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话历史
中国的方言有很多，而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北京话，而对于北京话也是主要分布在北京周边的汉语方言，而同时北京话也俗称为“京片子”，对此中国北京话历史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北京话历史
百年北京话的历史演变
北京作为多朝古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孕育出活色生香的语言，它是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语言绵软，积累了大量地方性词汇，具有独特的魅力。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美兰认为，本套丛书以“调查、整理、传承、研究”为基本方针，收集了北京话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语言艺术及文学、文化价值。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套丛书，不计经济效益，也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团队中还包括北京之外的一些著名专家，比如，岳麓书社原社长、曾主持编辑出版《魏源集》的夏剑钦作为第一读者，参与把关，并对一些文献进行评点。
先贤有言：“传刻古书，于己谓之有福，于人谓之有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主持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江蓝生说，我们比较重视研究吴语、越语、闽语等东南方言，对于北方官话研究不够，这套丛书的面世功德无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原所长沈家煊认为，汉语欧化现象比较严重，我们应自己表述自己，不要老是处于被表述的状态，研究北京话的团队值得肯定。
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只有400年左右。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恢复古人的“雅言”，今人恐怕一句都听不懂。在日语、朝鲜语中，我们会发现不少读音与汉语近似，从中略可体会不同时代“雅言”的痕迹。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日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廷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几无孑遗。
缺乏统一的语言标准，给沟通带来了巨大麻烦，比如晚清名臣曾国藩是湘乡人，可湘乡话却是全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再比如康有为被召见时，光绪皇帝怎么也听不懂他说的南海方言。为避免难堪，清末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不得不破坏历来的规矩，允许从领侍卫内大臣中挑选一人随同召见，充当“翻译”，而此前清代的召见，除军机大臣，一般只能是君臣二人，室内不得有任何闲杂人等。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上疏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言，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未获批准。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确定了北京话的地位。推荐阅读：世界上十大恐怖动物
北京话形成发展史
北京话，指的是住在北京城区一带的本地人所说的话。以北京城区为中心，东至通县，西至昌平，南至昌平，北至怀柔，说的都是北京话，只占北京市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北京话内部也有分歧，老年人和青年人，住在通县的人和住在昌平的人，发音和用词也有一些小的差异，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语音系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个语音系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音标准。
北京这个千年古都是由汉族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共同建立起来的。早在隋唐时期，北京已是边陲重镇，是历代汉族和少数民族冲突与融合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至少从唐代开始，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就一直和当地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人口也一直在不断地大量流动。
语言和社会一样，越是封闭，发展就越慢；越是开放，发展就越快。在历史上，北京话既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产生交流，也和各地的汉语方言有频繁的接触，一千多年来，北京话就是始终处在这种十分开放的环境之中的。现代的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的古音成分最少，可以说是发展最迅速的汉语方言。
北京在唐代属幽州，当时的幽州地区已经居住着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公元936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成为辽金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南方重镇。契丹把析津府(今北京)定为南京，成为辽代五京之一。公元1153年，金代把国都迁到燕京，这是北京正式成为一国国都之始。从辽至金，北京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涌进北京，原住在北京的汉族人被迫或自愿和他们杂居在一起，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和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广大的汉族人民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交往也受到严重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达300年之久。和外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广大中原地区的本族语言反而关系疏远，北京话从一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处于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同的特殊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背景对北京话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北京话在辽金时期就可能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的汉语方言。
在辽代建国之前，契丹族就已经不断从战争中俘虏大批奴隶，不仅有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当时幽燕地区的大批汉族人。到辽建国时，汉族人的势力已经相当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活跃，对辽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从辽到金，不断有大批的汉族人被掳掠到东北去，在金统治我国北方的一百多年中，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十分频繁。女真族每次南侵，都要掳掠大批汉人和财物回去，先在幽燕地区，后来遍及中原各地，次数之多和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在被契丹和女真族陆续掳掠到东北的汉族人中，以幽燕地区的汉族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所说的方言是当时幽燕地区的方言，这样就把北京及其附近的方言扩展到了东北各地。汉族人文化高，以所掌握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影响当地少数民族，汉语在东北各族语言中也就逐渐占了优势。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在汉族人的长期影响下逐步汉化，甚至放弃了自己民族的语言。金朝就是在女真族汉化已经相当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到金迁都燕京时，女真贵族已经不大能说本族语言，汉语在女真族中使用已相当普遍。女真族所接触的汉族人主要是契丹族从幽燕地区陆续掳掠去的，因此女真族所说的汉语应该也就是原来幽燕地区的汉语方言。
蒙古族统治者灭金建立了元朝后，把金中都燕京改建成元大都，大批的蒙古人来到大都。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同被称为“汉人”，是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高于“南人”(主要是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的“三等公民”。蒙古统治者这种分化汉族的政策，使得原住在大都的汉族人地位高于“南人”，和契丹、女真人仍旧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被迫和蒙古族人杂居在一起，和蒙语产生交往。当时元朝的统治者强迫汉族人学蒙语，有少数蒙语词汇如“胡同”等确实也被大都话所吸收，并且一直流传到今天。但蒙古族和辽金时代的契丹、女真族不同，在入主中原以前，蒙古族和汉族的接触远没有契丹和女真那样频繁，而且统治中国还不到100年，两种语言的接触是比较突然的，文化背景又相差较大，因此，蒙语对元大都话的影响估计并不很大。所谓元大都话，主要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随着元大都的建立而趋于成熟，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元大都话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当时少数民族语言一些直接的影响，但由于这期间汉族的人数和文化始终处于优势的地位，汉语始终是最通行的语言，因此估计直接的影响不会很大，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客观上确实对汉语本身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元大都话入声已经消失就是一个明证.
到了明代，北京脱离了四百多年的少数民族的统治，重新归属于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经过元末的大动乱，大都城已经残破不堪，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明初采取了大量移民的政策充实北京，移民范围从山西、山东直到江浙一带，每次动辄万户。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大批高级官吏和他们的家属从南京移居到北京，加上从攻占元大都后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大量军队以及从全国各地陆续征召来京的各行各业的工匠，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北京的人口结构在这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北京话接触最频繁的已经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是来自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各地汉语方言。方言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同是汉语，差别终究不大，再加上当时方言来源不一，五方杂处，不可能只向某一地区的方言靠拢，这可能就是中古以后发展迅速的北京话到明代趋于稳定的主要原因。明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中所记的音系可能代表了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北京话，已经和现代的北京话十分接近了。
自然，在明代这二百多年中，北京话不可能毫无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要受到所接触的各地方言的影响。明沈榜《宛署杂记》记录了明万历年间北京的风土人情，卷十七“方言”条下特别指出：“第民杂五方，里巷中方言亦有不可晓者”，书中共收集了当时北京方言词语八十多条，至今仍保存在北京话里的还有一半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称呼当时竟有三种之多：“父曰爹，又曰别平声，又曰大”，其中“爹”大约是当时北京话原有的，“别平声”可能来自江淮一带，“大”可能来自山西，至今这些地方仍有这样称呼父亲的，至于今天北京话最常用的“爸”则在当时尚未出现。从《宛署杂记》所记录的父亲称呼正可以看出当时各地方言对北京话的影响。
满族在入关以前曾多次入侵明朝，俘虏大批人畜和财物，在崇祯九年(1636年)曾经长驱直入，包围了北京城，一次就俘虏了18万人畜回去。当时明辽东地区政治极为腐败，大批当地的汉族人逃亡到政治上已经比较开放的满族统治区。于是满族统治区的汉族人口骤增，有不少汉族人甚至自愿加入满族或和满族人通婚，这些人说的仍是汉语。当时满族人和人数众多的汉族人接触，不能不使用这种汉语方言，新加入满族的汉族人虽然也要求学满语，但母语仍旧是这种汉语方言。在入关前的满族统治地区早已形成了这种双语现象，而且由于汉族人的大量增加，满语实际上已经逐步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清朝是倾八旗兵力入关进占北京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初建八旗时，满族人在八旗中占绝对优势。随着军事活动的需要，八旗组织迅速扩大，已经不可能只依靠人数有限的满族人力量，于是陆续增加了汉军八旗和蒙军八旗，大批投满的汉族人就这样被补充了进去。到清军入关时，八旗成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人的数量大增。根据历史档案的记载，在初建八旗时汉人只占4%，到入关时迅速上升到76%，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这些在旗汉人中的大多数原来都是世代居住在东北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这种方言本是辽金时代随着被掳掠的大批汉族人带到东北地区的，它的基础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核心的幽燕方言，在六七百年的漫长时间内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密切接触，这时又随着八旗兵进入了北京，和直接由元大都话继承下来的当地北京话同时并存在当时的北京城。
明代兴建的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是皇宫所在地，外城在内城之南，起拱卫内城的作用。清军进入北京后，为了保卫皇宫，把北京内城全部划归八旗驻地，所有原居住在内城的汉族人除已投充者外一律强迫迁居到外城居住。内外城居民界限分明。内城主要是新从东北移居来的八旗军(包括满洲、蒙古和汉军三种人)，外城则是原来住在北京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直到清中叶，满汉分居内外城的规定仍执行得相当严格，外城的汉族人口骤增，外地来京的官宦、商贾以及历年的应试举子也都只能居住在外城，五方杂处，人口密集，会馆林立，很快就发展成为北京的商业和文化的中心。乾隆以后，满汉分居内外城的规定执行得不十分严格了，但内外城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直到本世纪初，八旗人口在内城仍占一半以上，在外城则还不到5%。外城二百多年来一直是汉族人占绝大多数，其中除了历代居住在北京的本地人以外，还包括许多从全国各地来京的说各种方言的汉族人。
现代的北京话就是在三百多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外城汉族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这种方言在元代以后就一直和汉语各地方言有密切接触。内城八旗人说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源头是辽金时期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一直和东北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接触。两种方言来源相同，但所处的地区和所接触的语言不同，自然会产生一些差异。不过，从辽代直到明代，由于战争、俘虏和移民等原因，两地区的人口始终在不断大量流动，两种方言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分歧。到了清代，两种方言在北京汇合，一在内城，一在外城，相互之间差别本来就不大，再经过极为密切的长时间的交流，就逐渐融为一体，成为现代的北京话。由于内外城人口结构在清代一直没有重大的改变，这个融合过程是相当缓慢的，直到五六十年前，还能明显感到内城满族人和外城汉族人的口音不完全一样。随着城市交通不断发展，内外城人口大量流动，这种差异到今天已经基本不存在，从现在年轻的北京人嘴里，已经完全听不出内外城的北京话还有什么区别了。
李新魁先生在《汉语知识丛书·中古音》中也说：中原地区居民的不断流徙，大大地加强了语言的交流，促使中原共同语有更多的传播机会。当然，在这种人口大量流徙和交融的过程中，中原之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地区的燕地方言所影响，中原人的口里也带上了燕北的口音。《三朝北盟会编》引楼攻媿《北行日记》记述楼氏进入金人占领的汴京时的情景：“语及旧事，泫然不以自已。承应人或与少香茶红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感。”可见金人统治下的东京(汴梁)，有的人已“微带燕音”，染上北方的“胡俗”了。明清之际作《书影》的周亮工说：“汴人语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辽所遗。如藏物于内，不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己’，不知所出。后阅《辽史》：梯里己，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别内外亲疏也。或即梯己之意欤！梯里己但呼梯己，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为‘馍’之类甚多。”如果周氏的推断不误，那么，可见当时的汴洛语言，也多有受辽、金族语言的影响。这就表明，在外族占领中原之后，彼此的语言曾经有过较多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推荐阅读：世界十大恐怖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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