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文化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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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文化的发展历史
河套灿烂的历史文化
河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几千年来，边塞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聚集、融合、传承、积淀，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兼容并蓄的地方文化体系。文物考古发现远在数万年以前，河套先民就在巴彦淖尔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按照史料记载，从1 992年至1997年期间，陆续出土的早期人类化石看，“河套人”属于“晚期智化人”，其许多特征“与北京猿人接近”，“‘河套人’，应在‘丁村人’之后，在‘峙屿人’和‘山顶洞人’之前”。
先秦以来，河套地区就是国家戍边守国的军事重地。匈奴的崛起，两汉的兴衰，宋元辽金的战迹，冯玉祥的北伐誓师，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入与傅作义的抗击日寇，无不与富饶的河套冲积平原和水草丰美的巴彦淖尔相关联。这里的生存优势使先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特别是各民族与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此和睦聚居，多民族、多元文化大融合，形成了多种文化有机交融的特殊的河套文化体系，蕴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阴山岩画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画宝库；巴音满都呼出土了大量巴音满都呼出土了大量恐龙化石和其它哺乳类及爬行类动物蛋化石；境内赵、秦、汉长城，蔚为壮观；遍布于全市各地的古城址和古墓葬群，尤其是沙金套海汉墓群数量之多、分布面积之广为国内仅有。据称，在这里出土的2000多年前汉代酒鼎中的烧酒，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两件液态文物之一，同时也表明这个地区的酒文化之古远。此外，还有极具地区特色的民族民间书画、音乐舞蹈、剪纸、河套二人台、爬山词、蛮汉调、民俗风情等，都是构成河套文化的重要内容。
清初，临河地区为杭锦、达拉特、乌拉特等旗游牧地。清中叶，内地商贾渐次到此经商，包租蒙族牧地。至清末，各地农民接踵而至，开始大面积垦殖定居。这些从四面八方流涉到此者带来了外地的风土人情和民间文化艺术，与本地土著蒙汉文化结合，并不断改革创新，形成了临河现今的文化艺术风格。临河地区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主要有民歌、二人台和歌舞音乐等。
民歌 临河的民歌主要以汉族的“山曲儿”（又名爬山调）和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还有在河北老乡中传唱的河北小曲儿，但流行不广。临河民歌种类有山曲儿、爬山调、码头调、社火调、打场歌、漫瀚调等。歌词是随时代或有关情景由歌唱者随心编来，其中有不少传统歌词流传至今。河套平原本无山，所谓山曲儿为山西人带来的爬山调与陕北人喜好的信天游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逐渐融合而成，并在劳动人民中间流行、传播、发展。在劳动中或间歇时，无分男女老少都能哼哼两句，这确是临河人民在过去生产、文化生活落后的情况下自我取乐的一杯淳酒。它主要为了抒情、解闷、明志、红火。
近年来，随着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年轻人多哼哼流行歌曲，抖山曲儿者逐渐减少。但作为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民歌已被歌手们搬上各种娱乐场所和舞台，成为民间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这些民歌多为上下句结构，高亢嘹亮、悠扬舒展、跌宕起伏，充满乡土韵味。
二人台 二人台这种文艺形式在清乾隆年间产生于晋北一带。到清咸丰年间流传至土默川，后又传到后大套。民国初期，除“丝弦坐腔”这一形式外，还出现了二人台职业小班，这种小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在临河（当时杭后全境属临河辖地）活动最多的二人台玩艺儿班，主要由老艺人计子玉、樊六、霍存柱、朱银全、班玉莲、刘二罗等组成。该班在临河及五原等地演出近30年。计子玉在临河还带出不少徒弟。起初，二人台角色只有一丑一旦，以“摸帽戏”的形式分饰多种角色，后又发展成扮演固定人物的民间小戏。二人台伴奏乐器有笛子（俗称梅）、扬琴、四胡、“四块瓦”等；服装、化妆效仿晋剧；道具有扇子、手绢、霸王鞭等。二人台艺术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流传着不少顺口溜：“打不完的金钱卖不完的菜，看不厌的打樱桃、探病、走口外”；“为看白灵旦（樊二仓），三天不吃饭”；“宁可穿不上绣花鞋，也要看一看霍存柱的打金钱”等。然而旧社会这些倍受群众赞美的二人台艺人们被视为“下九流”，二人台主要在乡村为农民演唱，社会地位低下，生活穷困潦倒，多以卖艺乞食度日。二人台的传统剧目有：《走西口》、《打连城》、《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抓壮丁》、《打后套》、《探病》、《揽长工》、《报花名》等。这些节目，有的是揭露当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的歌颂爱情；有的抒发劳动人民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有的反映历史事件。二人台的形式，短小精悍，有的偏重于歌舞，有的偏重演唱。二人台的音乐，带有浓郁的后套民歌色彩。二人台的唱词，富有爬山调的韵味。二人台的道白，多为后套广为流行的幽默、诙谐、生动、风趣的串话、谚语和歇后语。二人台产生于封建社会，再加上一些人为附和取悦权贵富豪，剧目中也掺杂着一些封建、迷信、色情、庸俗的东西。
解放后，二人台艺术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50年代，农村各乡普遍建立了以演唱二人台为主的农村业余剧团，多次举办二人台艺术培训班。二人台传统剧目得到挖掘、整理、加工和改造，剧本内容、表演、伴奏、服装、化妆、道具等都有新的突破，并以多人台，偶也以喜剧一人台的形式出现在舞台。
歌舞音乐 起源于农业劳动和牧业生产劳动，多在逢年过节和各种喜庆集会场合表演。表现为：
查玛（俗名跳鬼）。这是喇嘛庙会上表演的一种神话舞蹈。解放前，临河只有班禅召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弥勒佛“出行”之日）、五月二十五（“祭雨”和开庙厅之期）、六月十三举行庙会时，喇嘛做完佛事后，便表演“查玛”。表演方式和过程如下：喇嘛庙大殿外的广场四角各插一面大黄旗，上画四大天王彩像。众喇嘛身披黄色法衣，抬一丈多长的四个大铜号，四个小号，手捧笙、管、笛、箫，手持鼓、镲、锣、铙钹等乐器入场。做完佛事后，在鼓乐声中，由喇嘛扮演的三头猛兽牛、虎、狮跳跃入场，舞蹈，下场；九个仙童一对一对跳跃入场，第一对手提银香炉，第二对吹喇叭，第三对吹笙管，第四对吹笛箫，最后一童儿引一大肚弥勒佛跳跃起舞，下场；又一阵音乐声中，一对头戴骷髅面具，身穿画有肋骨条肉色紧身衣，手持小棍的小鬼跳跃入场，舞蹈，下；一个夜叉模样的小鬼入场，舞蹈，下；四个戴骷髅面具，头戴花帽的小鬼入场，舞蹈，下；两个头盘发髻，戴着大耳环的天竺（印度）佛入场，舞蹈，下；金刚佛跳跃上场，舞蹈，下；蓝脸韦陀上场，舞动铁杵和人头骨，一边向人群撒五谷，口念咒语，时而饮酒，舞蹈，下；地藏五菩萨和十殿阎君上场，诸神手中分别拿钢叉、铁杵、骷髅棒、碗、彩缕等物，舞蹈，下；少顷，一位活佛升座于高坛之上，口念经，指挥众“鬼”一齐登场群舞；稍后，“撒鬼食”。跳鬼结束。
高跷。舞者双足踩着木跷（有脚踏装置的木棍，高三至四尺），扮成各种人物，手持道具，在锣鼓大镲的强烈节奏下舞动。高跷的人物角色不固定，可自由扮演。河套地区的高跷多由24人至36人组成。多数高跷队扮有白蛇、青蛇、许仙、法海、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唐僧、丑老板、二八小子、大姑娘、书生、工人、农民、士兵等角色。舞蹈套路有白菜卷心、剪子股、蒜辫子、蛇蜕皮、白马分鬃、单八字、双八字、跳桌子、扑蝴蝶、三打白骨精等。最后以齐唱社火调或码头调结束表演。歌词则随时应世，灵活编成。高跷的表演时间多在春节和元霄节。
龙灯舞。龙灯舞又名龙舞、龙灯。“龙”的形象各有特色，一般用竹、木、纸、布等扎成，节数不等，但为单数，每节内能燃烛的称“龙灯”，不燃烛的称“布龙”。龙身每节安一木柄，由一人支撑，舞时，在锣鼓大镲的伴奏下，由一人持彩球戏龙作舞，整条龙上下起伏，弯曲涌动。常见的有二龙戏珠、老龙摆尾、巨龙翻身、龙盘九颗蛋、神龙祈雨、蛟龙出海等。伴奏鼓点有过街钹、出海锣、滚龙鼓、跑龙鼓等节奏变化。
狮子舞。狮子舞又名狮舞，各有不同特点和风格。一般由二人合作扮一头大狮子，一人扮一头小狮子，另一人扮武士，持彩球引逗狮子舞蹈。舞蹈动作分“文狮”、“武狮”两种，“文狮”主要刻画狮子温驯的神态，有搔痒、舔毛、打滚、抖毛等动作；“武狮”表现狮子勇猛的性格，有跳跃、跌扑、登高、腾转、踩球等动作。
跑旱船。跑旱船即“采莲船”。船多用竹、木、秫杆扎成骨架，用布蒙围，缀以花朵，套系在女舞者的腰间，如坐船状；另一人手持木桨，二人合舞，如行船于水面之上。表演时，旱船在两只以上，二人合舞，成双配对，对称表演。常见的旱船舞蹈套路有：双开门、剪子股、八字、双八字、里转、外转、虎头保寿、搁浅、出水等。
秧歌。秧歌起源于农业劳动。舞者扮成各种人物，手拿扇子、手帕、彩绸、镰刀、斧头等道具，在锣鼓大镲的强烈节奏中手舞足蹈。在表演形式上，开始和结尾为大场，中间穿插小场。大场为变换队形的大型集体舞。队形变换套路有平分秋色、兵困方城、单双行互变、蒜辫子、蛇蜕皮、单八字、双八字、子母连环、白菜心、白马分鬃、珍珠倒卷帘等。小场是两三人表演的具有简单情节的舞蹈或舞蹈小戏。1949年前，秧歌的角色和高跷相似；1950年后，秧歌的角色多以工、农、兵、学、商为主，加入部分神话和戏剧人物。秧歌是节日和集会时经常表演的群众集体舞蹈。后套地区秧歌的特色在于“扭”，故又称“扭秧歌”。现在“扭秧歌”已成为群众普遍的娱乐活动，临河各镇、街道办事处陆续组织中老年秧歌队，每日早晚或节假日进行活动，借以娱乐或强身健体。
竹马。竹马又称“跑竹马”。一般用竹条扎成骨架，外面糊纸或布，前后分两截，系在舞者腰上，如骑马状。舞时，模仿骑马徐行、疾驰、跳跃、卧下、站起、受惊等动作。动作轻松活泼，情绪热烈奔放。有的地方耍“跑驴舞”，表演形式、技巧和竹马基本相同。
挠阁。挠阁又名“耍孩儿”。由三人表演。成人用固定装置将一个或数个小孩高高扛起，小孩扮成戏剧或神话中的角色，随着舞步表演各种神态的姿势。
抬阁。抬阁，即抬起的空中楼阁。其表演内容有抬人的（被抬的人扮成戏剧人物或神话人物），也有抬楼阁模型的，一般以抬人的居多。其表演人数有两人抬、四人抬、八人抬、十六人抬乃至三十二人抬等。
说到历史文化，就不能不说说临河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这里开荒种地，闫锡山也派兵来屯垦，中国**党人就开始在这里撒播革命火种。1927年7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时，从归绥（呼和浩特）读书回来的中共党员刘进仁，受组织委派，在临河秘密建立了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临河支部。党员深入到农村、学校和天主教区，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培养和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到1929年初，党员发展到19名，在陕坝、蛮会等地建立了党小组。临河支部采取各种方法开展了办新学、抗烟捐、买地创办农业合作社、夺粮、吃大户、兵运等多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32年初春，地下党员王森来到临河，在山东寿光人房鲁泉（后改名赵子明）开的鲁大药房里落脚，以“种花先生”身份作掩护，走村串户，发展地下党员，组织‘穷人会’，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作斗争，并深入到屯垦军中策动武装暴动……1933年8月，在临河城北的杨六十五圪旦，建立了首届中共临河县委。1934年春天，王逸伦又来接替王森任县委书记。以后直到河套和平解放，这里一直没有停止过党的地下活动。多少仁人志士在这片土地上为革命捐躯，李春秀、霍世奎、杜三柱、班三、吕六、陈四、高大羽、刘红生、郭北宸……至今临河土地上仍深深镌刻着这些革命烈士的英名，传颂着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故事；又有多少杰出人物——如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王森、王逸伦、刘景平、刘瑞森、韩是今、魏恩文、闫定础、??岱峰、王一然等，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足迹，而曾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李贵，国家驻外大使侯野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贺瑞林等，当年都是刘进仁任校长的临河一校的学生，在刘进仁的引导下，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参加了革命。推荐阅读：分析河套文化
河套历史发展源流
一、先秦
周朝之前，属于狄人的匈奴人（归属存在争议）生活在河套。春秋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把版图延伸到阴山山脉，设立了云中郡，位于土默川平原东部。秦朝统一中原后，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3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
二、两汉
西汉时，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间”，即河套。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和五原郡（今包头西）。前125年置西河郡（今陕西府谷西北）。河套地区还包括之前的云中郡和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当时的人们引黄河灌溉，当地农业迅速发展，经济繁荣。东汉时，归附汉朝的匈奴人被安置在河套。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河套地区是北方多个政权争夺的重地。
三、唐代以后至今
唐朝时这里被重新农垦，唐诗中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北宋时河套被西夏和辽朝所分别占有。在元、明、清时，河套以畜牧为主。清朝后期陕西、山西的一部分人迁到塞外，河套地区开始成为西北最重要的农业区。抗战时期，国军将领傅作义屯守于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即奋斗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里的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河套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基本特征
一、关于河套文化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脉络
从华夏文化的历史长河追溯俯瞰河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可以将河套文化的形成发展概括为以下五个基本阶段：即史前发端期、夏商春秋雏形期、秦汉时期的繁荣中兴期、明清以后的传承复苏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跨越发展期。
（一）史前发端期。据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21000万年至公元前6500万年，在阴山西端至狼山一带，曾有最早的生命形态即大量恐龙出没。从西起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东至乌拉特中旗的新忽热苏木一带，发现有大量的恐龙化石，在呼和浩特市区北33公里的保合少乡大窖村，发现的打制石器距今约50万年。这就证明50万年前，大青山脚下已有人类以阴山燧石为原料打制石器。在今鄂尔多斯高原的红柳河畔与宁夏冰洞沟发现的“河套猿人”，表明早在5万年前河套地区的智人用自制的石器工具，创造了人类初期的远古文明。
（二）夏商春秋的雏形期。夏商之初，居于河套境内的游牧部落有鬼方、危方等民族。《通鉴外记》云载：“由商之成汤传至武丁，皆有外伐鬼方，三年乃克”的记载。《河套图考》载：“周宣王时，猃狁内侵，命尹吉甫伐之，乃命南仲筑朔方城。”战国时，居于北方的游牧部落称楼烦、林胡。楼烦居大青山南北一带地区，林胡居西部河套境内。林胡部落利用套内水草丰美的优越条件，发展畜牧和狩猎业，逐渐强大起来。《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九原。”至此，现在的河套地区开始有了明确的建制，并见诸于史。
（三）秦汉时期的繁荣中兴期。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10万击败匈奴，在占领地区设置了郡县，征调内地人民到河套地区屯田。秦统一中国后，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属秦九原郡辖地。为了开发边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由内地迁三万户至北河（今河套地区）、榆中（今鄂尔多斯东北部地区）进行垦殖。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分兵进击匈奴，经过河西之战、河南之战、漠北之战三大战役，大败匈奴。汉军收复了今河套地区，筑朔方城，并修复秦时蒙恬设置的县城，驻兵防守。此后，汉武帝曾三次大规模移民在河套屯田戍边。那时，河套西部的乌兰布和地区，已是沃野千里、阡陌纵横、鸡犬之声相闻的富庶之地了。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汉元帝将宫女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为“阏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政权与西汉王朝之间的对立状态，河套文化的基本格局就此形成，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阶段，开创了汉匈两族及各民族间和谐发展、友好睦邻关系的历史先河。
（四）明清以后的传承复苏期。秦汉以后，由于安史之乱、鲜卑南下、乌桓称雄、突厥东进、柔然内附、党项立国、契丹建辽等战乱割据因素，加之沙漠化、荒漠化趋势的不断加剧，河套文化曾一度由秦汉中兴期坠入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休眠期。明洪武末，现在的乌拉特前、中、后三旗地属东胜卫辖境，至明朝成吉思汗的子孙阿拉担汗统一了蒙古部落，河套地区成为蒙古人的驻牧之地。清统一后在现在的内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建制。公元1648年乌拉特部因协助清朝征战有功，首先赐牧地于河套北（乌加河以北），封鄂木布子鄂班掌前旗（西公），图巴掌后旗（东公），色楞子巴克巴海掌中旗（东达公）。雍正、乾隆以后设道置厅，河套地区属归绥道萨拉齐厅辖领。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分出萨拉齐厅西部河套地域在大佘太设置五原厅，尔后又移至隆兴昌（今五原县所在地），附以达、杭二旗和乌拉特三旗地居住的汉民村落，属五原厅管辖，隶山西节制。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其行政建制再未变更，至此近代河套地区文化传承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入国际国内竞争行列，文化建设也日渐融入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潮中，达到了空前繁荣的跨越发展阶段。推荐阅读：河套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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