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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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
齐鲁文化的特点，齐鲁文化基本精神是什么？
1、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代表的道、儒、墨、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乾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2、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孔、盂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见《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3、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群体主义精神，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首先，管仲道家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敌制胜的根本。尽管管仲及管仲道家学派倾向于霸道，其学术思想基本是从霸业出发的，但是对“人和”“同心”等是强调的。
4、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齐鲁古代文化之所以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圣贤辈出，优越于其他地区，除了上文我们讲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动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还有一点，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齐鲁文化中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这一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齐鲁诸子百家，而且表现在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
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鱼、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制度的发现和创建，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大多无出东夷者。征诸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是大体可信的(具体见下编)。因为东夷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睿智、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逊让、谨慎著名。勤劳则聪明技巧，谦逊则进取向上；仁厚则宽容，善于和易于吸纳外来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故史前东夷人发明创造居多。
齐鲁文化精神的历史考察与当代价值
传承齐鲁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明确其历史文化内涵。***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中指出:“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入挖掘、阐发齐鲁文化的主体精神,实现新时期齐鲁文化精神的创新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齐鲁文化源远流长。从思想文化的形成看,虽然其经历了从史前及夏商时代的奠基到秦汉以后齐鲁之邦文化传承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但齐鲁文化主体精神却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
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自觉去深入挖掘、阐释齐鲁文化主体精神,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坚守传统,继往开来的传承精神。齐鲁自古号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即突显出齐鲁对以孔孟为代表、以礼义为内核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珍惜和传承精神。而这一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贯穿着齐鲁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周初分封立国,齐制定了“因其俗,简其礼”的国策,注重保留了东夷旧地的风俗传统,又以“简礼”之策予以改造发展,而非全盘夷化,即形成了继往开来的优良传统。而鲁国作为周王朝的宗亲国,以“变其俗,革其礼”为政策,最大限度去除夷俗夷礼,却是为了更多更好地传承“周礼”,两国政策相左,但实质相同,都以善于继承优良传统作为立国之策。到春秋时,两国文化各具特色,齐文化中传承了东夷文化的诸多因子,鲁国则赢得了“周礼尽在鲁”的赞誉,都是这一文化精神的硕果。
齐鲁文化的这种重传统精神,在民族传统文化遭受劫难之时,更为突出表现出来。春秋之变,礼崩乐坏,民族文化遭受空前破坏。此时,孔子出,编订《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得以保存,夏、商、周三代文化典籍幸得流传。所以,后世学者称:“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抢救典籍,弘扬传统,可谓齐鲁文化传承精神最突出的代表。孔子去世,弟子四散,儒学中衰,但齐鲁之地却别有一番文化景象。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天下并争于战国,儒学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值得一提的是,齐鲁文化的传承精神,体现着传承与创新的统一,继往与开来的契合。例如:齐人重改革,但以弘扬传统为基础。齐桓公称霸,大力推行改革,但用人仍遵循姜太公的“尊贤尚功”之策,并明确宣示:“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鲁人重传承,但也颇多创新之举。我们可以说,齐鲁文化的传承精神,实现了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传承,继往开来,蔚然一体。
第二,争强图霸,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所谓“霸”,《管子》解释为:“丰国之谓霸。”“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反对一霸独大。但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国富民丰、人众兵强的“霸”业思想,齐鲁文化中争霸图霸,奋发有为的精神,则是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
从历史记载来看,夏、商、西周三代无霸业之事。春秋之时,天子衰微,诸侯坐大,霸业始兴。而首霸即为齐国,可以说,争强图霸精神是首发于齐的。齐桓公称霸,在“春秋五霸”之中是持续时间最长,涉及区域最广,会盟最多,影响最大的,所以《孟子》中有“五霸,桓公为盛”的记载。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齐桓霸业的称赞:“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以今日的观点即是:以谈判为主,和平崛起。反映了齐人既有称霸之心,又有和平之术战国之齐的统治者田氏,也是争强图霸的典型代表。其始祖原为陈国公子,因内乱奔齐,百余年间,惨淡经营,奋发有为,终于代齐姜而立,成为泱泱大国的主人。
就政治层面讲,鲁国行王道,无霸业可言。但儒家向以积极入世为思想主旨,战国之儒,分为八派,人人自称真孔学,相互竞争,奋力发展,徒属众多,影响极大,号称“显学”。而孟子,更是一个典型的壮志勃勃、奋发有为之人。他推行“仁政”,游说各国,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而且知其不可而为之,其意志之坚,毅力之大,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概,是齐鲁文化中大丈夫精神的典型代表。初学于儒又能脱离儒学而自成一派--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也是一位在文化上争强图霸之人。他批儒攻法,自立新说,主张兼爱,反对侵略战争,“赴汤蹈火,死不还踵”(《淮南子》)。其弟子弥众,其言满天下,与儒并称两大“显学”。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并起,两大“显学”,俱出鲁地,实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奇观。总概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文化,齐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争强图霸；鲁人在文化上争先坐大,奋发有为,齐鲁文化之进取精神可见一斑。
第三,崇德隆礼,尚义爱民的民本精神。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期。春秋以后,在剧烈的政治变革和动荡中,各国统治者和政治家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政权的决定作用,民本思想迅速发展,在《左传》及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中国的民本精神在齐鲁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弘扬和提升,既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齐鲁文化主体精神的重要展现。
民本精神在齐鲁的发展沿着两条线:一条是在齐的政治实践,另一条是在鲁的理论提升。齐国是最早将人本思想落实到治国理政实践中的东方大国。太公封齐,以道术治国,将“因俗简礼”作为建国纲领,既包含对人的个性、权力的尊重,也是对东夷人长期形成的原始风俗的保护。“以人为本”四字,最早即出现于《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而管仲大力推行内政改革,也主要围绕“人本”大做文章。管仲的人本精神,也为后世齐统治者所继承发扬。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战国齐君对人的个性张扬的尊重,更使齐的人本精神放射出异彩。齐威王、宣王是战国“礼贤下士”之风能做到顶峰的统治者。齐宣王面对各种知识分子都体现出尊重、礼敬之态,甚至颜斶说“士贵,王不贵”,“生王之头,不若死士之垄(墓)”,齐宣王仍以谦恭之态待之,这在战国礼贤下士的国君中也是少见的。
鲁文化对民本思想理论的提升发展,主要反映在孔子、孟子所创立发展的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孔子开其端提出:“仁者,人也!”将“人本”提升为“仁”的思想体系。孔子的仁学,体大思精,内涵丰富,但主要有两个层面:爱人与修己。他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将仁与礼结合构成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并提出“孝悌”、“文行忠信”、“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范畴,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为政以德”,建立起整个以人本思想为基点的思想体系。孟子一方面将孔子“仁”的思想与政治紧密结合,大力推行“仁政”主张,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将民本思想提升到历史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将孔子的“修己”思想进一步创新、发展、提升,形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一整套的“人性论”。孔、孟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思想在先秦的邹鲁之地得到广泛深入传承与弘扬,形成一种良好的尊孔崇德重礼的社会风气,历史上称为“邹鲁之风”。随着战国、秦汉时期儒学的巨大影响,齐鲁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其崇德重礼、尚贤爱民的民本精神,在整个齐鲁之地的文化中突出显现出来,成为齐鲁文化的主体精神之一。
第四、海纳百川、多元并蓄的兼容精神。这是齐鲁文化学术理念和思想文化精神的历史结晶,也反映出齐鲁文化中博大宽广的人文情怀。兼容精神最突出的,首先展现在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创设和它的学术文化理念上。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我们已很难全面准确地探知齐统治者设置稷下学宫的目的和动因,但它的确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它与同时期在欧洲雅典由柏拉图创办的阿卡德米学院,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双璧”。稷下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历经田齐政权五代国君,是战国时期学术百家争鸣的唯一中心。从社会功能上说,它既是大学堂,又是研究院,还兼有为统治者做智库的功能。但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宽松政策、丰厚待遇,欢迎容纳政治主张不同,学术立场各异的学者汇聚稷下,让他们自由争辩、研讨、交流。据研究者统计,战国诸子百家学者,几乎都在稷下出现过。齐国统治者以道法理念治国,但儒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各派学说都在此得到长足发展。不以自己好恶取舍,不加任何政策限制,完全平等开放,来去行动自由。而且一百余年间,政策连续,一以贯之,实为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奇观,其背后体现出的是一种兼容文化精神的主导与贯通。
齐鲁文化的兼容精神,有一个思想理念基础,即“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之一,首先在齐国的晏婴那里以“五味”“五声”为例,曾得到系统的阐释和发挥,是中华“和”文化的经典论述。而孔子则将“和而不同”上升到伦理道德层面,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成为划分人格高下的标准之一。兼容精神作为齐鲁文化主体精神之一,与长期形成的“和”的文化理念在齐鲁文化中的弘扬传承有直接关系。
第五,维护统一,勇于担当的责任精神。坚守“大一统”政治理念,以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是齐鲁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齐鲁文化精神的突出特色之一。中华文明自创始以来,就有崇尚统一的文化传统,夏、商、西周时期,邦国林立,但“协和万邦”,多元一体。春秋战国时期,天子衰微,诸侯坐大,霸主迭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时期,民族的团结统一,面临着分裂,割据的危机。维护民族团结,坚守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念在齐鲁最早,最突出地显现出来。鲁为周宗主之国,维护周王朝的一统是其文化传统。在鲁文化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周礼”的坚守和秉持。所谓“周礼尽在鲁”,实际上是在沧海横流中,保留着自西周以来所形成的一整套天下一统的文化制度体系,是对文化统一的坚守。。
齐文化中的维护统一,勇于担当的责任精神,首先表现在其春秋霸业实践中。齐桓公首霸的最大贡献,即是在中华民族第一次面临分裂、割据局面时,维护了近半个世纪的团结统一。齐人的大一统思想,还体现在战国时期田齐政权统一天下的强烈意志上。战国之齐,从齐威王、宣王到湣王,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结束列国纷争,统一天下。孟子到齐国问齐宣王的最大理想,宣王说:“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大致看,在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分裂割据中,维护统一,志在统一,始终是齐鲁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传承齐鲁文化精神,需要明确齐鲁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齐鲁文化奠基、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多元文化的交流激荡,凝聚融合中走向一体化的重要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齐鲁文化大放异彩,作出过特殊的历史贡献。***总书记在谈到孔子和儒学时说:“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齐鲁不仅是孔子的故乡、儒学发源地,也是诸子百家各种学派主要的产生地和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所在。当时的中国人更多地从齐鲁文化中汲取丰富的精神滋养,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儒学,从诸子百家之一的学术流派走向全民族统治思想的过程中,齐鲁文化又发挥了主体推动和思想引领的特殊作用。原始儒学完备思想体系的建构主要是由齐鲁思想家子思、孟子、荀子完成的；儒学和民族政治的紧密结合则与孟子倡导“仁政”,荀子在稷下力推礼法结合有更直接的关系。而汉代大一统后,齐人弟子董仲舒传承、发展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融汇百家之学于儒学之中,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巨变。可以说,孔、孟、荀、董是汲取、融汇齐鲁文化思想精华,创立、发展儒学的伟大思想家,齐鲁文化遂成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建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内涵之一。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路,让齐鲁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更强的原始认同性、内涵主体性和传承先导性。齐鲁文化的主体精神更多显示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内涵和突出特点,这也给当代山东人更多的历史启示:我们应该以历史上山东人所特有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传承者,成为继往开来创造文化的先行者、引导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一、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弋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乾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孔、盂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见《史记，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争议。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难后，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因此，有人非议他。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问题。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捍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齐鲁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现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爱国行动和爱国精神。曹刿自荐，领兵败齐，保卫鲁国，孙膑用兵败魏于桂陵、马陵，保卫了齐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既救赵，又强魏，这些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行动。鲁仲连义不帝秦，用三寸不烂之舌解楚南阳之围，退赵伐高唐之兵，却侵占聊城的燕国10万之众，淳于髡“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子贡出使，不辱君命，并有“一出而存鲁，灭吴，弱齐，强晋而霸越”的奇迹；晏子长于辞令，善于人交，使楚舌战群敌，增齐国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战争等外交活动，又是一种爱国型类。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进行文化思想创造，又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表现。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办教育，育人才，传播科学文化，也是一种类型的爱国之举，总之，爱国是多种形式的，关键是在生死关头能不能全节，“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在这方面齐鲁诸子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思想、模范的行动，齐鲁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巩固、民族的团结凝聚，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三、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上节我们在讲齐鲁文化的特点时把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为将齐鲁诸家诸派思想联结为一体纽带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各家各派思想特点和体系有别，但积极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齐鲁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略)
四、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人所共知，齐鲁文化，甚至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观点，叫做天人合一。不仅神道主义者认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就是作为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天人合一”的观点。
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是天人合—‘观点的开端。孟子的所谓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谓心，就是思维器官：“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尽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易传》讲“人与天地合德”思想。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镕，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象传》)又说，“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彖传》)
阴阳家更将天象和人事挂在一起，讲“天人感应”：这种观点影响至深，至今中医、气功、宇宙全息论等以此为基本理论。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贯穿的齐鲁文化当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明确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里面充满了辩证、唯物精神。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
五、 “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其实，民本主义并不是形成于战国，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影响了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然而鲁国的儒、墨在“重民”、“爱人。”方面，更加激进，理论也更系统。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略)
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人在神面前是奴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品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把人当人看待，在中国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点在“保民”。“德”和“天”也不分。因为周人还不是人道主义者，仍然重天讲命，只是鉴于殷亡，看到了奴隶的力量。至春-秋奴隶解放运动中，人本主义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义才真正形成。
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或“仁学”。也就是说，齐鲁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的根本。如管、晏主张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变形式，而本质一样。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乐上》)，无不从“人”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当然，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当时、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的旗，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也就是人学体系。他那“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当然，对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极左思潮铺天盖地的“文革”时期，孔于是被彻底打倒的“伪君子”、“复辟狂”、“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最大的反动头子、历史的罪人。他的“爱人”被说成是只爱奴隶主贵族，只爱没落奴隶主阶级，他的“爱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东西，首在批倒之列，就连“人道”一词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没人敢提。至于“人类之爱”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但是我们说孔子的“仁爱”是讲的“人类之爱”，是从孔子思想的实际出发的。孔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什么阶级观点，提出“人类之爱”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当时，我们只能说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孔子对“爱人”的论述，他的“仁学”思想体系，本书有专篇论述，在此无法也无须展开，人们对孔子“爱人”思想的种种看法和争论，已是学术界熟悉的问题，不说也会知道。我们只说：“人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最基本的精神，离开了“人道精神”，齐鲁文化不仅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变成另一种样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
七、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讲合群，讲和谐，讲统一，强调大公无私。
群体主义精神，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首先，管仲及管仲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敌制胜的根本。尽管管仲及管仲学派倾向于霸道，其学术思想基本是从霸业出发的，但是对“人和”“同心”等是强调的。
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无我”为极限，可说是大公无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论的全面系统上则比儒家大差一筹，首先，孔子把“和”、“同”分开，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次，孔子在总结前人关于群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绘制了他那理想社会的蓝图，即《礼记·礼运》所载：“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段话。这种理想社会，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却把“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一个高度，使人们向往，并把它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为之奋斗不已，吸引着、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群体，在他设计的现实的“小康”之目标下不停地前进。
继孔子之后，另一位集大成儒学大师荀子把群体主义提到了人类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对我们民族的群体精神或集体主义观念，在文化讨论中时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认为它束缚子个体人性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决非无因，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思想，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之一，它对我们民族的心理心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都有深刻影响，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起积极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们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虽历尽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颠扑不破，群体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其次，大公无私的集体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克己奉公，舍生忘死，成仁取义，英勇献身。再次，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虽不科学，但与未来**主义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内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理论能在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与二者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分不开的。深入发掘中国民族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对我国现代化事业也是有意义的。
八、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齐鲁古代文化之所以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圣贤辈出，优越于其他地区，除了上文我们讲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动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还有一点，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齐鲁文化中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这一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齐鲁诸子百家，而且表现在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
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鱼、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制度的发现和创建，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大多无出东夷者。征诸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是大体可信的(具体见下编)。因为东夷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睿智、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逊让、谨慎著名。勤劳则聪明技巧，谦逊则进取向上；仁厚则宽容，善于和易于吸纳外来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故史前东夷人发明创造居多。
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地区似乎再现了史前东夷文化繁荣的时代，管仲是伟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伟的创建工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军事等，都有重大的创建，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过去人们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缚，认为他只是文化的继承和传授者，其实，他的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是全面的，无与伦比的。拿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来说，一般认为是周公的创造，孔子只是“从周”、“继周”者，是的，周公是礼乐文化的首创者，但是周礼文化到春秋时期早巳崩坏，虽然孔子自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周公的礼乐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为自己的创新找个权威性的依托而已。孔子的礼乐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创造。后世流传的礼乐文化传统实际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是恰当的。
齐国兵学独树一帜，其他各国无与伦比。孙子集其大成，着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孙子兵法》。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齐鲁。鲁班不仅是能工巧匠，被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他也是一位发明家。传说锯、伞等是他发明的。
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与魏人石申的著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看甘氏早于也高于石氏。
在地理学方面，邹衍的大九州说，虽是由近及远、“由小推大”地推测加想象推出来的，但征诸后来的地理发现，不能说他不是一项科学的推测。同时，他深观阴阳的变化，作“五德终始”论，也是有天文学深厚基础的。
在医学方面，神医匾鹊——秦越人出于齐地郑阳，在当时也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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