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产生的特点

　　每个国家都会有着自己的民俗文化，而对于中国，也是属于一个多民族多特点的民俗文化集合点，而民俗的文化上，也是具有时间传衍的连续性，民俗是时间的连续体，民俗文化的传承性就是教化和规范民众，使民众立足于当代，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民俗文化传承着我国优秀的民间文化，延续传统文化精神，增强广大群众的民族认同感的生动和富于人性的社会化。这是一种自觉的传承，且具有原生态的特性，因此更具亲和力。一起来看看中国民俗产生的特点到底如何吧。

　　中国民俗文化产生的特点

　　一、民俗文化活动的集体性

　　任何一种民俗无疑是一种文化，称之为民俗文化。民俗是伴随着人类群体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民俗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增强了民族的认同，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没有人类群体就没有民俗文化，所以说民俗文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民俗的集体性可理解为：首先，任何一种民俗，都产生于特定的群体，如某个特定地域或某个民族。其次，一种民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流传于一代又一代的集体中。再次，在流传中由集体不断补充、加工、完善。也就是说，民俗文化不是个人行为，一个人创造或倡导的一种民俗形式，没有公众的认可或积极推行，它决不会长久地延续下去，即使勉强地生存下来，也不会有其广泛性。生活在某个民俗文化圈内的每个人都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民俗文化的被教化与熏陶者。

　　二、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性

　　民俗是习得知识，需要在一代一代中传递，具有时间传衍的连续性，民俗是时间的连续体。是一个地方区域内长期人文积淀的一种客观反映，它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是古老文化的传承，所以传承民俗文化，就是延续古老的文明和人文精神，也是一种文化信仰。民俗文化的传承性就是教化和规范民众，使民众立足于当代，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民俗文化传承着我国优秀的民间文化，延续传统文化精神，增强广大群众的民族认同感的生动和富于人性的社会化。这是一种自觉的传承，且具有原生态的特性，因此更具亲和力。

　　三、民俗文化活动的地方性

　　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是以人世代相传，除了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如春节活动等具有全国性特点。各个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环境形成了服务地方的文化小传统，同一种民俗事象在各地会出现不同形态，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乡民的生活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还有一种说法是“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这是较概略的区分。总之，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下进行的，它受地理环境、人们谋生方式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民俗文化显现出浓烈的地方特色。

　　四、民俗文化活动的变异性

　　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人相袭，代相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但民俗作为一种基础文化，它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变异性是中国民俗的显明特征之一。民俗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民俗的变异性从总的方面看，与历史性、地方性相关联，同类民俗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会有各自的特点。民俗的变异性，一般说来有3种情况：一种是民俗表现形式的变化；一种是民俗性质的变异；再一种是旧俗的消亡。民俗的变异性特征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学理的依据，人们可以依据民俗变异的规律，“化民易俗”，删繁就简，推陈出新，为建设民族的新文化服务。

　　五、民俗文化活动的丰富性

　　中国自立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今天56个民族共处的状态。同一种民俗，在中华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各民族习俗被接纳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都保留着各自的民族特性，从而丰富了中国的民俗文化活动。在各地区会出现不同的形态。中华文化以包容着四方的气象著称于世，其中民俗涵化之功甚伟。自古到今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俗文化层面的接纳，民俗文化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极度深远。汉族民俗中复合了不少少数民族习俗，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纯粹意义的汉民俗，只有民俗复合时间的早晚而已。同样，现存的各少数民族也程度不一地受到汉民俗影响。因此，中国民俗文化活动形式极为丰富。

　　六、民俗文化活动的实用性

　　开展民俗文化活动的只有一个，即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要，实用性是中国民俗最本质的特点，民俗文化服务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人民依赖民俗开展生产，繁衍后代，寻求精神愉快。民众创造了民俗，民俗服务了民众。民俗信仰的直接功利性是它区别于一般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征之一。当然，中国民俗的实用性，不仅仅表现在信仰心里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民俗文化活动在民众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效用。

　　中国民俗的形成及特点

　　民俗即民族的风俗习惯，指传承于民间，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它具体反映在各民族的服饰、饮食、居住、生产、节庆、礼仪、文体活动等方面。古人常把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时尚称为“风”，把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习俗称为“俗”。由此可见，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

　　一、民俗的形成

　　经济因素：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俗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其产生首先受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政治因素：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俗又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剥削阶级为了达到统治目的，一方面利用落后的民俗愚弄人民，另一方面用强制手段改变原有的民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宗教因素：民俗的产生还受宗教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民俗都是由原来的宗教仪式演变而来。例如汉族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都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回族、维吾尔族受伊斯兰教影响，有禁食猪肉的习俗。

　　地理因素：民俗受地理环境影响很深，自古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由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例如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在居住、饮食、服饰、婚姻、丧葬、交通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

　　二、民俗的特点

　　集体性：民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与上层文化相比，民俗的传播更为广泛，延续发展的生命力更加强大。

　　稳定性：民俗一旦产生就会相对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端午节的习俗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就已经定型，经过2000多年一直影响至今。民俗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它约束着人们的行动和意识，并经久不衰地世代相传。

　　传承性：经济发达的强势民族，其民俗不但在本民族传承，还不断向周边其他民族播散，例如我国的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几乎影响东亚和东南亚的所有邻国，而经济欠发达的弱势民族，其民俗往往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承。

　　发展性：民俗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些民俗随着其经济基础的消失、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自然消亡，而有些民俗在传承的过程中其实质和内容都会发生改变。例如端午节的习俗传承至今，其最初送瘟神的本意早已改变。

　　地域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民俗受地理环境影响很大。例如远古时期北方民族为了躲避风寒而发明了穴居，从西安半坡遗址可以发现当时的住房是半埋地下的。南方民族为了防止炎热潮湿而发明了通风式的干栏建筑，从河姆渡遗址可以发现当时的住房是用竹杆撑起来的。又如，在饮食方面，南方人喜欢饭前喝汤，煲汤的时间很长，但是不太油腻，营养物质充分溶解在汤里，既止渴消暑又补充流汗后的虚弱身体。北方人喜欢饭后喝汤，汤浓油大，有利于保温、藏热。可见自然环境差异是造成民俗差异的主要原因。

　　宗教信仰不同导致民俗特点不同，例如西北各民族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都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征；而地处西南的傣族受小乘佛教影响，民俗中包涵了极其丰富的小乘佛教内容。相反中原地区的民俗受佛教和道教思想影响较深。

　　语言甚至方言的不同，也会造成民俗的差异。如北方人探望病人时喜欢送苹果，因为在北方的方言中，“苹”与“平”谐音，送苹果意味着“平安”；而上海人看望病人很少送苹果，因为上海的方言中“苹果”与“病故”同音。

　　在我国，民俗的地区差异还表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城乡经济的差异导致民俗的差异，城市代表先驱文化，而农村更趋传统。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社会环境又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社会环境的差异是形成民俗地区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各民族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民俗的地域性特征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城市，几乎难以见到穿少数民族服饰的人。而在地形复杂、交通不变的山区和农村，各民族不但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而且建筑风格、宗教信仰、节庆礼仪都不相同。例如 “云南十八怪”， “陕西十大怪”， “东北十大怪”，这些“怪”就是指当地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习俗。在广西十万大山地区，当地有民谣“调子不出门，各有各的腔”，在西南横断山区，民俗的特征与地形有很大的关系，自古有“壮族住田边，侗族住水边，苗族住山尖”的说法，这说明民俗的地域性在自然环境比较封闭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三、民俗文化的分类

　　民俗文化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按发生的领域可以分为：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交通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民间文学等多个方面。按发生的地域和影响的范围，世界民俗文化可以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四大类型。我国自然环境复杂，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民俗文化圈，如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藏文化、岭南文化等。

　　中国民俗文化之主要特征

　　1.民俗的集体性和认同性：

　　任何一种民俗无疑是一种文化，称之为民俗文化。民俗是伴随着人类群体的产生而产生的。没有人类群体就没有民俗文化，因而，民俗文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民俗的集体性可理解为：

　　首先，任何一种民俗，都产生于特定的群体，如某个特定地域或某个民族。其次，一种民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流传于一代又一代的集体中。再次，在流传中由集体不断补充、加工、完善。也就是说，民俗文化不是个人行为，一个人创造或倡导的一种民俗形式，没有公众的认可或积极推行，它决不会长久地延续下去，即使勉强地生存下来，也不会有其广泛性。生活在某个民俗文化圈内的每个人都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民俗文化的被教化与熏陶者。

　　民俗的认同性是指：民俗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载体、社会团结的纽带。作为社会动物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团体归属愿望，而相同的民俗，正是人们从行为到心理上认同自己所归属的群体的标帜。这种共同的民俗心理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培育了民族精神，传承了民族文化。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在民间深藏着博大深厚的优秀文化因子，构成了绵延不断的历史信息链，无所不包地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密码，它们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为民族精神提供着无尽的营养、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启迪。其中，文化信息承载最为密集、情感色彩最为浓烈、道德教化作用最为深刻、记忆传承最为有力的，当数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它们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美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不在传统民俗中得到存活和延续。如许多人都坚持讲汉语，写中文，吃中餐，过中国传统节日，这些民俗活动使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增强了他们与祖国的心理纽带。

　　总之，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由于民俗文化具有集体性，因此，民俗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增强了民族的认同，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集体遵从，反复演示，不断实行，这是民俗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

　　2.民俗的建构性和空间性

　　民俗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空间的群体创造和显现，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因而具有建构性和空间性。民俗的“建构性”正是强调民俗空间的“人工” 性质、“人文”性质。这种人工和人文性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具有传统性，因而，民俗空间的建构是一种依据传统的建构。

　　特定的民俗事件总是与特定空间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空间感特别强的民俗事件则常通过空间本身来表达其礼俗意义。

　　如《礼记》: “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通过对不同祭祀空间的选择来表达“祭”的不同对象和目的。《礼记》又载：伯高死后，有人向孔子报丧，孔子接丧后叙说了对待亲疏不同的人行哭礼的位置: “吾恶乎哭诸? 吾恶乎哭诸? 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可见周礼丧俗中，不同位置的“哭”意义也各不相同。又如《仪礼》“士冠礼”中行礼之人时左时右，时东时西，空间位置的不断移动，都代表了中国礼俗对空间的重视和民俗空间在礼俗事件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可知，民俗具有空间性。

　　3.民俗的扩布性和渗透性

　　民俗的扩布性和渗透性，是指某一民俗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变革，随着民族融合、人口流动和经济交流的加强，就会在某一地域、某一国度乃至世界相同族群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渗透到相同族群的日常生活中。

　　如六盘山民俗文化圈的民俗。广义的六盘山地区是指以六盘山主峰为中心，以泾、渭两水流域为范围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了宁夏固原地区的六县市以及甘肃平凉地区的七县市和天水市的秦安县、清水县、甘谷县、张家川县以及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两县，也包括了庆阳地区的镇原，陕西宝鸡地区的陇县。狭义的六盘山地区，是指位于宁夏南部、地处黄河中上游的古代边陲重镇固原地区。六盘山地区是龙的故乡，在这块广袤的黄士地上，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如伏羲、女娲、炎黄、西王母、后稷、不窋、公刘等，都在这里诞生、生活，并创建丰功伟业;数千年以来，聚居在这一块土地上的氏族部落，和戎、羌、匈奴、敕勒、鲜卑、突厥、柔然、党项、女真、鞑靼、回回等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一起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的民俗文化，诸如宗教信仰、祭祀祈祷、婚丧嫁娶、节日庆贺、岁时、及人生仪礼、竞技游艺等民俗风情更是丰富多彩，积淀丰厚，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民俗文化圈——六盘山民俗文化圈。这个“圈”内的民俗文化，不仅扩布在六盘山文化圈的广大地域内，渗透在该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扩展到该文化圈之外的其他地区。

　　再如中原民俗文化。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其民俗文化向外辐射，影响到全国。随着历史的变迁，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原民俗文化对周边更远地区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例如，历史上中原人的数次大规模南迁，中原民俗对广东、福建乃至台湾地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古代中原传统习俗的痕迹。现在台湾民间的婚礼和葬礼仍然遵循中原古代礼制的传统。春节等风俗唐宋时就影响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在现代，随着国际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春节等风俗不仅在华人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已经超出了华人社会。

　　民俗作为一种风习性的文化意识，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无法脱离一定的民俗圈而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烙有这样或那样的民俗印记。它是一定民众群体在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同感心理和参与意识共同的选择、凝聚和升华。它一般无明确的条文规定，却靠人们在生活中不约而同的仿效，而产生广泛的制约力量。这种力量在民俗社会心理定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直接影响着同一民俗圈内的人们的思维模式。

　　4.民俗的模式化和规范性

　　民俗是公民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行为模式，一旦形成，就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民俗的模式是通过程式化在体现的。程式化是指民俗活动中人们的行为要依“规矩”而行，保证达成某种预期的结果。程式化的场景在民俗活动中随处可见，从共时的角度看，在相同的节令，民俗空间中展演着大致相同的场景: 春节拜祖宗、吃年夜饭的场景，元宵节赏花灯、吃元宵的场景，中秋节吃月饼、赏明月的场景，等等。从民俗事件的历时过程来看，无论葬俗、婚俗，还是其他习俗，其中的每一个礼俗环节都是前后相继，一般不容紊乱，因而其场景的表现也按照程式化的顺序依次排开。如六盘山民俗文化圈的汉民婚嫁习俗事象的顺序依次是：提亲、相面、看家、订婚、请期、送红书、填箱、娶亲、拜堂、入洞房、转院、铺床、闹洞房、换钟、暖床。据《宣统固原州志》记述：固原地区的回民议婚，先请媒妁通姓氏，唯不避同姓，议妥，纳茶果、耳环，只告寺神，不立庚帖。更择日，送衣料、奁物，告以婚期。至期，媒妁至女家接婚，送羊、麦、清油等物，多不亲迎。……婚之夕，先告上天，必请阿訇念回经，然后合卺。次日，子、妇均先盥沐，用水壶自顶至足以水直盥。毕，见翁姑、尊长，邻右以揖，吃宴喜、油香，并分送戚党。这些民俗事象的建构都形象化地反映了民众对民俗场景程式化的认识。正是这类程式化的场景使我们能够清晰的辨认出正在进行的民俗活动，也把民俗场景与其他日常生活场景、民俗空间与其他日常活动的空间有效地区别开来。

　　民俗文化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规范性。如上举六盘山民俗文化圈中回汉婚礼中的各种事项以及汉族丧礼中的“卒、殓、殡、葬、祭”，一般要按照规定的程式进行，先后次序不允紊乱。而且在这些程式中，那些人可参与，那些人不可参与，都有规定，如在年节祭祀中，女人不可参加，把“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贯彻得很彻底，至今一些地区还是如此。

　　民俗的规范性决定了它有规范功能，这是指民俗对社会成员行为方式的制约作用。任何社会，都必须有全体成员共同认可和执行的行为准则，如法令、契约、纪律、戒律、禁忌等等。其中，民俗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从起源上讲，民俗可以说是法律之父。在成文法产生之前，民俗是远古社会唯一的行为规范。汉字中的“法”字最早见于金文，形状是水边一块地方的一个两角动物和一个人，这个字形正是古代一种判案习俗的形象描绘。可见法律的确源于民俗。古时遇到疑案，就将争讼者带至神社，由神兽来以角相触，被触者为有罪。《墨子·明鬼》中载有一个实例:公元前551年，齐国有二人争讼三年难决，最后，齐庄公命令将这两个人带到神社，牵来一头羊，让二人将羊血涂在咀上发誓。结果，一人在起誓中平安无事，另一人誓词还未念到一半，那羊就跳起来，用角将他的腿撞断，他后来死在神社里。近年来，研究者们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还发现了不少各种民俗习惯法的遗存。

　　民俗是一种约束面最广的社会行为规范。成文法律无论多么细致，都不过是社会行为中’需要强制执行的一小部分，如杀人放火之类。民俗却以习惯的力量，象一只看不见的手，暗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心理活动，从行为到语言，人们都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命令，并对此毫无觉察。可以说，几乎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受着民俗的制约。

　　民俗还是一种深层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法律，第二层是纪律，第三层是道德，第四层是民俗。民俗之所以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乃是因为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当然也就不会对它加以反抗了。这种所谓的“软控”，实在是一种最有力的控制。

　　5.民俗的传承性和教化性。

　　某一民俗事象产生后，为人们所承袭，具有相当的稳固性，许多民俗事象不因改朝换代或社会变革而立即中止; 民俗是习得知识，需要在一代一代中传递，具有时间传衍的连续性，民俗是时间的连续体。此即民俗的传承性。

　　人是民俗事象的创造者，也是民俗事象的唯一传承者。民俗在人的传承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变化，亦有所继承，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需要。民俗只有在这种历史的需要中，才被一代又一代人所承袭。可以说民俗与人的生命共生共存。一个人从母胎里获得生命，便开始体验着实践者人生礼仪的一切习俗，从此时起，这个人就是一个民俗事象的表现者和继承者了。

　　民俗的教化性，指民俗在人类的个体社会化和文化化过程所起的教育和模塑作用：教化人心，匡正风气。民俗不仅统一群体的行为，而且维系着群体的心理。社会成员从同一类型或模式的民俗文化环境得到教化，形成相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

　　作为惯例的民俗是法律的基础和补充，社会治理需要有效地运用民俗的力量。譬如春节所表现出的敬奉祖先、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和合”精神；端午节所张扬的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七夕节所蕴涵的忠贞不渝、诚信友爱的观念；重阳文化所尊奉的“五伦之孝，推家至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达至和谐大同”的传统美德等。倡导传统节庆的弘扬，对于尊崇人伦观念、规范言行礼仪、调和人际关系、调适群体生活、提升道德水准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1887一1948)在其代表作《文化模式》第一章“风俗学”中，开篇就讲到风俗在个人文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也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人的确是民俗的产物。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诞生礼就为他拉开了人生的第一道帷幕。他在母亲的催眠曲中入睡，在与小伙伴的游戏中模仿着成人的生活，他从不同的称呼与社交礼节中了解人际关系，经过婚礼组成家庭并繁衍后代，直到死去，葬礼送他离开人间。民俗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起的教化作用，别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恩格斯在讲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重要作用时说，民间故事象《圣经》一样培养着人民的道德感，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权利和自由，唤起他们对祖国的民俗的教化功能，是人类保存、积累和传承文化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人类社会要保存前辈创造的文化成果，必须将他们的文化行为不断复制。一代代人的文化复制，相沿成习，就成为民俗传统。每一代人在当时的民俗中得到教化，加入新的创造，引起新的传习，化为新的民俗，一代复一代，人类的文化创造就这样积累了起来，传承下去。

　　6.民俗的符号性和象征性

　　要说清民俗的符号性和象征性，首先得简说一下民俗事象和民俗物象。民俗作为一种社会事象，是“事”与“象”的结合，“事”即是“事件”，是民俗活动中人与人交际的结果; “象”则兼有表象和象征双重意义。因此，所谓民俗事象指的也就是民俗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象和象征意义。同样，民俗物象则是某种具体事物在某种民俗活动中的形象和象征意义。

　　所谓符号指的是约定俗成的指代某种意义的标志物，它一方面具有特定的含义，另一方面又具有某种客观可感的形式。民俗符号包括特定民俗活动中的民俗事象和物象，任何民俗事件都是民俗物象和事象的集合，因而可以说整个民俗活动就是一个符号化的事件，它是人们某种期望或情感的象征化表达。作为民俗活动一部分的民俗空间需要通过种种包蕴特定意义的符号“布置”起来。比如汉族婚俗，虽然不同地域有所差异，但洞房的布置则大致相同。汉民族的洞房布置，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一色的新家具，崭新的大红被褥之外，还有一些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婚姻无关的东西，诸如花生、大枣、核桃等，它是人们多子多孙、早生贵子观念的表达，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以传宗接代为宗的婚姻观。除此之外，娶妇之家大门上的大红对联，门楣上的大红彩带，人们衣襟上缠系的红带，门墙上贴的大红囍字等，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民俗空间也通过民俗符号与其他类型的空间相区别。由此可知，民俗空间由种种符号化的民俗事象和物象组合而成，是符号化、象征化的世界。

　　7.民俗的神秘性和世俗性

　　民俗的神秘性，是指民俗事象具有使人摸不透的、高深莫测的属性。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巫觋化”色彩，民间文化更为明显。“中国诸多民俗事象，常伴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气息、奇异别致的形态以及光怪陆离的巫术行为，这是中国民俗的又一大特色”。

　　民俗的神秘性，首先体现在民俗空间的神秘性。我国从古到今，都有天旱祈雨的民俗。许多文献对祈雨之法都有描述。《画龙祈雨法》：“择潭洞或湫泺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守令帅耆老斋洁，先以酒脯告社令讫，筑方坛三级，高二尺，阔一丈三尺，坛外二十步，界以白绳。坛上植竹枝，张画龙。其图以缣素，上画黑鱼左顾，环以天鼋十星；中为白龙，吐云黑色；下画水波，有龟左顾，吐黑气如线，和金银朱丹饰龙形。又设皂幡，刎鹅颈血置盘中，柳枝洒水龙上，俟雨足三日，祭以一豭，取画龙投水中。”祈雨的整个空间设置，从处所、时间的选择到人物以及各种物象布置，都带有浓郁的神秘莫测气氛。

　　由于民俗空间本身所具有的神秘色彩，也就使在其中展开的每一“场景”打上了神秘色彩，或者说，民俗场景的神秘性源自民众对空间的某种想象和信仰。民俗场景的神秘性尤其体现在心意民俗活动上。心意民俗指的是“民众间流行的偏重于独特心理观念的各式崇信”活动，包括各种崇祀、禁忌等。这类民俗认为存在着一个神秘且能左右现实生活的神灵世界，在此信仰支配下的民俗场景自然也就带有了神秘性特征，如前举《画龙祈雨法》中的各个场景的设置。在六盘山地区农村中普遍中存在一种“叫魂”的习俗：当有人出外，遇到意外之事惊吓，回家后惊魂未定，多日恐惧不思饮食，或病人不见起色等等，就称之为“失魂”，于是就要通过“叫魂”将其唤回。叫魂时，一般是家中的长辈在病者的额头上围一道红带子，腰间系上红腰带，然后带其到曾受惊吓的地方，用地上的土不住地在其额头上画十字，嘴里不停地呼唤：“xx回来吃馍馍，喝汤汤来。”“失魂者”不停地应答：“回来了……回来了”，传说此时受惊吓者的魂魄在出事地点的上空不住飘动，寻找主人。“叫魂”大约一刻钟之后长辈在失魂者的身上系上一根红线，用针缝上黄纸，边走边拉长红线，不住地如同哄小孩一样轻轻地念叨：“xx回来吃馍馍，喝汤汤来。”声音越来越细越来越轻。红线拉回大门内，轻轻地将门闭上锁住，然后再如前呼唤数遍之后，在大门楼子上放一根桃棒，以防阴间或其他失魂者将自家人的魂劫去。当失魂者回到屋子里睡在床上时，在其手心放一鸡蛋，又不住地如前呼唤。由于手心肌肉收缩之缘故，鸡蛋很自然地竖起，这意味着魂已归来，然后将红线收回做成三角包，称之为“符”，系在病者身上。再让其吃一碗藏有荷包蛋（即那枚曾竖起后的鸡蛋）的“拉魂面”，就算魂已附体，然后蒙被而睡。一天或者几天之后惊魂已定，再由一个亲人到出事地点去叫魂，而失魂者只躺在床上不复出门，如此三天或七天之后魂才算完全叫回。这一“叫魂”的整个过程由许多繁杂而琐细的场景组成，这是人与未知世界神灵交往的场景所构成的一个民俗空间，神秘又有几分恐怖。而那些依托于庙宇、寺院、祠堂等存在的神灵信仰形式，则通过民众在这些神圣空间中对神灵的虔诚礼拜和祭祀场景来直接表现民俗空间的神秘性特征。

　　民俗的世俗性表现在 “敬畏”、“感恩”、“祈福”与“戏谑”等方面。

　　世俗性表现在“敬畏”。首先体现在对“自然”法则的敬，中华先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传统岁时节庆活动中都体现出来。“敬畏”态度还体现在对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等的精神崇敬上，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关公显圣等传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敬”的基础是“畏”，这在民俗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譬如六盘山文化圈内人们的腊月二十三祭灶节。《敬灶全书》说：灶王“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这把灶王的权力说得既清楚又可怕。犯了错可要减寿降灾，是若不起的。所以，六盘山区的人除了用糖果等物敬灶至诚外，过去，每年还要请阴阳给灶君念经安神，凡灶上动土、修新灶，都要看一个好日子，不能随便。这与其说是敬，不如说是畏。再如对祖先的敬，在民间意识里，祖先升天后，已变成自由之鬼，对祖先的敬首先是害怕他们重新回家祸害存世之人，其次才是希望他们保佑家人。这还表现在民间生活及各行各业的信仰和禁忌中。

　　民俗的世俗性表现在“感恩”。民间对祖先的祭祀不能都看做是封建迷信，这里面包含着人对先祖的一种感谢和思念的思想。“祖有功，崇有德 ”，后人效法的祖先，既是人，又是神；要敬的天，既是神，也是祖。世俗性表现在“祈福”。民间对自然、鬼神、英雄、祖先的祭祀，最终目的是祈求他们对当世之人护佑，所以，子孙满堂、五谷丰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祈语都是这种思想最好的表达。世俗性表现在“戏谑”。人们对鬼神的相信程度不一，所以对鬼神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除了敬畏、感恩、祈福外，好多时候还有“戏谑” 即调侃的成分。用祭灶糖送灶王爷以糊其嘴也有这个意思。另如豫南的“蚌壳舞”对河蚌仙子的挑逗，“鬼摔跤”对鬼形象的刻画，“盘叉舞拉秦桧”中武士对秦桧夫妇的戏弄，等等，都是对鬼神的戏谑。此外，世俗性还表现在通俗化，这主要体现在民间曲艺方面。一般来说民间故事都有“皮薄”、“肉厚”的结构，有鲜活的人物形象，淳朴、厚重、爽朗灵巧的艺术风格以及大众化的语言，这都是其通俗之处。

　　此外，民俗还有客观性和证明性。民俗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随意编造、虚构民俗，即使没有文 字记载，人们也能感知它的存在。客观性决定了民俗的可认知性。民俗还指引人们的行为，反过来又证明行为的正当性，为行为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