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学国学和学习的误区

　　为什么要学国学?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到2018年才会好起来。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的时代。

　　我们要为它准备。

　　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民族魂，是全中华民族的统一思想，是13亿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切实可行的口号。

　　我们是未来的主人。

　　我们要在未来的大蛋糕上切一块。

　　这是我们学习的缘由。

　　但我们在学习中，有很多误区。

　　第一个误区，我们要向西方学习。

　　对中国人最适合的是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适合西方人，我们是学不来的。

　　历史上所有冲突都是文明的冲突。

　　历史证明，我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虔诚地拜他们为师，但结果永远是先生侵略学生，永远是先生欺负学生。

　　西方文化自顾不暇，更无从救中国。

　　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功，都是中国文化的胜利。

　　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国际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这是文明冲突的需要。

　　第二个误区，民族复兴就是读经、穿汉服、恢复礼教、弹古筝箜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复兴不是复旧，复兴不是复辟。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现存的的最古老的文化。

　　现存的、活生生的、而又最古老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沉积。炎黄子孙片刻都不能离开。

　　第三个误区，三皇五帝是个人。

　　先秦古籍不是如是说。

　　说到华夏祖先，公认盘古开天地和三皇五帝。 许多人认为三皇五帝是八个领袖人物，其实我们的历史不是这样讲的。

　　根据《庄子》、《纲鉴易知录》的说法，有巢氏、燧人氏、知生氏为三皇。《太平广记·老子》则称天、地、人为上三皇，而有巢、燧人、知生为下三皇。既然叫“氏”，就不是人名，而是氏族名。三皇就是有巢解决住、燧人解决吃、知生开始生产的三个历史时代。

　　五帝也不是五个人，而是以五行为代表的周期：伏羲（木）、神农（火）、黄帝（土）、少昊（hào，音浩）（金）、颛顼（zhüanxü，音砖须）（水）；喾（kù，音酷，喾是其繁体）（木）、尧（火）、舜（土）、禹（金）、启。其中对中国文化进程影响比较大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这是一个由口耳相传到有文字纪年的过程。

　　伏羲氏进行畜牧、神农氏确立农业。伏羲、神农，没有氏的时候是人，冠以氏则应视为一个长达一个历史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氏族。

　　伏羲又叫庖羲，可见从物质上讲，伏羲文化的特点仍是厨房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畜牧业基础上时代的厨房文化。伏羲画卦结字，表明我们的先民在有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就有了精神的生产。

　　《纲鉴易知录》说神农“传八世”。提拔黄帝的和被黄帝替代的，是两个不同的“神农”。

　　黄帝之后，就不再冠以氏，也就是说，不再是氏族，而是个人了。

　　到了唐尧，我们就有连续的甲子纪年的记录了。《纲鉴易知录》认为，“甲辰，唐帝尧元载”。我们用甲子纪年推算上去，这个甲辰是公元前2357年。从天象记载推算，唐尧据今4500年。这个甲辰推算大致是不错的。
 

　　第四个误区，诸子百家只能争鸣不能兼容。

　　《汉书》不是如是说。

　　《庄子·天下》虽有“百家之学”之说，但“百”并非实际数目，不过是形容家数之多而已。

　　诸子百家，到汉代才有明确定义。 《汉书·艺文志》认为，并非百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究其实，诸子十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指出道家纯系历史史实的记录，是“君人南面之术”。这里的“南面之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管理学。而“君人”即可作动词翻译为“行政”，也可作名词翻译成“最高领导”。因此道家学说就是最高领导的管理之道。《汉书·艺文志》道家名下，有黄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关尹子、庄子、列子、孙子、田子、鹗冠子等。

　　道家之外的其余诸家则是各管理部门的经验总结，不是个人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政府各部门的管理之道。《汉书·艺文志》认为，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出于礼官，根据名位不同，确立礼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主持宗祀，选士上贤，处理民事，推行兼爱，不别亲疏；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研究天文、律历、地理，术数、谶纬、象数、占验、卜筮，“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伊尹说》、《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百家》为代表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记载“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鹗冠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总之，诸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无非都是“南面之术”（即管理之术）的实际应用。由于道家出于史官，需要记载全国乃至各部门的活动，所以也可以说诸子不过是各部门“史官”对本部门的史实记载与归纳总结，因此诸子也可以说都由道家蜕化而来，实为道家之别派。

　　当然，从艺文而言，除了易、书、诗、乐、礼、春秋六艺，以及上述九家管理之道，还有诗赋、兵家、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数术、经方（中医）、房中、神仙、方技等，但后者一般认为是术。《汉书·艺文志》认为，诗赋，“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兵家（包括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五行者，五常之形气”；“蓍龟者，圣人之所用”；“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

　　对于诸子，司马迁独赞道家，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摘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直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第五个误区，周易是算命的。

　　中国古人从来都不是如是说。

　　历代都公认，易为六艺之首。能够称为中国文化之首的，当然绝不是我们今天在地摊上见到的算命先生的那点本事。

　　刘勰《文心雕龙》说“易惟谈天”，《周易参同契》说，“日月为易”，这至少说明易和天文学有关。

　　中国历代讲易，有从象、数、理上讲的，也有从变易、不易、对易上讲的，还有人认为，易者简易也，易者意也，易者医也，易者译也，译者一也，……，不一而足。

　　孔子、朱熹等，从易理上讲，则有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说。

　　***把无极、太极、两仪、四象运用于中国革命，形成了***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无极即我们今天说的归零、空杯；***说是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太极，***说是把握全局，心中有数。

　　两仪，***说是两点论，和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说是准备不如意的事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所以要多看几步棋，要做出防风险预案。

　　孔子则在《系辞》说，易和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有关，只不过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其实《易经》是至简至易之道，孔子说在《系辞》中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简之善配至德。”

　　第六个误区，中国人需要科学。

　　恩格斯不是如是说。他在《反杜林论》和《劳动在由猿变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中说，现代科学是静止地、孤立地、僵死地、形而上学地研究世界，是过高估价自己的。

　　所谓科学，就是把本来一个完整统一的世界，人为地割裂开来，分成数、理、化、生物、地理之类的学科，孤立地研究；就是把本来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他解剖成心脏、腰子、大肠、肚子等一堆肉，僵死地研究。

　　这种研究的结果，必定见木不见林，必定失衡，必定造成地球这一人类唯一的家园都要遭到污染和破坏的结果。

　　《圣经》讲，这是吃智慧果的“原罪”。

　　爱因斯坦于1953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San Mateo）的J．E．斯威策（Switzre）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据商务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页）

　　而研究高能物理的学者们，首先看到用西方科学研究粒子，是测不准的，纷纷向中国文化求救。

　　现代西方人看重中国的，就是中国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化。

　　中国文化之所以连绵不断的五千年，就证明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普适性。

　　这就是天人合一，就是敬天畏天，法自然，不破坏自然，复命（归根返元），回归自然。

　　这就是它的会当登绝顶，一览众山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就是它的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平衡观念、和谐观念；这就是它的有生有克的五行生克观念。

　　这就是它的求大同存小异，和平共处，尊重多样性的观念；这就是《内经》说的，“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好的是和谐的多样性，不好的是貌合而神离。）

　　第七个误区，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医院和医生。

　　《黄帝内经》认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摄生比治病更重要，所以《内经》开篇，先讲摄生、养生。

　　中国人认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国学学好了，可以治国，可以治军，可以治病，也可以治气，治身。气、身、家、乡、邦、国、天下，事不同而理同。

　　国学认为人人可以为圣贤，人人可以为医生。

　　国学认为食药同源。

　　中国人普遍了解的经络，西方的解剖学根本就找不到，可见西医缺憾到什么程度。

　　中国的药店，座右铭是，“唯愿天下人无病，宁肯店中药发霉”，这和西方制药厂专门生产治不好病又治不死人的高价药完全是天壤之别。

　　第八个误区，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危机是人为的。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中国二千年都没有。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两极分化，是个人主义，是吃独食，是资本家、金融大鳄的贪婪。

　　这是和西方的从局部、从个体出发、见木不见林，不能居高临下，没有全局观念、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相一致的。

　　国学历来注重把握全局、心中有数。

　　中国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至少是家。养家糊口，家在口前。

　　中国人不是自私自利的，而是有责任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人的特质。

　　《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中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家国天下为要的思想，在四千年前的唐尧时代就奠定下来了。

　　试想，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没有贪婪，没有残酷剥削，那里会有经济危机？即便出现天灾，也会一方有难，八方援助。汶川地震时的中国，不就是五千年中国缩影吗？

　　认识的误区，远不止这八个，思维的定式，数不胜数，我们生活在谬误中。

　　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我们往往因为时、空、立脚点、观察角度、观察的高度、自己的阅历和知识，从而形成不同认识的误区和思维的定式。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瞎子摸象。

　　六个瞎子摸象，每人都摸到一点。摸到耳朵的说象像扇子。摸到腿的说象像柱子。摸到身子的说象像一面墙。摸到尾巴的说象像绳子。摸到鼻子的说象像管子。摸到牙的说象像萝卜。都说自己是对的，都指责别人不对。他们谁对谁错？他们六个，是谁也说服不了其他人的。只有明眼人看到全象，才知道他们六人，都是又对又不对。 

　　国学强调证验。中国人不注重形式逻辑。《老子》81章，章与章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但《老子》五千言，每一句话，都是中国历史个案的纪录和总结，每一句话，都有个案做支持。中国人不需要去评判它的对错，几千年来，中国人只是用自己的活动、自己的行为去证验它。

　　国学富于案例。中国讲究道与经，道原本是道路，经原本是路径，衍伸而为方法。《春秋》、《国语》、《国策》、《左传》、《资治通鉴》、《二十五史》记载的全是案例。没有假说，没有定理，没有推论，因此不需要西方科学的逻辑证明和实证两种方法，也不需要像西方教科书那样，二、三年就要出新版。没有说教，只有叙事，所以甲可以有甲的理解，乙可以有乙的说明，而国学认为，只要能自圆其说，就都是正确的。上帝给每条狗一个喉咙，谁能说黑狗叫出来的就是真理，而白狗叫出来的就是谬误。懂此，我们就懂释迦牟尼为什么不分辨了。

　　打破思维定式，走出认识误区。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而国学的证验和案例，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维定式和认识误区。案例给你启示，而证验破除你的定式和误区。

　　归零、空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是无极。而无极位居周易易理之首，即无极位居无极到太极，到两仪，到四象，到八卦，到六十四卦之首。

　　老子说，“复命曰常”，“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中国人是以简驭繁的。而复命也即归根返元，知和也即和谐求大同，则是中国人最常做的。

　　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健全人格，挑战生命极限。

　　这是所有先进文化的共同追求。

　　所有的先进文化都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是涉及人的解放的问题。而人的解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这就是思想、人格和身体。说得通俗一点，解放也就是健康，不健康是解放不了的。

　　联合国健康三定义是思想健康、人际关系健康、身体健康。

　　思想健康讲的是思想解放的问题，是认知的问题，是智的问题，是智商的问题；人际关系健康是人格健全的问题，是人格回归的问题，是德的问题，是情商的问题，是知和的问题；身体健康，是开发人的潜能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是挑战生命的极限的问题，是求生求寿的问题，是驻颜的题，是复命的问题。

　　***讲德、智、体三好，是这三个方面。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主是思想解放，民权是人际关系，民生是生命、是身体。

　　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思想解放，平等是人际关系，博爱是生命。

　　中国的三教也是如此分类的。

　　孔子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是思想，性是人格，命是生命。

　　释家说，“明心见性”，又求往生与来生。心是思想，性是人格，往生来生是命。

　　被道教奉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说，大易黄老炉火三道由一。大易是思想解放，黄老是价格回归，炉火的开发人体潜能挑战生命极限。

　　老子《道德经》说，知和曰常，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易经》是至简至易之道，是中国文化的六经之首。

　　只有梳理，才能找到简至易之道。

　　《内经》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我们必须找到共同的地方，才能和谐。如果察异，那就只有争论不休了。

　　如果看不到所有的先进文化都是相通的，就会错误的认为中国没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如果看不到所有的先进文化都是相通的，就会错误地只从字面上向西方学习。学习的结果，民主就变成无政府主义、自由就变成自由主义、平等就变成平均主义。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先进文化都是相通的，我们就会和而不同，在和谐的环境中，享受多样性。

　　未来世界是和谐的。因为我们求同，因为我们求大同存小异，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理想是大同世界。

　　最民族的，就是最国际的。

　　肯定多样性，文明的冲突就会变成文明的和谐。

　　为此，我们热爱国学；为此，我们学习国学；为此，我们发扬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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