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慈禧,叶赫那拉氏,清朝皇太后,为咸丰帝妃子和同治帝生母。是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人称清朝“无冕女皇”,慈禧通过垂帘听政,操纵同治、光绪两朝皇帝,掌握清朝朝政达四十七年之久。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慈禧太后吗?
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干扰清朝政治47年
慈禧太后的私密生活 晚年竟享八个情人!
慈禧太后情人一:恭亲王奕欣
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慈禧太后的情人之一,传在慈禧进宫前就已经认识恭亲王了,并一度关系很好,慈禧做秀女的时候由于奕欣地位名声高升,担心其会图谋不轨所以一直打压他,后面因为向同治帝谏言不要修圆明园而惹怒慈禧,2人分道扬镳。
慈禧太后情人二:内务府大臣荣禄
荣禄清朝有名的人物,正白旗人,辛酉政变前后受到为慈禧太后的赏识升到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帝死后,慈禧巩固了自己的大权后开始宠爱荣禄,有传言称荣禄是慈禧的初恋,慈禧年少时候差点被强奸因荣禄所救,从这以后2人就一直有暧昧的关系。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慈禧逃西安,荣禄一直侍奉。
慈禧太后情三:太监总管李莲英
李莲英在入宫前,生活落魄,曾入狱,沈兰玉将他引进宫里当了太监,李莲英有一手漂亮的梳头功夫,受到慈禧的喜爱,慈禧对李莲英宠眷不衰,二人常在一起并坐听戏,凡李莲英喜欢吃的东西,慈禧多在膳食中为他留下来。
慈禧太后情人四:古董商白某
传光绪八年在北京琉璃厂内有一个姓白的古董商人,长的非常帅气,由李莲英介绍给慈禧,并得到慈禧的宠幸,传白某进宫一个月后被放出来,但是慈禧却怀孕了,慈安知道后大怒。
慈禧太后情人五:饭馆伙计史某
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慈禧很喜欢吃金华饭馆的汤卧果,每天都要派人去买,李莲英与金华饭馆的一个姓史的伙计很熟,经常带他到宫中游玩,一次被慈禧发现,位姓史的伙计长得玉树临风,仪容俊美,于是将他留在宫中昼夜宣淫,一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慈禧不敢养在宫中,便寄养在醇亲王奕譞家中,并杀了史某灭口,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情人六:琉璃厂琴师张春圃
同时在琉璃厂的一位琴师张春圃,也曾与慈禧有暧昧关系,张春圃以为弹琴糊口,琴技出神入化,在士大夫中口碑极好,慈禧听到张春圃的名声,就把他召入宫里弹琴。
慈禧太后情七:英国作家巴克斯
巴克斯一位很有才气的英国作家,因为他和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他在三十岁以后潜心研究中国大清宫廷的隐密生活,被视为当时最权威的历史学家,因此很讨慈禧太后的喜欢。晚清的宫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大量的西方人士,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兴高采烈,开始鱼贯而入,进入神秘的中国皇宫。
慈禧太后情八:太监总管安德海
同治初安德海受慈禧太后宠幸开始干预国政,辛酉政变一举成功,慈禧太后破格提拔他为总管大太监。
慈禧的小名:是“兰儿”还是“杏儿”?
“兰儿”说很流行
慈禧小名是“兰儿”,这种说法很流行,现在难以讲清楚它的记载源头。1916年蔡东藩写成《清史演义》,此时离清亡只有五年时间。该书第六十三回“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就明确说:“那拉氏幼名兰儿,父亲叫做惠征,是安徽候补道员。”
民国时期有的演义小说对此描述得更是绘声绘色,如李伯通《西太后艳史演义》说:道光十六年(1836年),惠征的佟佳夫人又怀孕了,“到得十月初十这天,夫人坐蓐临盆,忽梦着大大月亮入怀,一阵异香,还带些兰麝气味,当时产下一位千金,因取个乳名,叫做兰儿”。该演义还写道:“不上两年,这兰儿又添个妹子,名叫蓉儿。”
慈禧出生在道光十五年,李伯通误作十六年了。但这些演义的说法应予重视,毕竟清朝官书是不记载慈禧的名字的。当然,慈禧的小名也不能仅凭这些演义为据。
清宫太监在回忆宫廷生活时(见《清宫太监回忆录》,收录于《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提到了一种现象:
忌圣讳这件事, 上年纪的人大概都晓得,在宫里, 这更是一件最要紧的事。不单是与万岁爷的名字同音的字不能上口, 太后、妃、太妃的名字也一样。这些应避的字音是要牢牢记住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小德张,本来他的名字是春喜,因为隆裕太后小名叫喜哥,喜字犯了圣讳,小德张就被改名叫恒太了。
《宫女谈往录》一书载述在慈禧身边服待八年的一位何姓宫女的回忆,里面特别说到:
最讨老太后喜欢的还是在西头卧室里的一盆兰花。在宫里,谁都知道老太后的乳名叫兰儿,可谁也不说,都暗暗地记在心里,避着圣讳。譬如该给兰花浇水啦,我们只提给花浇水,不提兰字。如是偶然说一个兰字,老太后也不怪罪。
书中还提到,宫内称呼这位宫女为“荣儿”,而慈禧妹妹的小名叫“蓉儿”,因此慈禧管这位宫女叫“小荣子”,不带“儿”字,“也有时会偶然叫一声荣儿,但并不为这个改我的名字,说明老太后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全顾忌”。
“兰儿”的“兰”字,宫女的解释是“兰花”,前引李伯通的说法是“兰麝气味”,两者有差别,但这反而说明了两种说法可能并不同源,相异的史料更增强了慈禧的小名是“兰儿”可信度。
不过,依上面所说,宫里许多人都应知道慈禧的小名,但后来太监们的回忆又似乎无法印证这一点。太监信修明在慈禧身边八年,他晚年的著作辑为《老太监的回忆》一书,其中对慈禧极为同情,同时披露了外人不甚知道的一些情况,如慈禧是老子信徒,“广仁子”是她的道号;太后是位头发已然脱光、“脑袋成了秃瓢”的“秃老太太”。书中更提到了溥仪的乳名是午格,可惜未提及慈禧的小名。总之,“兰儿”说还有待于相关材料的进一步挖掘。
“玉兰”“杏儿”与“阿翠”
慈禧小名是“玉兰”的说法流传也很广。1983年出品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在选秀女一场戏中就利用此说,巧妙地安排咸丰帝与慈禧见面,道具就是绣着玉兰花的手绢。也有的解释说,因咸丰帝最喜欢玉兰花,就将此名赐予获选入宫的慈禧。
咸丰帝是否喜欢玉兰花不得而知。有趣的是,野史中倒是记载了咸丰帝所喜欢的圆明园“四春”,——也就是四个汉人女子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牡丹春——都是以花命名,里面却没有玉兰花。
现在有人坚持认为,“兰儿”“玉兰”的说法都是从慈禧入宫被封为兰贵人的“兰”字想象而来。这种观点也是值得重视的。
“杏儿”说是一种后起说法。源于2005年出版的那根正《我所知道的慈禧——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一书,作者自称是慈禧弟弟桂祥的曾孙,即慈禧皇太后内侄曾孙。按那根正的说法,“慈禧的乳名只有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听父亲说起的:“慈禧的小名叫杏儿,学名叫杏贞。”并披露这小名是慈禧的爷爷给起的,原因是“当时家里种了几颗白杏树。在满族人看来,红杏没有白杏好,所以家里就种了这么几棵。这样,爷爷就给她取名叫杏儿”。
慈禧不仅有小名,竟然还有大名(学名),这真是言前人所未知。这种说法源于慈禧后人,自然不能忽视。现在网上不少文史爱好者已将慈禧定名为“叶赫那拉·杏贞”了。但清史学者冯其利曾发表《那根正先世考查》一文,对那根正所述先世事迹提出质疑。这实际上涉及到他的作品从根本上是否可信的问题。
至于“阿翠”说,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但并非新出,反而可能是最早关于慈禧小名的一种说法。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格在《春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寅恪十余岁时,曾见日本人所著书,言后小名阿翠。曾朴《孽海花》亦有是说,但无从证实,姑附记于此。”
陈寅恪生于1890年,1902年赴日本,1904年再度赴日本,1907年回国,他见到日人所著书应是在1902~1907年间。曾朴的《孽海花》第二十七回,写到咸丰帝翻看秀女花名册:
翻到老佛爷的一页,只见上面写着“那拉氏,正黄旗,名翠,年若干岁,道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生”。
上世纪40年代,博洽多闻的冒鹤亭考订《孽海花》中的人与事,只是指出了“慈禧生道光十五年,非十四年”,并没对“名翠”说什么,见他的《孽海花闲话》。
今天我们看档案知道,记名秀女的排单也就是花名册,并不开列秀女的具体名字,也不具体写哪一天出生。再者,慈禧是镶蓝旗满洲人,后来抬入镶黄旗,因此正黄旗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么多的错误不禁让人对曾朴的说法生疑。
有一条材料差不多能够否定“阿翠”说。《宫女谈往录》里提到慈禧身边有叫“小娟子”“小翠”的宫女,书中还写到慈禧屋里有两只缅甸猫,有一次,老太后微笑说:“娟子、翠儿,看好大白、二白,回头我有赏。”
上面谈到慈禧不太顾忌宫女的名字与自己妹妹的相同,但若慈禧小名真是“阿翠”,那她绝对不会允许有叫“小翠”的宫女在身边的,起码也要命宫女改名,不会自己天天“翠儿”“翠儿”叫着。
是过度“消费”名人吗?
就清朝后宫而言,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后妃名字,许多现在还都知道,但入关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如顺治帝的董鄂妃的名字,人们就不知道。再如清末有名的珍妃、瑾妃,唐海炘(他他拉·海炘)在《回忆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一文中说:
自二妃进宫后, 我家从祖母到一般佣人都称瑾妃为“四主”,珍妃为“五主”。“主”字是对后妃的尊称,“四”和“五”是按我家中同辈女孩的排列。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没有人敢提起二位姑母的真实闺名了。二位姑母到底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珍妃、瑾妃的名字,到如今似乎也没有人知道。
不见记载,研究阙如,人们不知道这些女性名人的名字, 这的确为文学影视等的创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总不能从出场到终了,不分场合一律都叫“董鄂妃”“珍妃”吧。因此对她们进行必要的起名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1948年出品的电影《清宫秘史》中,有一场戏表现光绪帝向珍妃吐露心声,称呼是“二妞”。虽然此镜头也令观众别有一番感受,但究不如呼她的真实闺名来得亲切。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黎力(笔名凌力)在创作历史小说《少年天子》(1987年初版)时,为董鄂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乌云珠”。其实这是满语,意思是数字的“九十”。
慈禧太后的情况却是如此不同。她不是没有小名,而是太多了, 以致到现在还莫衷一是。她的小名令后人津津乐道,固然有所谓“名人效应”在,但这位清末最重要的风云人物生平的方方面面,包括小名之类“细枝末节”,对注重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来说,确是必不可少的。
早在1910年就出版了英国人濮兰德、巴克斯的《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过去译作《慈禧外纪》)一书,第一章就是“叶赫那拉家世及慈禧幼年”,此章最后一段专门论述慈禧的名字(称谓),其中并没有提到她的小名,那是两位洋作者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缘故。(风水www.azg168.cn)
慈禧太后的时代
近代中国很多历史人物是需要重新评估的,比如慈禧太后与袁世凯。
为什么需要重新评估,一是站在历史的情境中,他们当时做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二是站在现实的角度,现实并没有走出历史。
晚清如果按皇帝年号及执政时间分段的话,可以分这么些时代:
1.道光时代(1821年-1850)
2.咸丰时代(1851-1861)
3.同治时代(1862-1875)
4.光绪时代(1876-1908)
5.溥仪时代(1909-1912)
晚清若从1840年算起,到1912年灭亡,大约是70年,70年中,有将近50年,是慈禧太后的时代。
这个时代,太后面临两个局。
首先一个是世界之局,也就是说,大清面临的敌人与以往三千年都不同了,用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往,是传统的中国式的治乱大循环,现在,除了中国式的治乱大循环,比如她的丈夫咸丰遭遇的洪秀全起义;那么还有就是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让道光皇帝忧愤而死,第二次鸦片战争让咸丰羞愤而死。
还有一个局,就是咸丰死后的国内政局及其走向问题,于私,牵涉到太后个人权益及地位问题;于公,牵涉到未来大清的国运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咸丰与他信任的顾命八大臣之主心骨肃顺,是比较顽固而偏左的民族愤青派,而慈禧太后与之结盟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是与英法联军打过交道、开了天眼的比较偏右的务实派。
所以,1861年的辛酉政变,于公于私都是好事一桩。于私,它保证了皇权内部的稳定;于公,正是慈禧太后与小叔子奕联手,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开始了改革开放,既重用汉人(这倒是肃顺的政策),还学习西方(这是肃顺没有的政策)。
怎么评价太后的洋务运动呢?它是大清版的四个现代化。洋务运动的老司机之一李鸿章要会开玩笑,也会高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鸿章的安徽小老乡唐德刚倒是开上玩笑了,说,中国应该五个现代化,一句话,总是缺少一味药,政治现代化。但是,能四个现代化就不错了。
唐德刚说,中国搞“四化”的老祖宗最早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和徐继畲等人。慈禧太后应该是洋务运动的总舵手与总设计师,在她手下出现一帮“四化”名臣,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当时唐的安徽老乡李鸿章,他最大的成绩,便是把他的宝贝北洋舰队,搞到世界前八。但甲午一战,证明光四化不行,还得五化,加上个政治现代化。这个应验了杨小凯所谓的“后发劣势”。后来本来是有优势的,但是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总认为模仿技术比模仿制度多快好省,意识不到它可能是空中楼阁,短期看可能很辉煌,长期看,隐患多,甚至导致最终的失败。大清就是后发劣势最具说服力的样板。
中日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的年终汇报演出,演出结果很丢人。不只是模仿西方技术,同时模仿西方制度的小日本居然把只模仿技术的大清打得找不着北。还得西方列强出来拦架。
羞愤之下,中国冒出一个康有为,想依托光绪皇帝搞一次政治改革,也就是五化。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改革比革命更难。唐德刚说,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敌我分明,一枪了事。变法者,变自己之法,相当于人民内部矛盾,抽刀断水,沾涟不尽。比如康有为的变法,就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而且这种争,首先是权利之争。一句话,表面上是改革,实际的落脚点还是争权。康有为本人作为改革家,应该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三者皆备,可惜他是教条主义、激进主义加赌徒品格;光绪作为康有为的改革靠山,知识和智力浅陋不足,品性也比太后差了老远,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这里可以简单扫瞄下康有为的维新:
1.恭亲王临死前告光绪:“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2.马士对光绪评价:“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
3.严复对康有为评价:“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
4.慈禧太后不反对改革,但有底线:第一维稳,第二防大权旁落
5.康有为学历史上的张柬之,要袁世凯做他的李多祚,围园弑后。过了。
还可以扫瞄下外电对维新派的评论:
1.英国观察者贝思福:“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
2.英国公使窦纳乐:“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3.英《字林西报》:“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光绪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
4.赫德私人信件:“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它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甲午之败,上层反应是“五化”,下层反应是退化——慈禧太后时代最丢人的一幕是义和团。它是大清改革开放的大倒退。有关义和团,我的评价如下:
1.历史角度讲,中国农民起义谈不上爱国爱民,改朝换代工具。
2.政治角度讲,义和团是太后的一个棋子。
3.从文化冲突角度讲,西方认定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这种黄祸,他们最早追溯到了成吉思汗横扫欧洲的历史,最近扫瞄到了我们的红卫兵运动。
4.从革命理论讲,《**党宣言》只认大工业的产物——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阶级,农民是保守甚至是反动的。
5.从运动实践看,太后宣战乃世界奇观,没有宣战对象,只有所谓的“彼等”,就是他们;没有递交战书,就是内部发了一个动员令,大家冲啊杀啊。最后惹进来的是八国联军,实际上赔偿的是11个国家。义和团的杀人成绩:253名外国人,这叫长毛;3.5万中国基督徒,这叫二毛子;三毛子无数,中国向来没有精确数据,反正只要跟洋沾边的、打过交道的、用过洋产品的,都算汉奸,可以格杀勿论。
倒退的结果,八国联军进中国,慈禧太后化妆为农妇逃到西安。这一逃,她清醒多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大。历史由此进入晚清改革的深化时代。也可叫晚清宪政时代。
晚清宪政虽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具体怎么走,大小臣工心里都没谱,与此同时,八国联军进中国导致的遗留问题——俄国独占中国东北引起了日本的不满,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引起中国朝野震动,难不成是日本的立宪,才打败的专制的沙俄?那就出洋考察吧,所以有了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出洋归来,立宪成为朝野最大的呼声。问题是历史老人调戏中国:第一,转型最需要威权,改革最需要稳定,但关键时刻两大威权,太后与光绪先后死去,太后傻冒,又立一个尿裤子的小皇帝;第二,中国国情,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改革最需要稳步走,但是一确认立宪,朝野人士又跟打了鸡血似的,朝廷预备九年立宪,这个时间表够急的了,相形之下,小日本的立宪,1868年启动明治维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时长跨度20多年。而中国人面对九年的预备立宪,一万个不乐意,九年太久,只争朝夕,强迫政府一再收缩,五年,三年,两年,一年,当下,马上……
清政府原本的立宪打算,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从1908年算起,预备立宪期九年。这节奏,1917年立宪。朝野激进人士却抗议,预备个屁,说干就干,当下就组织内阁,明年就开国会。较量到1910年,政府没法了,答应,当下就组织内阁,1913年开国会行不?有些人满意了,有些人继续闹。1911年政府终于组织内阁了,按说它就是个过渡内阁临时内阁,1913开国会,还能把这个内阁选下去的嘛。但朝野激进士却宣布它是皇族内阁,是大欺骗。这其中最急的是革命党,革命党不怕政府假改革,就怕真改革,所以真改革也得给你宣传成假的。
总之1911年是大清王朝致命的一年。遵大家所迫真心立宪了,却被污名为假的;铁路私人经营全是贪污腐败,政府想恢复国有化吧,又被宣传为侵吞民间资本和投降卖国;与此同时,革命党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一片乱哄哄中,革命党居然成了。还真应了唐德刚那句话,革命易成,改革难行。问题是革命以后呢?孙中山倒想做接盘侠,但是不管出于哪方面的原因,他都不堪胜任,所以历史选择袁世凯,由此进入袁世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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