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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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精髓
晋商文化的精髓
晋商资本中的货币经营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这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全国性的大市场逐步形成，国外市场也得到了很大拓展。主要表现为：粮食、棉花、生丝、蔗糖、绸缎、棉布、铁器等成为重要的交易商品，出现了晋商、徽商、粤商、陕商、江右商等地方大商帮，形成了30多个大型商业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商品流通频繁、货币流通量增大，依赖运送现银进行货款清算已远远满足不了要求，而靠镖局担任现银运输风险很大。另一方面，埠际间贸易的开展也使得商品流通区域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问题。这就迫切要求兴办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晋商的商业活动也得到了很大扩展，从明代的“半天下”发展为清代的“遍天下”，其商业网络已遍布国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亚地区。南起香港、加尔各达，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城市和阿拉伯等国家，都有晋商的商业机构。在商业组织形式上，也出现了“分号制”与“联号制”的运行方式。所谓“分号制”，即财东独立投资或合伙投资办商号，总商号又分设若干分号于全国各大商埠，而且商号与分号又可投资办小商号，类似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股权形成的母子公司。所谓联号制，即由财东投资办若干不同行业的各自独立经营核算的商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服务、相互支持，形成类似于现代企业集团的网络体系。从而也为晋商创立金融汇兑业务的票号奠定了基础。
票号产生及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倾向于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的说法，大多数学者认同山西票号的创始人是日昌票号的首任经理雷履泰，第一家票号就是日昌。但对于日昌的创办年代却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多种不同的说法。1923年山西省商业专门学校编著的《晋商盛衰记》在论述票号起源时说：“票庄经营，为山西极有系统的商业，创始于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有雷君履泰者，平遥县人，领本县达蒲村李姓之资本，在天津开设日昌颜料铺。……乃发明斯业，为金融界开一新纪元焉。雷君时为日昌号执事，慨运款之不便，悯多商之束手，遂创兴汇兑一法。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揽收该铺，代为收交。此响彼应，无需应现，抵烦一信之通、出纳不爽毫厘。且省路费，免转运，防劫失，一举而三得焉。”陈其田先生曾经对这些说法进行过一一考证，得出山西票号创办于道光初年。根据雷履泰的生卒年代及相关史料，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山西票号至迟到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经营金融业比经营商业更需要雄厚的资本，经过二三百年的经营，晋商已经逐渐具备了这一条件。到清代，晋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仅介休、太谷、祁县、榆次等地拥有700万～800万、300万～400万，少则30万～40万资产的财东就有14家。因此，长期经商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为晋商开创票号奠定了雄厚的资金保障。
晋商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其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才能通有无……近悦远来”，其处身立世之说与士无异。由于晋商在经营中“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使其得到长足发展。并且，晋商早期经营的典当、银号、钱庄、账局等不仅为经营票号积累了大量金融经验，而且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晋商自身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晋商商业分支机构的遍布，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誉，以及金融经验的积累均为其兴办专营汇兑与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创造了条件。
山西票号日昌的发展契机是在票号内部经理间争夺权利之时，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山西票号的繁荣局面。与雷履泰共同创办日昌票号的副总经理毛鸿，被挤出日昌后，投靠介休北贾村侯氏家族，先后将侯氏设立的蔚泰厚、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和蔚丰厚等绸缎布庄改组为票号。这就是山西票号史上著名的“蔚字五联号”。日昌和蔚字五联号在雷与毛的激烈竞争中获得发展，且盈利颇丰。巨额利润吸引大批拥有雄厚资财的晋商纷纷仿效，从而使山西票号迅速发展起来。从1823年前后到1852年，山西票号由一家发展到多家，由平遥一县发展到三县，开始形成祁、太、平三帮票号的雏形。
随着票号家数增多和业务发展，其活动地区也逐渐扩大。据历史资料反映：早年设立的日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票号到19世纪40年代末，已经在各地设立了35处分号，分布在23个不同商业城市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票号在促进社会资金流动、商品经济活跃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已逐渐为社会所公认了。
达到顶峰的山西票号
正值山西票号初兴之际，江南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财政拮据，票号遂借此契机，改变服务方向，从为商人服务转向了与清政府的结合并获得迅速发展。其吸收汇款、存款的大多数也变成了各省官府机构的公款以及地方贵族显宦的积蓄，正所谓“上至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下至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等，无一不存于票庄之内”。
从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30年间，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该时期特点有：
（1）票号数量增多，资本雄厚，达到顶峰。除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外，“南帮”票号开始出现。南北票号之间的激烈竞争形成整个票号业的繁荣局面。
（2）票号存放款业务有较大发展，盈利空前。例如，蔚丰厚票号1879年末实际存款647140两，比1859年增加2.25倍，放款比1859年增加2.06倍。介休县侯氏4个票号在19世纪70年代，存款为资本(524260两)的7.17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票号汇兑款项最多的一年，日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230余万两。
（3）票号与商业的关系加强，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票号的产生又促进了山西商业资本的繁荣。山西票号从平遥、张家口等地向南北方的汇兑，多数情况是茶商到南方采办砖茶运销于张家口、蒙古地区，以满足中俄贸易的需要。
（4）票号繁荣对相关城市影响重大。严格地说山西票号的总号均设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太原城仅有其分号而已。但由于太谷、祁县隶属太原府，故省会太原既蒙其泽，亦沾其利。由于山西票号的兴盛，金融业和商业相结合不仅是太原经济的特点，亦是山西在明清时期经济上的一大特色。
山西票号的突出特征
1.制度创新，运行有序
日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订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抽疲转快、酌盈济虚的资本运营以票号为例：各地票号由于所处地方经济状况和自身业务经营状况不同，以致各票号在现银盈绌和行市疲快上也有所不同，在实践中逐渐创造了一种“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办法来调剂运用资金。也就是在不运送现银的状况下，同一总号的票号在两地开展汇兑业务，以解决现银盈绌问题。这一方法一方面限制了各票号画地为牢，各自为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金，通过支持生产和商品流通，赚取了高额利润，这在票号经营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晋商创造了高度的信用文化，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信用体系。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晋商总结的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培养职业精神，倡导职业信用。职业信用的核心是通过素质、文化、职业教育，通过严格的制度约束，向职员灌输敬业精神，要求职员严于律己，各司其职，形成相互信任、和谐合作的团队。在精心选拔、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约束下，晋商塑造出了令人羡慕的职业商人群体。陈其田先生将山西票庄（号）经营者的职业信用概括为“人本主义”，给予了极高评价：“我们研究山西票庄的结果，可以了解人本主义在中国旧有的政治经济组织的作用。财东信任总经理的人格，以全盘的生意委托他，给他绝对自由，而不过问。总经理对于分号经理，也是如此。政府和社会对票庄的信任，是信任他们个人的信用。票庄经理所以能拉拢公款，因为他们与官僚个人的关系。放款不收抵押，概重个人的信用。汇款的汇费，存放款项的利息，都是因人而异。所以山西票庄不论从哪个方面观察，都是尚人，因人而存在，因人而发达，因人而没落。这种人本主义是山西票庄的一大特色。”
2.官商结合，互为利用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禁榷制度、官工制度相对于前代已经有所松弛。这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并没有完全放弃“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商业资本仍然在统治集团奉行的专卖政策的夹缝中艰难发展。长期以来“朝中有人好办事”的人治观念为各地方商帮竭力追求官商结合的经商之路提供了广阔天地，官与商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商人为了取得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只能同封建官僚结合起来，甚至自己捐有官衔，通过官僚的庇护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官僚为了取得经济利益也乐意为之。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升迁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富商大贾的金钱支持才能顺利实现，官商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在我国封建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官商。商人凭恃官僚的权力去不断地追求财富，并通过“官商”的形态实现了两者的一体化。作为官商不仅可以经营国家所控制的特殊产品，而且可以惠泽于宗族、亲戚，保证在其商业活动中获取高额利润。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中的资料，山西票商中有日昌、蔚泰厚、大德兴、元丰玖、志成信、锦生润、协同庆、协和信、干盛享、其昌德等票号的东家21人输银捐买官职。同时，日昌、天成亨、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巨兴和、隆盛长、万成长、聚发源、万成和、万成合、义兴永、光泰永13家票号的26个掌柜人均报效6182两，获得各种官职。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西票号的业务重点也逐渐由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以承担清政府的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为大宗，从而造成畸形发展及其最终的衰落。晋商一方面从官款汇兑业务中获得了大量利润，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或官员们垫汇、垫借了大量款项。晋商贷出之款已逐渐超过了存款，而且政府对票号的透支大幅提高，官员们私人的贷款也大大增多。晋商的经营风险也越来越大，一旦政局变动，票号垫借的政府公款与权贵私款便无人承担，各地政府的大量财政借款无法收回。
不久，外国在华银行林立，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清政府也先后成立了大清、交通、通商等银行以及各地的官银钱号，从而使长期称雄商界的山西票号失去封建金融业的霸主地位。当时，山西票号各自为政，势单力弱，而且墨守成规，不思革新。因而，势力日渐衰微，难与大清及外国银行相抗衡。一遇倒账风潮，外国银行凭借实力，大清银行依仗官势，均可规避，唯晋商票号损失甚多。
结语
明清晋商的信用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晋商完善的信用制度，对中国近现代商业、银行业的启蒙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山西票号何以能在几十年中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其根本原因在“信用”二字。对于票号,最讲究的是信用，存放、汇兑、提现，每一个环节都在体现一个“信”字，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遭到挤兑、倒账的命运。票号之所以根基巩固，首靠信用卓著，二靠资金雄厚，三靠用人得当，四靠制度严密，五靠经营谋略。
票号由盛而衰，也启示我们，面对诚信日趋衰落的客观现实，不应回避、畏缩。根除当前社会信用缺失现象，建设信用社会，一方面要大力弘扬传统的晋商精神，另一方面要借鉴、吸收现代信用文明的成果，并将晋商的管理方法、制度创新、营销观念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其目标是建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信用制度。
晋商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晋商文化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其精髓有众多的表现，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诚信义利的价值观。
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晋商与关云长乃乡亲关系，将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除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分别崇祀关帝、天皇、马神外，其余13个山西同乡社，全部崇祀关帝。同时存在的38个商业行会，一半以上也供奉关帝，以关帝为偶像。据老商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必先修关帝庙。清末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并且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明清度量衡1斤为16两，晋商制作的杆秤上分别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福禄寿三星来代表16两，一代接一代的商人们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缺1两则少福，缺2两短禄，缺3两折寿，如果还往下缺就天理难容了，而且用来做秤星的材料必须是黄黄的铜片，不能用黑铁片，寓意是不做黑心秤。
晋商把诚信挂在嘴上，放在心里，做在事上，无论是对待客户，还是对待员工，以诚待人，诚实守信，在把生意做大的同时，赢得了口碑，生意做了几代人，足迹遍布几大洲，是响当当的大商帮。
【晋商●文化】晋商文化的精髓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国传统道德中，诚信被看作“立身之本”，“举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孔子甚至认为可以“去兵”，可以“去食”，而不可以无信。到了21世纪的今天，虽然世事更替，时代变迁，中华民族看重诚信的精神仍然延续不断。而诚信，正是晋商文化的精髓和最宝贵的财富。
明清时期，晋商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并称雄全国商业资本，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而且执全国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晋商的事业如日中天，贸易活动享誉京师、连通四海、远涉国外，在全国近百个大中城市设有商号400多个，大量的财富涌入晋中，“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而晋商之所以能纵横商海，业绩辉煌的根本，就是他们能够坚持“诚信无欺、信誉第一”的商业道德。
现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规基础上的，但在过去的中国农业社会中，人的营商行为并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约束，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而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是尤为难能可贵的。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特别是将“诚实守信”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是先做人，后经商。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方行研究员认为，“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是有很高的评价的。好比道光年间许梅曾经讲过，他说，‘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就讲过，他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经历时光的检验，诚信成为了晋商最鲜明而历久不衰的招牌。
晋商“诚通四海，信达天下”的精神，首先表现在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尤其重视商品的质量，尽力在每一次的买卖中都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晋商的商业活动涉及范围广泛，其中不乏珍稀物品的买卖，在这些价高利大的买卖中，晋商更是能坚持自己的信条。如以制炼龟龄集和定坤丹而享誉海内外的太谷广升远药店，进货绝不进次品。人参必须是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必须是黄毛茸或青茸，严格保证质量，确保商业信誉，以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决不抛售。热播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复字号将伙计掺假的胡麻油降价作为灯油出售，并处分了责任人这一情节在历史上实有其事。这样做商号虽蒙受了损失，但信誉更为昭著。这在晋商中叫“宁叫赔折腰，不叫客吃亏”。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互相依存的。只取不予，贪图暴利，坑害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一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长期合作的基石，反之，虽然商号暂时蒙受一些损失，但却赢得了信誉，近悦远来，商业越发繁盛。
晋商的诚信精神，还表现在他们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过程中，商号之间资金经常相互“拆借”，叫做“相与”，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借贷款项。他们对待“相与”极其慎重，经过了解，认为对方重信守约，才与之银钱来往。既经来往，就是对方中途发生变故，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 如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该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其“相与”的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并且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无资金的状况下全靠借贷维持，仅将字号改名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账，全凭着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该号受过大盛魁“相与”的帮助，不能过河拆桥，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设法从经济上、业务上支持大盛魁，帮它渡过难关。
晋商在为人处事上，也表现出诚信忠厚的美德。孟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不少商人“率辄心计，尚诈伪，由是术辄倍息，独君异其趣，……人咸谓君长者，多倚为重”，后“累致万金”。电视剧里乔致庸在高粱霸盘中赢了达盛昌，并不乘胜追击，置对手以死地，而是以德报怨，情愿回收10万两银子的高粱，解了对手的燃眉之急。他的理由是，山西商人不应该搞窝里斗，应该抱成团，以和为贵。一家有难，大家帮衬，不以邻为壑，落井下石。实际生活中，乔致庸不仅团结了大批客商，尤其对经营不善的商家更为宽容，对那些亏了本无法还债者，对方拿什么抵债都不计较，还不了也不逼迫，从未因债务纠纷打经济官司，以德服人，树立了自己在客户心中的良好形象。
晋商的诚信，也表现在他们从来不发不义之财上。如祁县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晋钞大幅度贬值，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当时大德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可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并且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使票号信誉益着。
晋商所开办的“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以票号而言，最讲“信用”二字，存放、汇兑、提现，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在一个“信”字上，稍有差池，信誉不保的话，也就不用再说盈利之类。票号是晋商的商业活动中极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一纸汇票千里传，万两银子立刻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的支撑，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而晋商的票号，在中国独领风骚上百年，其中也正是体现了一个“诚”字。在票号内部，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庚子之变，京津局势一片混乱，而晋商处乱不惊，正常开展兑换业务，甚至当客户无甚凭证时，仍然坚持以信为本，解人燃眉之急。 蔚丰厚执事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中说“自庚子之变回京后，独我西号声价大增，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此诚为商务之大局。”他在《山西票商成败记》序中说：“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号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天通国，名誉着于全球。”
更加令人信服的是，即使有的票号濒临倒闭，也仍然坚持信誉第一的精神。如驰名中外的平遥日升昌票号，在金融界活跃90年后，于1914年倒闭。当时《大公报》曾有人撰文分析其倒闭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票号衰落有政治的历史的原因，但票号已频临倒闭，仍为维持信用而三年不停利，可见“信誉”二字在晋商心中的地位是高于一切的。
诚信是晋商对现代民法原则的超前把握和生动实践，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他们的经验证明，信誉是企业的生命。无论在何种买卖活动中，诚信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更迭中虽然晋商的业绩大多已烟消云散，但其“信达天下，诚通四海”的文化精髓将永远熠熠生光。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也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启示作用，信用社会的最终建立正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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