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标志

　　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你知道关于齐鲁文化你都有哪些了解吗？一起来看看齐鲁文化标志是怎样的吧！

 齐鲁文化标志

　　揭秘齐鲁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

　　制度与风俗：齐鲁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

　　任何文化的形成，都要有其标志。依照文化学的观点，这些标志不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几个方面。由于年代过于久远，齐鲁文化所留下来的物质的东西有许多已经被磨灭了，但是制度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却还保存了许许多多。它们有的颇具地域特色，有的又颇具足以代表华夏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下面我们将要说到的，就是齐鲁两国制度文化与风俗文化的相关内容。

　　(一)齐鲁两国的制度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鲁国既同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国，制度文化有其相似之处，又因为立国思想有所不同，各自的制度文化亦有差异。齐鲁两国有关制度文化的内容很多，涉及的生活领域也很广，限于本书的性质，没有必要全面提及，加上有些意思在上文中已经较为详细地提到过，故下面仅说礼乐、承继、任官、土地、军事等项制度。

　　礼乐制度

　　在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礼乐传统可谓非常久远。据考证，礼乐成为规范人的行为、调整人际关系的一种制度手段，当是始于周代初年，这就是所谓的周公制礼作乐。

　　在周代的各个诸侯国中，鲁国是周公及其子伯禽的封国，又是与周王室同为姬姓的“宗邦”，因而也是众多诸侯国的“望国”。这样，鲁文化与周文化可谓一脉相承，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礼乐制度，故历史上有“周礼尽在鲁”之誉。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据学者们的研究，《逸周书》中的有些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如其中的《周书序》云：“周公正三统之义，作《周月》;辨二十四节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周公制十二月赋政之法，作《月令》;周公肇制文王之谥，义以垂于后，作《谥法》;周公将致政成王，朝诸侯于明堂，作《明堂》。”《礼记·明堂位》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由此可见，所谓“制礼作乐”，包括的内容其实是很广泛的;大致说来，可以视为种种文化制度的建设。当然，这是就其广义而言，若是仅就其狭义而言，则可以专指有关“礼”、“乐”的制度。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记季文子言：“先君周公制礼作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可见，所谓“礼乐”就是指“则”，也就是行为、行动的一些准则、规则、规矩。而这些准则、规则、规矩往往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等等许多典礼之中，故称之为“礼”。又因为在上述诸多的典礼之中又往往需要配合演奏相关的音乐，故又将“礼”“乐”并称。《礼记》中有“礼义三百，威仪三千”，“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礼”是非常复杂繁多的。至于“乐”，古代典籍中的记载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提及。如《吕氏春秋·古乐》就提到了周公所作的《大武》之乐：“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

　　鲁国的礼乐制度，是周代血缘宗法社会的产物，其基本信条是“尊祖”和“敬宗”，也就是依照与周王室的血缘亲疏以及嫡庶、长幼等关系，确定贵族之间的上下、大小、贵贱等等各种等级差异，从而形成相应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正如《礼记·乐记》所说：“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谈也。”为此，周礼讲究“十义”，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礼记·哀公问》)。《大学》里还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作为礼的组成部分，乐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礼记·乐记》中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这些礼乐制度，有的已经演化为礼俗，下文的有关章节将有叙述，故此不赘。

　　齐人对于礼乐制度也有一定的认识和做法，但是，毕竟由于文化基础不同，文化思路不同，实施起来差异还是不小。《管子·牧民》里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这里也是把“礼”看作第一位重要。《管子·五辅》对于“礼”的解释是：“礼有八经”;“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仪)，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书中还认为“义”是“礼”的体现，即所谓“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从这样一些基本内容看，齐国的礼乐制度大致上是与鲁国相似的，只是在实行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么严格，而且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齐桓公时候的“立子以贵不以长”，就明显地不合于“礼”。再如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国君夹谷之会，齐人就用了“夷狄之乐”和“优倡侏儒为戏”，由于不合于“礼”，结果遭到了孔子的呵斥。齐人的这种礼制不够到位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他们的观念不是那么拘谨，另一方面也是造成社会较为动荡的原因之一。所以，到了战国时期，田齐统治者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礼乐制度，忠、孝、节、义这样一些道德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闵王被杀之后，其子法章隐姓埋名在莒国太史家做了佣工，太史之女爱怜法章，常常偷拿一些衣食给他，并与他私通。后来，法章做了齐襄王，并立太史之女为王后，可是，莒国太史却因为“女不取媒因自嫁……终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这样的事例，足以说明齐人在礼制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齐鲁文化基本特征的反思

　　由儒家文化伦理政治类型所决定，齐鲁文化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人本主义、强烈的政治意识、重道轻器、崇尚传统、重视群体关系的和谐调适等几个不同方面。

　　首先，齐鲁文化表现为人本主义的特征。无论是儒、法两家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重天道轻人道，各家思想中，人都处于思考的中心位置，天、地、人并为三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归依于“天道”的同时，又把人的伦常情感贯注于“天道”，使“天”变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实际是把“天”还原为人，在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时，是以“人”统“天”的，“天道”实乃“人道”的投影。由重“人”出发，各家无不重视道德的修养与实践，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虽然关于“道德”的内涵各有不同。儒家的崇仁尚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家的兼爱贵义，道家的修道积德、明心见性，皆以人的道德修养及实践为第一要义，即如齐法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其实也是一种约束人心的伦理规范。这一切都表明，在齐鲁思想文化中，“人道”最终压倒“神道”，体现了人本主义特征。

　　其次，齐鲁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儒、墨、道、法各家思想，自开创伊始，即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所谓“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淮南子·要略》，其伦理学说、人生价值诸问题的提出与展开，以调整人间秩序为指归，目的皆在于论“政”。儒家自孔子提出德政理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把“仁”引进政治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仁、德之政一直就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目标和追求。儒家“三纲”、“八目”的修养论，其旨即在以“内圣”致“外王”，实现社会的“大同”理想；稷下黄老对“天道”的探索，指向无为而无无不为的政治理想；墨家的兼爱学说主张“兼以易别”，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与物质利益紧相联系的“兼爱”思想既是伦理规范，同时又是政治原则，“兼相爱”旨在“交相利”，统治者治民应示民以利，“仁人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

　　再次，齐鲁思想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重道轻器的特征。对待主客体关系，重视主体道德修养，相对忽视对客体的探求与改造，儒家把个体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第一要义，主张通过内在超越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在义利关系上，则表现为重义轻利，必要时舍生取义，这主要是由儒家思想所决定的，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必然会反映到齐鲁乃至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中；对待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重社会，轻自然。各派思想家的眼光专注于伦理政治问题，始终以社会历史的治乱兴衰为主题，从而把人们的思维重心及实践活动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唯一不同的是墨家，墨子被认为在古代自然科学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他的自然科学研究也是基于“为天下兴利除害”积极救世精神之下的，况且墨学亦在汉代中绝。

　　第四，齐鲁文化呈现一种崇尚传统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先王观念及祖先崇拜。儒、墨、道、法各派皆托先王以自重其说，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其中又以儒家的先王崇拜观念最典型、最完善，对后世影响最大，宗法社会本所固有的尊祖敬宗皆是以宗法社会的尚古心理为内在依据的，经过齐鲁文化圈内思想家们的理论强化，遂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特征。与崇古相联系的是“重老”、“敬老”，这也是宗法伦理的基本精神所要求的，儒家对这一点特别强调，视“孝”为“仁”之本，而孟子的仁政理想中对老人的衣帛、食肉都做了具体设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要使“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 《孟子·梁惠王上》。      推荐阅读：岭南早茶文化

　　鲁文化的先驱——周公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国在周代各诸侯国中，地位非同一般，既在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称“班”或“周班”）上居于首位，《国语·鲁语上》明确记载“鲁之班长”，又享有其他诸侯国不敢奢望的特权：祭祀周公时可以用天子礼乐。周代礼乐有着严格的等级性规定，天子有天子之礼乐，诸侯有诸侯之礼乐，大夫有大夫之礼乐，决不可以僭越。鲁国享有特权，可知鲁国的确非同寻常，亦由此可知周公在鲁国地位崇高，其对鲁国社会和文化有着巨大影响。

　　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同母弟，名旦，鲁国的始受封之君，也是周代杰出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和大军事家。因为早先被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周公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在商周之际，在协助武王打天下和辅佐成王治天下两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协助武王克商，武王卒后摄政称王

　　周公在文王时，即以仁、孝闻名，文王卒后，成为武王的最得力的助手。在灭商之中，周公“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做出了重要贡献。灭商后第二年，武王病亡，周公拥立武王的长子诵即位，是为成王。这时，“小邦周”刚刚取代了“大邦殷”，立足未稳，内有权力的分配与争夺，外有图谋复辟的殷人势力，而成王幼弱，周公乃毅然摄政当国，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周公摄政，前后共计7年。这是周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周公摄政期间的历史功绩。

　　（2）三年东征，平定天下

　　周公摄政当年，“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刚刚把周人政权稳固了下来，东方就发生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周公沉着应对，亲拥成王东征，第二年打败了武庚和“三监”；第三年继续东征，讨伐参与叛乱的奄、徐、薄姑等，最终取得了平定叛乱的胜利，中原及东方完全纳入了周朝的统治范围。接着，周公又秉承武王遗志，在“天下之中”的伊洛盆地营建了成周洛邑，使之成为新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周朝遂名副其实地成为继夏、商之后而兴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王朝。

　　（3）分封诸侯    

　　东征胜利后，天下一统，如何维护周人的天下长治久安？是摆在周初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周公再次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汲取武庚和“三监”叛乱的惨痛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分封制，目的是“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即选用有明德之人，分封为诸侯，作为周朝的藩屏、侯卫。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同姓亲戚，也有部分异姓功臣和历代圣王的后裔。无论同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与周天子都是君臣关系，共同尊奉周天子为天下的共主。分封制始自武王，由周公完善、发展，成为周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4）制礼作乐

　　周公制礼作乐，从其摄政第六年开始着手，并在这一年初定规模、框架，后来逐步充实、损益、完善，以至“周道四达，礼乐交通”（《礼记·乐记》），臻于极盛。

　　礼乐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它的基本特点是，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礼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五礼的节目繁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乐，通常与礼相配合，行什么样的礼，配什么样的乐。礼乐配合，文质彬彬，既尽善又尽美，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成熟的文明所拥有的和谐与典雅。。   推荐阅读：岭南园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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