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特点

　　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地区就会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关于三晋有哪些文化特点呢？一起来看看以下文章了解一下吧！

 三晋文化特点

　　三晋文化的基本脉络和特色

　　山西史称三晋，是文化大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演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魅力、在于特色、在于文化。没有魅力、没有特色，城市就没有生命力和竞争力。丧失了个性，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也就丧失了城市的根基。太原作为三晋首府，是三晋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只有真正研究和把握了三晋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才能将这座历史古城建设成一个集三晋文脉和现代气息为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

　　三晋文化的基本脉络和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悠久多元的文明史。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明的主根脉，这是三晋文化的最根本特色，也是三晋文脉的第一个基石。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根本的原因是多元。中华文明是开放、包容的。其中，华夏文明是从黄河中游晋南、豫西、关中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内核，它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和周边的各种文明交流，其中突出的是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融合。从晋南由汾河溯流而上到太原，再往上，过雁门关，到大同盆地，然后从大同盆地向东，一直过张家口，到赤峰这一带是红山文化的发展区域。向西在内蒙古大青山一带，有大青山文化。新石器时代这些地方文化发展程度也非常高。中国迄今考古发现的第一条龙，是在中原发现的用贝壳镶的龙。第二条龙，就是红山文化中的玉龙。但真正具有文明国家标志意义的龙是晋南襄汾陶寺出土的一个陶制彩绘龙盘。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的反复、长期交流，推动了文明的进程，而山西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不同文明交流的大通道，特别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舞台。古人就是通过汾河这个南北向的天然通道，不断地交流互动，推动华夏文明的前进。所以，悠久的、多元的文明史是三晋文化的根本特色。中国已经发现的2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山西有150多处。山西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星罗棋布。概括讲山西的文化遗存，从最早发现人类用火遗迹的180万年前黄河北岸的芮城西侯渡文化，然后，50万年、30万年、13万年、5万年、2万年、1万年、8千年、6千年、5千年的遗址前后相连，脉络清晰，生生不息。

　　二是开放进取的思想传统。山西在历史上思想观念是非常进步的，其原因是由于多种文明不断交流、不断整合。我们知道，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元素是“仁”，就是“仁者爱人”。“仁”文化最早发祥于尧，尧都平阳，据最新考古研究，很可能就是襄汾陶寺遗址。《史记》中记载尧当时的统治被称为“其仁如天”。尔后尧禅让于舜，舜都蒲阪，就是永济一带，舜的文化突出了孝。中国的文化中仁和孝是相联系的，孝文化的源头是从舜对父母逆来顺受开始的。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好被杀了，然后他继承父业，继续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禹都就是现在的运城安邑一带，禹应当是“义”的化身。中华文化早期的元素都是在山西这个地域形成的，当然这都是与文明起源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全世界在那个时代都是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被称为“轴心时代”。那个时候是中国思想成熟的时代，今天构成我们中国文化基本框架的儒道文化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创新和传承上，荀子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孔子的思想是伟大的，但他的思想体系也是后代逐步丰富的。在儒家文化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荀子，他把儒家思想与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了整合，形成“荀学”。儒家文化真正为后世所用的是荀子的思想。所以近代有学者指出，“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在文化传承上，荀子是孔子学生子夏在晋南一带开坛讲学时教出的学生。所以山西这片土地上思想进步的传统在引领中华文明演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晋国从第10代晋文侯开始就参与整个周朝的社会变革，并且处在一个中心位置。周朝800年的历史，可分三段，即西周、春秋、战国。平王东迁是晋文侯帮助完成的，从此，晋国在周朝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春秋到战国分界的标志是“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到公元前403年，即半个世纪以后，周威烈王才承认他们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此后中国进入战国时期。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起始年就是公元前403年，这一年具有划时代意义，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奴隶社会结束了，封建社会开始了。当然这一切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改革、文化改革、思想变革而造成的。周朝建国，周公摄政，平叛了古唐国的叛乱，把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分封到山西晋南一带，称唐叔虞，并给了他两条治国原则，叫“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可以不拘泥于周礼而用当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来管理国家。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和文化创新，并由此强化了山西变革进步的思想传统。当时的山西晋南是夏族，周边是少数民族，过去讲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指华夏以外的不同部落。所以，晋国在“夏政”和“戎索”的方针指引下，促进了华夏文明与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合。这是中华文明发展中一个重要环节。与此有联系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异姓公族出现。周朝是封建宗法制，严格的血缘宗法体制，王侯家族代代相传，形成一个族群，叫公族。晋国首先改革了这个公族制度。晋文公流亡19年，公元前636年回到晋国，当了晋侯，把辅佐他有功的一批异姓大臣封成公族，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根本的制度，这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后来就是军事制度改革，实行六卿制度，六卿制度是兵政合一的制度。六卿制度形成以后，夯实了晋国强盛的根基，所以才有晋文公开创霸业，前后延续达一百多年。在经济上，周朝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诸侯，分土地，所谓裂土分封。晋国“六卿”集团首先进行了土地方面的改革，即大亩代小亩，轻徭薄赋等等，所以晋国经济发展很快，实力最强，晋国霸业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应该说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法制改革都是从山西这片热土开始的。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互争，结果是三家分晋，其中之一就是创建晋阳城的赵家。赵家是晋国六卿里面经济政策最开放的，税赋最轻，亩最大，所以他家的经济实力很强，三家分晋之后，赵国也是发展最好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春秋时代是黄金时段，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和开放进取的思想传统。在这当中，晋国及三晋地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整合嬗变、发扬光大的历史作用。

　　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发展蜕变，是来源于佛教。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东汉，开始它与中国文化融合不起来，谈论佛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佛教文化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是南北朝时期在山西这一区域首先开始的。北魏时期，山西有一批高僧，如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特别是慧远对佛教汉化做出重大贡献，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思辨活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缺乏思辨，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这是儒家文化的先天不足。佛教文化进来以后，从哲学层面来讲，思想是相当丰富的，思辨深度对一般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推论非常缜密，博大精深。佛教深入民间以后，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革新，最终实现儒、道、释相辅相成。应该说这次伟大的文化变革是从山西开始深化的，然后推动了中国文化大繁荣。山西的寺庙那么多，太原的佛教文化那么丰富，都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系，这是三晋文化特色中最闪亮的部分。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蒙山大佛、天龙山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三晋文化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开放、进取的思想传统。

　　三是享誉中外的艺术创造。人的精神发展一个是需要思想，一个是需要艺术。思想和艺术是人类发展的两个翅膀，两个轮子。人要享受思想的光芒、思想的快感，也要享受艺术的光芒、艺术的陶醉。艺术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非常灵动、非常富有魅力的一种创造。今天中国存世的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很大一部分都在山西。例如壁画，中国敦煌壁画最多，但是敦煌壁画有三个方面比不上山西的壁画。第一，敦煌壁画是断代的，从两晋、南北朝、隋唐至元以后没了。而山西的壁画是通史式的，从最早的岩画，到汉代的画像石，北魏，北齐，一直到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第二是形式，敦煌的壁画形式是单一洞窟壁画，而山西的壁画有墓葬壁画、洞窟壁画、寺观壁画等很多形式。第三是题材，敦煌壁画只有佛教题材，而山西壁画有佛教、有道教，还有世俗题材。这三个特色决定了山西壁画在中国是首屈一指。其中太原北齐墓壁画为世界罕见。建筑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都在山西。更重要的是，寺庙里存有大量的雕塑，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雕塑精品大都在山西。贯通中西、绚丽多彩的艺术精品和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构成三晋文化的第三大特色，同时也是三晋文脉中最光彩灵动的内容。

　　今天发展先进文化、特色文化，说到底就是要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用时代精神把它统帅起来推动文化创新。所以我们要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第一是传承历史文脉，第二是推动今天的发展，用优秀的文化来启发、来推动、来提升大众的精神、素质、情怀、感觉、艺术等等。城市是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文化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城市建筑。城市建筑，特别是古建筑集中地承载了文明、承载了历史。一个城市的品位提升必须在历史建筑的整理上下大的功夫。这恰恰是我们民族过去没有做好的弱项。历史上皇朝一交替就烧城、毁城，晋阳古城就是宋太宗赵光义给烧毁的。今天我们建设特色文化名城，必须注意城市文化的载体，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挖掘、整理、展示城市的历史建筑。可以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是城市建筑，这可以叫做“形”。另一方面，文化又是活生生的，随时随地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上，所以要陶冶、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从精神层面展现出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是“神”。特色文化名城就是要做到形神兼备。总起来说，我们在抓好历史文化脉络的整理、古建筑和文化遗址的恢复和展示的同时，更要解决我们内在的东西，即人的精神、气质、素质。

　　三晋的文化特点有哪些

　　三晋文化现象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牶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务实，一个是求新。依我看这是三晋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一开放，这可以说是三晋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走过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广泛接触到华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不仅放手使用本国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揽国外的人才。“楚才晋用”这个成语，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认识到中原传统的车战不够机动灵活，因此力排众议，学习和引进匈奴人的办法，用骑兵代替车战，同时发挥弓箭的远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了像李牧、廉颇这样的名将。

　　二务实，务实，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实事求是；从政治理念上说，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务实的精神可以说是三晋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促成了我国封建朝代史上两个最好时期的出现，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

　　三求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者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如宋之问、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的杰出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又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推荐阅读：岭南园林文化

　　三晋的思想文化

　　（一）法家思想

　　三晋地区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于此地。公元前 475年左右，新兴地吴起变法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制，巩固自己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在本国开展变法运动，其中主要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次，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治国15年，使韩国一时间国治兵强。还有赵国人慎到，主张法治，代表了法家“重势”的一派。至于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也是赵国人，他援法入儒，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儒家关于王道和礼治的思想，又总结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实行法治的思想和经验，使他的新儒学成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之需求的新学说。而韩国大思想家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其法家前辈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集权主义法治思想体系，为地主阶级最终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家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主体。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没有哪一种比得上法家思想在巩固和强化封建帝王的统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单纯政治学原理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人们都不得不赞叹法家的卓越贡献，也正因如此，三晋文化才能在中华古文化中处于显著地位。

　　（二）纵横家思想

　　三晋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逐鹿的必争之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董说《七国考》）各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的焦点始终纠结于此。再加上三晋地区从晋国开始，就较之齐、鲁少有传统家法制的约束，至春秋中后期，异姓卿大夫实力强盛，不仅同公室争权，而且相互火并。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自然而然就为法家和纵横家准备好了施展才能的天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其中最著名的有魏人张仪和公孙衍，前者是“连横”策略的倡导者，后者则是合纵策略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些纵横家经常身佩数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是当时各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构成战国时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为中华古文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兵家思想

　　兵家文化当首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是一次不仅对三晋，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赵武灵王为增强军事实力，毅然决定仿效北方游牧民族，把“博衣大带”的华夏服饰改为上衣下裤的“胡服”；废除传统的车战和步战，改用“骑射”。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其他名载史册的兵家人物还有魏人吴起、尉缭，赵将廉颇、赵奢等，他们的事迹和思想都为中国军事文化增添了绚烂色彩。

　　（四）“养士”思想

　　春秋战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士”阶层的崛起。特定的社会条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最佳机遇，一时间众星璀璨，群英荟萃。与士阶层的急剧膨胀相适应，上层贵族的“蓄士”、“养土”之风逐渐盛行，而由于三晋之地激烈的政治斗争分外需要人才，便出现了许多以“养士”闻名的政治家，比如魏国初期的魏文候和后期的信陵君，以及赵国的平原君。特别是作为战国“四君子”之中的信陵君和平原君，他们曾先后“养士”数千人，虽然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但也有许多杰出人才，或者可以称为“异能之士”，为两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显然，“养士”思想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尽管它是战国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史上的一段不可磨灭的佳话。推荐阅读：岭南早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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