之前，还有从秦汉尤其是两晋到唐代中期的很长一段的准备期。正是由于有了这段准备期的古客赣文化作底蕴，才使得客家文化基础更加的厚实，内容更加光彩夺目。
在客家与客家文化形成的四个阶段中，赣南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中，准备期基本是在赣南（及与之相连的赣中、赣北）发生的；摇篮期则在赣南、闽西同时进行；在发育时期，赣南、闽西人口的纵深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播散时期，赣南既是客家文化的向外播散者，同时又是闽、粤客家人回流赣南时的接受者。故而，在客家及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赣南既有源的作用，又有流的成分。
三、余论
从以上对客家文化形成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特定的地域性文化，它从原始的百越文化，发展成具有浓郁秦汉古韵的古客赣文化，一直到唐宋以后，由于北方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移民一次又一次地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使得一种崭新的文化从古客赣文化中分离出来，形成独具风彩的客家文化。而在客家文化的孕育、成长及向外播迁中，客家文化内部也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整合，并在其整合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周边文化的营养，来不断地发展与壮大自己。所以，客家文化与中国其它文化一样，又是不断发展的文化。
正因为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客家文化中过去为适应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一些合理文化事项，如小农经济意识、小团体主义及与之有关的生活习惯等，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也许会显得有些陈旧，有些不符合时宜。所以，作为客家的一员，我们应该跳出客家圈，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正确地认识与估量客家文化，以发扬客家人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弘扬客家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勇敢地抛弃其中不合时宜的因素。使客家人能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在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推荐阅读：江西戏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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