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精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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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精神是什么

　　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

　　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着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推荐阅读：三晋文化历史发展

　　解读晋商精神

　　一个甲子前倨后恭

　　晋商曾经的辉煌让一个甲子以来总是在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后恭的山西人可以说一句：咱祖上也阔过，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阔啊，是横穿明清两个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欧亚美非数大洲的商帮之首富呢！

　　之所以说是前倨后恭，也确有原因。

　　先看前之倨：

　　首则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国家计划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国的60年历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较之全国其他地方，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当今人们的理念是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话语权，可这是当今的理念，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资源给山西带来的是大投资，但利润并没有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计划经济”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气，可惜，那近30年中计划几乎天天伴着没完没了的政经运动和上下左右的社会折腾，疗养至今也未必结束【注1】；但因了那重型基地，还是建成了重型机械、钢铁、军工、铁路机车、化工、水泥、电力的倚重型的工业格局，城市的居民确是“被分配”就业相对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则山西的农村虽然一如其他地方贫穷，但其地理纬度适中，自然条件虽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却较之动辄水虫雹冻的难以预见尚未到更坏，加之山西历史上即人文积淀深厚，儒释道荟萃，尤其两千年的崇公（关公）尚义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民风淳朴，注重亲缘关系，相对暴戾之气较少，人际合作的基础较好，出现大寨这样的农村榜样还真不是偶然。

　　再看后之恭：

　　这个甲子的后30年，山西先是惯性地被罩在了从前中央政府五年计划的投资阴影下走不出来，但渐渐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发现这个真是不大灵光了，山西廉价出卖的是自己脚底下优质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和资源补偿费用，更重要的是旧的设备无法得到更新升级，体制转型中许多既有的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关系的调整，在种种追求急切改变困境的浮躁心绪支配下，不规范的运作、不安全的开采不仅导致矿难不断，竟使山西政界官场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里安放”？【注2】山西的民众包括那些“煤老板”也同样惶惶然摆脱不了资源的梦魇。制度转型中的种种欠缺，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不仅贫富严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们的精神涵养和修行。

　　他们成了发山西煤财、炒北京别墅、飚越野悍马的暴发户。

　　三晋大地上空漂浮的悬浮煤灰，在不到百年时间，竟然把晋商五百年的历史的辉煌遮蔽得如此严密？（图片说明：山西灵石晋商大院——“王家大院”石雕）

　　躬身探究晋商精神

　　随着这后30年的恭（躬）下身来近距离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帐，跨越狭隘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藩篱，不断有学者探究着晋商的种种足迹事迹事业视野。

　　虽然躬身有些许被迫之意。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日本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动了在山西的金融经济史学者【注3】。建筑学家阮仪三先生铲下救出平遥古城，否则，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个真实可触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后来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文学作品却恰恰曲解了真实的晋商精神。譬如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用不着苛求文学、小说。有如在相当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一些极抽象又被滥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而来，甚至是靠“半夜鸡叫”般的荒唐，刘文彩、南霸天之类的残暴获得的，其谬音流布，虽于今尚有余韵，但因其弄公权以欺世人的太过拙劣，在残存的晋商史料记载面前，已成为令人宽容大度哑然失笑的证伪例证。

　　那些浩如烟海的林林总总的史料里发掘到的晋商共有的品质灵魂有哪些？尽管见仁见智，但晋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入繁地来概括：

　　义——即崇尚正义，以义制利，义乃正当正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制度中的从不强迫他人清欠、但底线即商务绝交，仅此而已，并不断人其他生路，这虽是没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权力维护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以自己承担“无限责任”风险的商人，可以当得起义薄云天了。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一句古老的法赝：“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价值的普世性就在于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

　　诚信——即古往今来海内境外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论其习惯还是成文）“帝王原则”。如果说义是做人的底线，诚信则是商人的底线操守，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判断，在熟人社会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晋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道路，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保留这样的铁律，并使之成为桑梓地经商处世代接替的社会遗传密码，以至于海外的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度至今都以晋商售茶作为诚信的化身和代表。家传的口述的书载的史记的不可枚举。谨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晋商的诚信是味良药，日久见真心，由此而来。

　　重商业——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称作儒商（此处儒字泛化为读书修文之意，并非仅仅属于某流派学说），对内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挑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他们不在意，倒是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隐隐约约掺进去些不大纯粹的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理想。其实晋商真是把皇权社会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唏嘘叹为观止！

　　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等等，几乎是所有兴盛数代的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题中必有之义。无须四处搜寻翻检，随便打开一本晋商史料，都能找到这类大同小异的“章程”“规范”。“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注4】至于什么赌钱嫖妓、纳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当然规定是规定，但违反者总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但规则的制定就是被违反的，否则规则即失去了规范定则之义。所有的规范可能都意味着不容易做到，明清晋商的身体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认。奠定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下不啻最高道德群体——官宦大夫科举士人。故而才有所谓雍正皇帝之叹：山右之人一等者经商，次者力农，再次者方去读书。

　　乡缘和为贵——所谓乡缘地缘是晋商规模拓展的规则。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注5】和为贵本就是儒家和谐文本的基础，也是经商之人崇奉和气生财、互利多赢，不然则商战不断、内讧纷起、煞星戾气、不剩赢家。

　　但是，有原则的和方为尊贵。晋商普遍的用人原则为“用乡避亲”，有人谴责这种用人方法的封闭性。其实第一，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迟缓的农耕皇权社会下，公共服务保障匮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具有乡（地）缘的熟人，对自己的商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监督成本，对本乡而言正是惠及乡里的根本举措。

　　第二，用乡而避亲（如通常不用少爷、姑爷和舅爷）既避免了最常见的角色冲突，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职业经理人（掌柜）的积极作用。这较之现代企业的人际管理并不逊色。

　　第三，这种由乡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互助合作模式，担纲了皇权社会下基层社会公**品匮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晋商能在五百年间和谐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这种运作不独晋商，其他商帮也多少都是实行类似的社区关怀，包括儿童的教育、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五保”，只可惜未能发展出现代西方家族企业的托拉斯（Trusts，即信托基金），或假以时日有所镜鉴，尚可期待？

　　第四，晋商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其著名的学徒年资身股分红制，更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方出现的“人民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期权激励机制的古代中国版。仔细观察晋商的制度，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那种千年易过而人性难变的普世沧桑。

　　第五，晋商和谐发展的精神基础集中体现于崇公好义。其外化形式即关羽崇拜。关羽也起到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图腾偶像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华人的商铺、店堂、甚至办公室都供奉关羽像，不时顶礼膜拜。对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义制利，取财有道，谨记在心……虽并不一定有法律强制力，但日久成习惯，动辄就大喝：此是否不义之财？晋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这样点点滴滴渗进经商人的头脑之中，逐步内化成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内地这样子的摆设开始是“港化”的时尚而已，是否也会由外而内，水滴石穿渗进心中，百年风尘洗涤干净，需要时日。

　　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

　　一、重商立业、以商为本的价值观念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这是一种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清朝山西巡抚刘于义给皇上的奏折中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读书应试”。当时谚语“有儿开商店，强于做知县”，“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家有资财万贯，不如一片小店”等在山西广为流传。乡民说起“人家是做大买卖的”时，在语气中包含着一种对人格品质的肯定与精明、干练的褒奖。姑娘找对象，一听说对方是“买卖人”，婚姻大事多半能成。流传于山西民间“俺娃蛋，俺娃亲，俺娃长大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馨”。“咚咚喳，娶来啦，俺女儿不嫁啦，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女要嫁那字号里的掌柜的”的民谣儿歌表达出了这种感情。一直到今天，在山西如果需要陌生人帮忙时，仍然称“伙计”表示尊重与亲切，就像其他地方喊“师傅”一样。这种以商致财，用财立本，重商立业，以商为荣的人生价值观，是山西商业发达的、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和土壤条件。这在当时社会是巨大的进步，这也是山西能够商业人才辈出、晋商得以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年的主要原因。

　　这里举一个在上商言商的典型列子：当时全国的商界公推的“十大掌柜”之一的贾继英（1875---1944），字俊臣，祖籍榆次郝家沟。这个人在晋商中大德恒的掌柜，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太后特诏御赐贾继英筹办户部银行。当时本银为400万两，次年银行开市，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银行资本已增至1000万两，遂该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贾继英仍任行长。推翻清朝以后，阎锡山请他当晋胜银行的行长，并代办“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民国15年（1926年）设“斌记五金行”，贾继英仍任经理。民国24年（1935年），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绥西垦业银行、晋北盐业银行共同设置“山西食物十足准备库”，由阎锡山亲自兼督理，贾继英任经理。后来他受孔祥熙邀请出任中国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并兼任大西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的主任，此外还兼任了甘肃省银行督办，直至民国33年（1944年）患肾炎病故于兰州，时年70岁，葬于兰州市南玉泉山魔。他曾创办了山西晋华纺织厂，兴修“天地渠”，筹资兴建甘肃矿业公司，静宁罐子峡煤矿、徽县炼铁厂，窑街水泥厂等企业。他的这些经历说明可什么问题呢？晋商也好、大清也好、民国也好，不管阎锡山还是***，都要用这个人，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号称“金融泰斗”啊！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没有贾继英”，由此可知其赫赫威名，这也印证了现在公认的一个观点：企业家是稀缺的宝贵资源。这个人还有更加可贵之处，就是送礼行贿全都不要，死后处留下一些他喜欢的字画以外，银行没有分文存款。我们现代企业家就应该像这样的人学习。我们当代企业家应该以贾继英为榜样，在商言商，以商为本，廉洁敬业，心无旁骛，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行家里手，把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强做大企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并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二、博大宽厚、胸怀全球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又具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商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更具有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商务纠纷和协调东伙关系的大家风度。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晋商是“走出去”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整个中国版图甚至世界版图都在视野之内。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形成了一种商业大气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守旧，也并不是什么“守财奴”、“吝啬鬼”、更不那么“小家子气”。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

　　晋商每到一处，则组织商会、建立会馆。各店如同一家，彼此联结起来，互相提携，一致对外，应对竞争，维护共同利益，形成一个纵横链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晋商行会还具有组织市场公平交易、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等职能。凡地方义举，象修桥、铺路、建寺、修庙，晋商无不解囊捐助，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杭州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

　　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商号与商业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经过再三了解后，认定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词谢绝。既成“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帐，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如民国初年包头双盛公财东杨老五欠复盛全白银六万两，无法偿还，杨老五给复盛全财东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现洋一千元，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即算了结；广义恒绒毛店借复盛西五万元，仅以数千元的房产抵偿了事。晋商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舍钱买个厚道，不愿动不动打官司，舍钱买个害。

　　三、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晋商的根扎在山西悠久深厚额历史文化土壤中，依靠黄土文化赋予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诚信笃实，刚健有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的创业进取之路。商号掌柜、伙计长年伏案劳作，经常熬夜，加上环境阴暗潮湿，半数以上的得了痨病（肺结核），他们毫无怨言，仍是一丝不苟，爱岗敬业，形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晋商的开拓性非常强。晋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终年风餐露宿，酷暑严冬，盗匪横行，丢命失财时有所闻，但他们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处处表现出艰苦创业、不畏冒险的敬业精神。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北走蒙藏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杀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

　　我国除“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茶叶之路”。晋商开拓的那条茶叶之路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仑，再到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这条“茶叶之路”比“丝绸之路”还要长。榆次常家是做茶叶生意起家的，其祖先长年累月用独轮车把福建武夷山的茶叶，一直推到蒙古的恰克图贩卖，终于创下常家诺大的家业，为此常家后人至今仍把独轮车尊为传家之宝。

　　日升昌票号海南分号的郝可久携带大量钱款，从海上乘船回山西总号，途中遇到台风，漂流到菲律宾，辗转三个月才会到总号，钱款无一缺失；广西分号的白沛李携带钱物回总号途中，遇到土匪，他赶紧将钱物埋到树下，与土匪巧妙周旋，。终于满载而归，银钱分文未失。商号伙友忠心侍主、协力同心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创新就是发现、发明、创造、进步。日升昌的创立者李箴视、雷履泰正是因为有极强的创新精神，才能在全国性的大商业网络中，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果断的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由颜料铺的传统经营转而创立票号，断然将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经营分离开来，创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私人金融机构，勇敢的站在当时商品经济的潮头。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是日升昌的又一特点。以金库的选址为例。据说日升昌票号的金库，最鼎盛时期占到全国金库储备的80%，这么大存量的金库设在何处，是最大的金融秘密。雷履泰的思维很独特，采取“反弹琵琶”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把金库设在日升昌深宅大院后面的隐秘之处，而是设在店铺门面左侧的茶炉房内，金库地洞的出口就在烧茶炉的柴火堆下。

　　四、严格严密，完整有效的管理制度

　　首先是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晋商由于实行了大掌柜（总经理）负责制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而摆脱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根本缺陷。大掌柜（总经理）对资本运用和人事升降全权负责，财东（董事长）不得干涉。财东不在商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示商号内的人为自己办事，不干涉商号的业务。大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财东不得以商号的名义在外活动。在各个商号历任财东和历任大掌柜的名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任财东都是一个姓，有父传子，也有兄传弟，而历任大掌柜却均是不同的姓，体现了选贤任能，经营权不祖传的原则，从而摆脱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根本缺陷。例如雷履泰的接班人选聘的确实三掌柜的儿子。

　　其次是现代企业制度，即规范科学的股份制，一般认为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尽然。早在明清时代，这种两权分离的股份制已有晋商成功推行。晋商不仅推行资本入股，

　　而且独创人身顶股，与资本股一起参与红利分配。晋商的股份制独具特色，分银股和人力股。

　　人力股，也叫人股、身股、劳股，指票号内的伙友，根据能力大小和岗位身份差异，贡献大小，由财东（董事长）和大掌柜（总经理）定期评定每个伙友的人力股份额，从1.1股到0.1股不等，不搞终身制。银股、人股同股同酬，享受票号四年一次的股金分红。比如，最多的一次分红，大掌柜分到白银1.7万两，小伙计分到1000两以上，年平均200多两，而当时县太爷的每年年薪才45两。晋商实行人力入股，银股人股同酬的分配制度，不仅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伙友的敬业精神和积极性，而且对稳定中上层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起了很大的作用。

　　晋商还实行良才录用、规范管理的严格制度。用请掌柜、写合约、定人股来规范东、掌双方的权益和行为。大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大掌柜则作到忠心事主，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太古曹家聘用的“富生峻”钱庄的首任经理，因经营不利，几年间把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曹家问清原因，不但不加责难，反而三番两次付其本钱，让其在干，后终于转败为胜。不仅使“富生峻”起死回生，而且又开设了“富盛泉”、“富胜长”、“富盛诚”、“富盛义”四家分号，这位经理遂成为效忠东家，敏惠干炼的商场名将。

　　资金由总号统一调度，分号按总好授权分工负责；账目实行日结、月报、年清制度。伙友三年不准请假；每日店铺都要点检，多出来的银两一律没收，少出来的一律照赔。凡此种种，一整套管理制度近乎苛刻，但都能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保障了商号的规范运作和金融安全。

　　商号的保密管理制度更是别具一格。信汇有专用信封、信稿及格式规矩；行文采用密押，如1—9个数字用晋、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名代替；万、千、百、十、两、钱用五言诗“世事多变更、诸君宜预防”代替；年、月、日均另有代码字。汇票还采用先进的水印防伪技术。

　　日升昌票号的大方印，他们一锯为三，大掌柜执1/2，二掌柜、三掌柜各执1/4，三块印同时捆绑盖章才算有效，防止个人独断专行。

　　晋商各号均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条例，上至掌柜、账房，下至伙友、学徒，均受其节制。无论是谁，只要忠于职守，有功于商号，均予奖酬，或提拔重用对贪污挪用、嫖赌吸毒、营私舞弊、打架斗殴的，立即开除出号，而且其他商号也永不会录用。因此商号的人一旦失足，遂为同行所耻，乡里所卑，亲人所指，从此失却营生，再业无门，更无颜回归故里。故作弊即等于自毙，人人戒之。在这一氛围长期熏陶之下，晋商逐步形成了人人洁身自好、努力任事、争做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

　　古今中外无数事例都说明，有一套好的制度，懒人可以变勤劳，笨人可以变聪明，没有钱可以挣钱，没有人才可以吸引，没有技术可以引进或创造，管理漏洞也能堵死。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制度，聪明的人会变笨，勤劳的人会变懒，管理漏洞反而会越来越大。

　　五、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

　　诚信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作为国家繁荣、企业兴旺、家庭和睦、个人尊严的源泉，起着基础和阶梯的作用。

　　诚信经营是晋商创造辉煌的主要秘诀之一。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重于一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采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的近悦远来；有的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债，则主动代先人偿还。诸此之事，屡见不鲜，在国内外传为美谈。

　　信誉高自会招徕主顾。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茶庄经营的某一种牌号的砖茶后，长期够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他们甚至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双方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要办到。其指导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对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搜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梁启超层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山西民风平和而忍耐，俭朴而淳厚，刚直而重实行。在义利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所到之处，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关帝祭拜是中国宗教发展中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结晶。要求商人恪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先义后利、意义制力甚至舍利取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清代晋商乔致庸提出：“首重心，次讲义，第三才是利。”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

　　六、乐善好施、济世悯人的社会责任感

　　晋商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事业视为“陶朱事业”，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感。临汾民间至今流传着“家有千贯，盗贼一半；家有万贯，皇上一半”的调侃民谣。

　　晋商不仅要让自己富，还要让自己的家乡富。他们作买卖时，让利销售；对于钱债无力偿还的就一笔勾销；对待下人和雇工和善，待遇丰厚；经常救助灾民，投资公共设施建设，造福一方。正是因为晋商的这种宽大的胸襟使得不论朝廷还是人民都拥护他们，这是晋商成功的关键。乾隆《临汾县志》对亢家有这样的记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襄汾南高刘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设赈棚，办义学，筑城池，村人建有“德行坊”,皇帝敕建了“乐善好施坊”，碑文中曰：“富者多骄，而公独尊;

　　人抑已富者多吝，而公独仗义疏财“；清朝儒帅左宗棠曾给襄汾刘家题词：“五福有源惟积德，六经为本足传家”。推荐阅读：三晋军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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