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悠远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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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悠远历史文化
山西历史：三晋的历史由来
赵氏、韩氏、魏氏原为晋国六卿，前403年，周天子承认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因此，在《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中，将赵、魏、韩三国合称为三晋，其地约当今之山西省、河南省中部北部、河北省南部中部。现在三晋统指山西。
从现有的文献看，道家的传播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方面。北方方面又分为以三晋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齐国的黄老学派一支，其共同特点是以“道”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明显的“入世”倾向。南方一系则为庄子代表，发展《老子》去“欲”之说，进而将“长生久视”的取向扭转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遥”，表现出明显的“出世”倾向。
北方系的三晋的一支有《文子》一书。过去普遍认为《文子》是伪书，是后人摘抄《淮南子》凑成的篇章。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汉墓葬中出土竹简中有《文子》，经整理于1995年公布。竹简共227枚2700余字。竹简的出土，使古本《文子》的面目大体地浮出历史水面。与郭店本《老子》显示的老子之学的基本倾向一致，《文子》主要从《老子》的无为、尚虚、贵柔及主在人后的宗旨出发，推阐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
古本《文子》假托周平王与文子对话。学者认为，这不是无谓的设辞，文子是晋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学术背景正以三晋的史学为背景，这与我们对老子学术背景认识有一致处。而且，据魏启鹏先生考察，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三晋介绍
韩国
韩国是战国时期由华夏族（汉族别称）在中原地区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国君为姬姓韩氏。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建立。开国君主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迁都新郑。前230年被秦国所灭，所在地设置颍川郡。
约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后的西周时期，周朝实行分封制，大封诸侯。周成王时，周公旦摄政，平息了商纣王子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周成王再次分封，封其弟于唐，号唐叔，国在燕国之西，即今山西河津县东北。因在晋水，后改成晋，韩国的先人春秋时为晋国大夫，受封于韩原（今山西河津县东北）。春秋末年，韩贞子迁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赵国
战国七雄之一的诸侯国，赢姓，赵氏。公元前403年，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赵国建立。[3]初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后迁都中牟（今河南鹤壁市，一说河南中牟），又迁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后为秦国所灭。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西有秦国，南有魏国，东有齐国，东北燕国，北方则是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民族的地域。
魏国
魏国是周朝时期由华夏族（汉族别称）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姬姓魏氏，始祖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十六年），魏国被晋献公攻灭，封给毕万（战国时魏国国君先祖）。《诗经·魏风》当中的“魏”指的就是春秋时代的魏国，而非战国时期的魏国。
前376年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魏国建立。也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之一。前期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魏惠王由安邑迁都到现在河南开封的大梁后，魏国亦称梁国。
魏国后为秦国所灭。疆土约包括现时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当时它西邻秦国，东隔淮水、颍水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南面有鸿沟与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推荐阅读：三晋文化历史发展
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
三晋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经历了数千年的辉煌。她滥觞于尧、舜、禹的传说时代，成熟于西周初年的叔虞封唐，兴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以今山西为主体而跨越今河南、河北、内蒙和陕西等省区的中原地域性文化，她既不同于典型的宗法制鲁文化，也不同于颇具折衷色彩的齐文化，又不同于南方楚文化和后起的秦文化，更不同于地处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综观三晋文化的源流增变，其历史特色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适应性
《左传·定公四年》载，叔虞封唐时，“（周成王）分唐叔以大路（战车）、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姑洗（之钟），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居于夏墟，启以复正（政），疆以戎索（俗）”。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教导夏民，以戎法治理戎人。这是周久，实际上是周公，给叔虞制订的施政纲领。因为唐国地处原来夏人的故墟，四周又遍布戎狄部落，所以，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夏戎之政治理夏戎之地，以夏惑之法管理夏戎之民。这在当时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谓“启以夏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在叔虞的封国之内，维护夏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暂不实行西周王朝制订的新的宗法礼乐制度。所谓“疆以戎索”，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按照戎狄的生活习惯（戎索）分配土地，不像鲁卫农业地区按照周法分配土地”。也就是说，周天子特许唐叔虞从唐国人文地理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有别于鲁、齐、卫等正统农业宗法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这不仅表现了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的博大气度，也表现了他们的政治远见性和策略灵活性，值得后人称道和效法。
唐叔虞遵照这一方针立国治民，鼓励民众兴办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数年之后，其政绩已是斐然可观，出现了“异亩同颖”，即不同的田地都长出了特别高大丰满的植株，标志着农业获得了大丰收。这就使一度极为混乱的唐国政局安定了下来，使唐国民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唐国附近原有的许多戎狄部落，也都先后归附了叔虞。为此，周成王和周公分别作了《馈禾》和《嘉禾》诗，肯定和表彰了叔虞治唐的政绩。三晋文化的适应性，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开端。
此后，周边戎狄部族日益归附，使晋国（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晋）领土日益扩大，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与日俱增。至晋献公时，晋国灭国二十，统一了今山西南部，并占有今河南北部的部分土地。到春秋中期，周天子权威日衰，中原地区成为大国角逐争霸和戎狄入侵蚕食的场所。晋文公顺应时势，对外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对内锐意革新政治，在与强楚的“城濮之战”中“一战而霸”，确立了晋国百年强国的地位。战国初期，魏文候任用李俚等人，顺应历史趋势，从实际情况出发改革魏国政治，开始变礼治为法治，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政策，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早强大起来的国家。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因地制宜，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移风易俗，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扩地数千里，几乎实现了南下灭秦，统一天下的大业。这些成就，都与三晋文化的适应性有着紧密的关系。
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三晋地区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交错杂处的特殊地域，南部为发达的农业地区，中部为农牧业共同发展的地区，北部为典型的草原游牧地区，总体上说，人文和地理环境极为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求同存异，实行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才能安定社会，谋求发展。
从唐叔虞立国之始，晋国就实行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政治上宽容大度，文化上兼包并收。叔虞封唐后，即把曾经响应武庚叛乱、战败失国的原唐国国君及其宗族遗民，迁往镐京附近的杜（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史称唐杜氏），仍让他们在周朝供职，还占有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公元前 520年，晋人灭白狄之鼓（今河北省晋县一带），虽然暂时俘虏了鼓国国君驾（革是），而最终又让鼓人恢复了自己的国家。（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及《国语·晋语九》等）至于著名的“魏绛和戎”（ 详见《左传·襄公四年》）以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详见《史记·赵世家》及《战国策·赵策》等）的改革，更是晋国和赵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宽容政策的集中表现。
总之，晋国之所以能以立国时的区区百里之大的地盘，经过春秋前半期的不断融合诸侯，兼并邻国，到春秋中期渐渐拥有今山西全部和河南北部，而至战国中期成为地跨今冀、豫、陕、蒙诸省（区）的三晋强国，决非偶然。它的滥筋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治宽容和文化兼包的特色，显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三、违背正统、离经叛道的创新性
三晋文化的这一特色主要是针对周天子及鲁、卫等诸侯国典型的正统宗法制文化而言的。所谓违背正统，就是违背正统的宗法制的礼治传统；所谓离经叛道，就是离封建宗法制的礼乐之经、叛血缘宗法制的“亲亲”之道。西周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家国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二为一，“同姓从宗合族属”的血缘实体。周天子既是君临万物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是天下百姓共同的宗主和严父，而各国诸侯对本国的臣民来说也具有这种政治和血缘的双重身份。由天子至于士民，层层分封，等级森严，根据血缘姻亲关系的远近亲疏来确定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与继承，从而达到巩固宗法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目的。但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三晋文化体系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是较为淡薄的。
晋国自春秋早期的昭候以来，百余年间王位的争夺篡弑，史不绝书，并在春秋中期先后发生了曲沃灭晋翼、献公灭桓庄之族以及骊姬逐杀群公子的内乱，演出了一幕幕宗族血亲之间骨肉相残的惨剧，使晋国公室宗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就这样，维护晋国宗法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较早地被割断了，从而至晋文公时就形成了其他诸侯国少有的异姓卿族专政的政治局面和军政合一的政权体制，对晋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因如此，晋国政治才具有了尚贤、尚法、尚公、尚义乃至尚侠的传统，致使三晋文化也呈现出种种非正统的色彩。
唯其尚贤，晋国统治者能够不受宗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在异姓卿族和他国的逐臣逃臣中选贤任能，出现“楚材晋用”的局面；晋国大臣中也形成了举贤荐才的良好风气。晋文公时，老资格的赵衰避贤让权，极力推荐先轸等贤才担任军政要职；晋悼公时，元老重臣祁奚荐贤，有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表现。唯其尚公，晋国的卿族、士大夫等，一般不念私怨，不报私仇，不争个人名位，不计个人安危，而是忠于公事，死于公敌，表现出高尚的忠公品格。荀息死于晋献公之托孤；先轸因国事而唾辱晋襄公，并因此而杀身自赎；魏绛冒死戮辱晋悼公之弟杨干之御等，都是其中的杰出表现者。唯其尚法，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即产生于春秋末期的晋国，并由范宣子铸于刑鼎，公布于众；到战国时，三晋又成为法家的摇篮，早期法家人物如吴起、李悝、西门豹等，使三晋的变法运动起步早而见效多。唯其尚义、尚侠，晋灵公时，程婴、韩厥等义士，前仆后继，为解救赵氏孤儿上演了一出豪壮惨烈、震撼古今的大悲剧；战国初期，又出现了豫让为谢主恩，不惜吞炭漆身，决意刺杀赵襄子的侠义之举，让古今义士为之动容。
显然，三晋文化的反正统色彩，同样可以追溯到“启以复政，疆以戎索”的方针。这一方针，与三晋大地特殊的人文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相结合，决定了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
《诗经》与三晋文化的关系
三晋大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也是中华民族灿烂传统文化的摇篮。它的“根”可以远寻到古老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但有文字记载的较为明确可靠的要算《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
《诗经》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而在弥足珍贵的“十五国风”里，晋地就占有其二，这无疑是领略西周到春秋时期晋文化风采、寻找晋人最早的文化之根的一扇最佳窗口。
一、“魏风”和“唐风”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诗经》中的“魏风”之“魏”不是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而是在西周就已受封立国的魏国，其地点在今山西省运城地区芮城县境。清人陈克云：“魏在商为芮国地，与虞争田，质成于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国，改号曰魏。《春秋》闵公元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晋献公灭魏（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是晋有魏氏），今山西解州芮城县是其地。”《史记》云：“魏，大名也。”后汉服虔释曰：“魏，喻巍巍高大也。”
“魏风”七篇皆无事实可考，大抵皆为不满魏国末年政治的话。推知此七篇诗作的年代，当在魏国将亡之前，即春秋时代（前 661年）以前。
唐，古国名，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唐”的意思是大，《说文》云：“唐，大言也。”周成王以唐地封弟叔虞，史称唐叔虞，后因南有晋水，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朱熹《诗集传》云：“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优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吕览·当赏篇》载晋文公曰：“若赏唐国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左传》载，吴公子札在鲁国见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深也。”所以，春秋时也有称晋为唐的。
“唐风”共计12篇，据《扬之水》小序，以为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此诗确有“从子于沃”之句。又《左传》云：“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采苓》小序云：“刺晋献公也，晋献公好听谗焉。”所以，“唐风”中最早的诗当在昭公初年，即周平王时代；最晚的诗到晋献公中期，时间跨度为 100余年。
“唐”地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唐风”产生的地域，大约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为辐射中心，兼及太原东南部的一些地区。故清人陈奂云：“晋阳、平阳皆尧旧都。”诗作“本尧之遗风，仍其旧号，谓之唐。”
二、《诗经》中的“三晋名物”
宋人王应麟认为：“格物之学，莫近于诗。”其实，孔子早就强调过《诗》的认识名物的价值，因为它有助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它可以作为“百科学书”教育学生，也可以让后人了解先民的生存状态。
“魏风”和“唐风”涉及到了很多三晋名物。其中，树及灌木有14种，如桑、桃、棘、檀等；粮食蔬菜有六种，如禾（小米）、黍、稷等；野菜药物有六种，如苦（菜）、苓等；动物有五种，如鹤、鼠等；衣物有八种，如葛履、角枕等。这些名物说明：
一、晋文化是内陆文化。“魏风”和“唐风”中的诗很少叙写水、鱼之类，而多有树木山林的描写，说明三晋具有“山文化”的特点。
二、农业文明是晋文化的“支柱产业”。
三、晋文化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诗经》中的“三晋风情”
朱熹《诗集传》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他又在《楚辞集注》中说：“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风”是从先民心底流淌出来的歌，贴近性灵，贴近生活，贴近乡俗。反映晋人生活的“魏风”和“唐风”虽然只有19首，但却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晋地风情。
一、缝衣歌
“魏风”中的《葛履》是最古老的一篇缝衣曲，寄托了缝衣女的无限惆怅。诗中言道，女方受冻，葛屦履霜，以其纤手为人缝衣服，而好人服之，章身作态。《朱传》云：“此诗疑即缝衣之女所作。”描写了缝衣女工之辛劳，表达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悲愤。
二、采桑歌
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养蚕采桑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女性走上田野，展示风采的时机。“魏风”中的《十亩之间》就是一首采桑者之歌。歌中唱道：“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妇女采桑，且劳且歌，走上田野，其乐融融。在《汾沮洳》中，也有对妇女采桑的描写，“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通过对采桑的多方叙说，既表现了三晋姐妹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传统美德，又表现了她们走上田野，一展丰姿的喜悦心情。
三、伐木歌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中的这首《伐檀》，是多么悦耳的劳动节奏，多么美妙的劳动场景，多么欢快的伐木之歌。虽然接下来是愤愤的责问和冷峻的讽刺，但笑骂几声，以抒块垒之后，又陶醉在了劳动的创造之中。这使我们联想到了民间的那些朴实、风趣、调侃的“打夯歌”。可见，劳动和创造的欢乐是劳动者共有的品格。
此外，“唐风”中的《绸缪》是一篇戏弄新婚夫妇的欢歌，也是后世闹新房歌曲的鼻祖；《（木大）杜》是一首反映流浪汉生活的“乞食者之歌”，类似后世乞食者口中的顺口溜、唱快板之类；《葛生》是一首怀念丈夫的“悼亡之歌”，如同后世“小寡妇上坟”之类的民间小曲。总之，虽然时代久远，语意隔膜，后人对“诗”篇的理解未免会有“郢书燕说”之嫌，但以三晋之人理解三晋之诗，应该有一种地域文化的默契性。
四、《诗经》中的“三晋精神”
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札应聘鲁国，当他听到周乐中的魏歌时，叹道：“美哉，（氵风）（氵风）乎！大而婉，险而易行。”意思是说，魏的音乐轻飘浮泛，声音虽大，但委婉曲折，因为魏地狭隘、迫促，其君褊急，其意不够沉稳。当听到唐歌时，公子札感叹道：“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唐人帝尧的遗民，深受帝尧之美德的化育，故能有这样深远的忧思。可见，地方歌乐就是地方文化的反映。那么，《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表现了晋地先民的哪些精神品格呢？
一、深广的忧患意识
《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心之忧之，其谁知之。”“心之忧之，聊以行国。”“诗小序”释曰：“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清人汪酲风释云：“魏小而逼于晋，又以下材当国，危亡在旦夕。君相不知忧而士忧之，忽而歌谣，忽而行国……其犹《离骚》之意也与？”故有人评述曰：“自《园有桃》诗人，而后屈灵均似之。”这是“知识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二、勤苦节俭的精神
朱嘉《诗集传》云：“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说明晋人有“勤”与“俭”两个特点。“魏风”和“唐风”中诸多反映劳动生活的诗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晋人的勤劳品格，还具有忍耐乐观的精神，这是人们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一种宝贵品格。如《伐檀》中的边笑骂、边劳动，《硕鼠》里愤怒呼喊之中还要“适彼乐土”的期盼。至于《蟋蟀》，则勉励人们及时努力，去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
三、恋家孝亲的情结
三晋地处内陆，交通不便，造成了晋人恋家孝亲的炽烈心态。反映在《诗经》里，如《陟岵》所描写的行役者之苦，不是像一般征夫诗那样，直接写劳役的痛苦，而是从行役者的想象出发，写亲人想念自己之苦，这就大大增加了诗篇的思想容量。再如《鸨羽》，则描写了一个在外苦于行役的人，不是悲叹自己的处境，而是对无依无靠的父母非常担忧。这类诗篇，在《诗经》中是不多见的。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而晋人尤甚。这是汾河水里激起的闪烁着人性光彩的一朵晶莹浪花。
总之，《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的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魏风”和“唐风”是这块热土上最早的歌唱之声。带着那个时代的身影，带着那个时代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长河而上，去寻觅那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推荐阅读：三晋军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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