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代表齐鲁文化的是什么

时间:2016-10-17 16:48:23 作者:azg168 祥安阁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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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文化的典型代表指什么

  儒学影响编辑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儒学复古和崇尚仁义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所重视,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民国初山东图书馆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

  海岱地区是中华人类发祥地之一,它有四五十万年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发现了中国的象形文字——陶器文字,距今接近6000年;它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作为同一文化系列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上源,后李文化已上推到距今8000年前,这是迄今中国大地上发掘的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年代。

  有一则故事讲,中国东西南北中各省区的人交胜争谈自己地区的名人名物,每省都说自己那里有多少名山、名水、名人。最后问到山东人,山东人说:“我们山东名山、名水、名人最少。只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山东名山、名水、名人虽少,却都是名高无比的。一山即泰山,号称五岳之尊;一水即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圣人即孔子,古被尊为万世师表,今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由此三者,即足可看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泰山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泰山”古称“东岳”,为中华五岳之首。

  泰山,论高、论大,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不上数,就是在五岳之中也仅排位第三,居中间地位,论方位,泰山在东,故称东岳。按中国传统,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中”是“中心”、“中央”所在,是至尊、至要的位置。东、西、南、北为四边,居次要地位。然而泰山在人们心目中,却占有众山的至高、至大、至重、至尊的地位。这种违背常识的传统观念是怎样形成的?除了从文化方面是找不到解释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最高祭典。因为它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埴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盲禅者,神之也。”又引《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我们中华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谓“皇天后土”。《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间万民万物,君权是皇天授给的。因此,“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报天,下报地,以“报群神之功”。

  但是,一般帝王还没有资格封禅,一定要受命于天,奄有四海,致天下太平者才有资格。这么隆重的封禅祭仪,在五岳之中,人们不选择最高的北岳恒山和居中心尊位的嵩山,而选择东边中等高度的泰山,除了泰山坐落的位置海拔起点低而相对高度较高,由华北平原望去突兀雄伟之外,最主要的是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后,山东的儒生们极力鼓吹泰山的神圣。长期居住在泰山一带的人们,以为泰山最高,上可通天。因此,登上泰山之顶,筑坛祭天,与皇天通话,报天之功,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祭地,报地之功。

  既然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于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归泰山的传统习俗,又是泰山一带为古民族聚居、文化发达的一个佐证。

  管仲泰山一带为齐鲁地区原始民族的文化中心之一。据文献记载为传说时代,据考古发掘为新石器时代已无问题。因为有大汶口文化和传说的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等封禅泰山的丰富资料为证。但是否至此为止,似乎还可上推。因为管仲说的72家中,可记得的12家,那不记得的60家不可能都在无怀氏以后。特别是孔子说,古代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可得而数者万数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涛外传》)这里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泰山封禅不是始于无怀氏,而是更早。早到什么时间,无从查考。但据有史记载的秦始皇至宋真宗1200余年间有8帝14次封禅泰山,大体约85——150年有一人次。我们不说那“万数”需多少年,只说70余家,也需万年左右。

  孔子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所谓“圣人”是指孔子。其实,齐鲁地区古圣人何止孔子一个,上古的三皇五帝都是负有“圣”名的人物,他们与齐鲁与泰山有密切关系,已见上文,勿须多说。只说春秋战国时代称“圣”者孔子之外,就还有兵圣孙子、工圣鲁班、医圣扁鹊,以及次一等的复圣颜渊、述圣孔仅、宗圣曾参等。

  “圣人”之下,是大批贤哲。孔子弟子就有72贤。齐地管、晏之后,战国时代,稷下学者,多至数百千人。是这批圣贤再造了齐鲁文化的辉煌。到两汉,齐鲁仍人才济济。魏晋之后,文化随人南迁,齐鲁地区才逐渐失去其先进地位。这些由上文已大体可以看出,无须多说,似乎也不最重要。最重要、最能说明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还是孔子。

  学术界公认,中国传统文化不管内容多么复杂,其核心和主干是儒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尽管儒家文化经过孟、荀及汉儒屡次改造,特别是董仲舒的改造,被汉武帝定为独尊的儒术,已非原来的孔子儒家,儒学已经齐化,成了齐鲁两国文化的融合体。但是孔子的创建之功,是怎么也抹不掉的。虽说“中华无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有些过头,但说孔子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师则是恰当的。

  所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连接上下的中介工作,而是一项极为宏伟的创辟工程。对于孔于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中创建其儒家学说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里难以展开,只能粗略地加以概说。如何评价孔子的这项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从列宁评价马克思开创**主义理伦体系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科学**主义理论是在“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基础上创立的。他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虽然孔子和马克思的时代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不能同日而语,但对吸收他们那个时代以前人类创造的有价值的

  齐鲁大地东西,对他们以前人类创造的一切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时代的眼光一一加以审查、批判和研究,并结合社会现实的运动加以创新,则是有共同性的。

  孔子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话。因周代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对前二代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但是,孔子的开创性工程,决不是只对周礼文化依样胡芦,而是对殷、夏两代文化以至唐虞之世也都有所批判总结和继承的,特别对史前占领先地位、能代表中华上古今正宗传统的东夷文化,他很感兴趣,曾向郯子问夷礼。“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还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东部沿海或附近岛屿,正是当时夷人还存在的地区。他对《韶》乐极尽赞美之词。《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述而》又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认为《韶》乐不论是艺术形式(美),还是思想内容(善),都是达到了美、善之至的。而《武》则在形式上达到了完美,而在思想内容上还未达到至善。为什么?据传说:《韶》是大舜所作,《武》是周武王时的音乐。大舜是东夷人。也就是说,孔子在音乐方面,崇尚东夷胜过了西周。为什么他认为《韶》与《武》比较,艺术形式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思想内容《武》没有《韶》完善呢?这大概是因为《韶》体现的东夷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的周礼文化的精神更高。孔子儒学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思想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它的核心是“仁”。“仁”是东夷人的本性,东夷文化的精神本质。《说文解字·羊部》云:“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国。”《汉书。地理志》说;“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惮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孔子整理《六经》,系统研究了古代文化遗产;他周游列国,全面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然后以其超人的智慧,综合创新,建立了自己的既承古代文化传统,又开后代文化传统的庞大思想文化体系——儒学。

  过去学术界往往囿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夫子自道,以为孔子对古代文化遗产只是整理编删,对于周礼文化也只是依样画葫芦地进行复制,因此,肯定其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贡献,而否定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的文化建构的创造,甚至说他守旧复古,一心想着恢复西周奴隶制。这是偏见,是不符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冯友兰先生对夫子自道有一种解释是比较中肯的。他说:“孔子虽如此说,他自己实在是‘以述为作’。”他和他开创的儒家学派“讲‘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讲底,不是照着‘古之人’讲底。”山我赞成孔范今先生的意见:“不必泥于字面的意思,误以为孔子的思想不过是守旧式的总结和坚持。孔子的夫子自道,不过是在表明所倡有据,为自己指向伦理性实践的学说提供一个‘已然性’的实践基础而已。……很难想象……孔子作为一位开创一大学派的大师会一味泥古,裹足不前……我们并不想否认孔子在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上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态度,但作为一种文化变革的范式,即打着崇古的旗号进行新的文化建构,从文化的角度或者从对历史变革的更宽泛的理解来看,对其内蕴深刻的革新意义,却不能不予以正确的认识。”“要科学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对将文化变革与政治历史混同一体以及对历史丰富内容的简单化理解中解脱出来。就从对历史的态度和作用来说,看到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文化失范即所谓“礼坏乐崩”现象,企图从人文精神方面补历史之弊,调整人们的社会生存,即如现在人们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一样,这怎能被视之为拉历史倒车呢?”

  其实,孔于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对三代文化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能在‘天人合一’的混沌文化背景中,独对‘人道’做出耀古烁今的创辟,从而真正建构了古老中华文化核心秩序,并铸造了传统人文精神之魂。”三代文化,天地鬼神盛行?可以说是一种“天”主宰的鬼神文化。孔子改造了三代文化中的人格神观念和天命观念,排除了对鬼神的虚妄迷信,摄取了其中天命观的精髓,“为自己的入学建构找到了一个逻辑的前提,也为之奠定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基础。”

  孔子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创造,是他引仁入礼,把东夷人文化精神中最本质的“仁”同三代文化、特别是周代文化中最基本的礼,结合起来。建立了他以仁为核心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仁学思想体系。什么是“仁”?“仁者人也”,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但都是讲的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条叫做“仁者爱人”。“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为说,“仁者,人道交偶之极则。”郭沫若先生说:“所谓仁道”,“也就是人的发现。”的确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只有在奴隶解放的时候,才能出现这种“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学”是适应奴隶解放这个潮流的。

  但有些论者,至今把孔子的“人”或“民”说成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我们认为这太曲解孔子的原意了。其实,孔子的“人”是泛指人类,“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他物的‘类’的概念出现的。”“把‘人’看作社会构成的基元,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起点”,“不仅使其学说必然蕴含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平等意识,而且也获得了对于人类的永远的意义。孔子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这确是振聋发聩的一声,其意义决不只是为一个时代所占有,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孔子的亲和思想中,不仅没有族界,而且没有国界,凡天下有人之处均应如此,这和后世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国家主义没有共同之处。”

  孔子的又一伟大革命性的创建,是他创办私学和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有教无类”为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确立了一个平等的原则,创办私学又为使人人受教育开了先河。这对过去“学在官府”又何尝不是一次革命性的开创?因此,说他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人,实不为过。

  孔子崇尚周礼,但对周礼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死板机械地套用。而是循着其基本原则和思路加以改造和发展,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如他引仁入礼,要求礼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礼不违仁,故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独特模式,而且超出了它的原生区域和民族,走出了国界,远播东亚,形成了东方儒家文化圈,近世又波及西方,唤起“生活在那里的智者,也会在新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呼吁到东方去寻找孔子的智慧。”

  孔子儒学之所以能被统治阶级定为正统思想,主要是因为孔子的思想满足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需要。一是赖于孔子超人的智慧,“好古敏求”,“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奋斗精神;二是他以睿智机敏的扬弃全面批判继承古代文化传统,完成了一次文化观念重大转型的开拓、改造和创新,伎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一次新生和飞跃的发展。故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凝聚的核心,为学者之宗,流传两千余年,几经阶级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斗争风雨和大批判的劫难而批而不倒,弃而不掉,今天和今后也还会在新的现代文化的构建当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一位为前世集成,为后世立极的人物。他的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主要是因为他为统治者提供了御人之术,才为统治者捧起来的。

  

  齐鲁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核心作用和主体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齐文化的源头是尊贤上(尚)攻,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思想.主要分为在军事是富国强兵,思路上不拘一格,注重经济的发展,在礼仪方面将就简单实用.是一种重利的文化.

  鲁文化的源头是亲亲尚恩,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思想文化.注重礼节,是儒家文化的前身.更注重与社会礼仪.是一种尊礼的文化.但是实用性不强.传统的文化是仁,礼.注重人伦,纲常,宗法,秩序稳定.

  齐国兵学独树一帜,其他各国无与伦比.孙子集其大成,着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孙子兵法》.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齐鲁.鲁班不仅是能工巧匠,被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他也是一位发明家.传说锯、伞等是他发明的.   

  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与魏人石申的著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看甘氏早于也高于石氏.   

  在地理学方面,邹衍的大九州说,虽是由近及远、“由小推大”地推测加想象推出来的,但征诸后来的地理发现,不能说他不是一项科学的推测.同时,他深观阴阳的变化,作“五德终始”论,也是有天文学深厚基础的.   

  在医学方面,神医匾鹊——秦越人出于齐地郑阳,在当时也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

  五岳独尊;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孔子故里--曲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铁道游击队影视城等等.

  

  齐鲁文化人物代表一览

  (一)姜太公

  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也称吕尚。姜太公既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又是齐国的立国圣君,是齐文化的创始人,也是古代影响久远的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在中国,不知道姜太公的人很少,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姜太公是一个神奇而伟大的历史人物。说他神奇,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名字神奇。姜太公名字很多,常见的有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吕尚、吕望、吕牙、师尚父、尚父等。姜太公是炎帝神农的后裔。“神农氏,姜姓也”。神农氏姜姓中有一个叫伯夷的人,为尧“典三礼”,“立五刑”,又佐禹治水立有大功,因而受封于吕。伯夷就是姜太公的祖宗。古代以部族为姓,以祖封地为氏。以部族命名,姜太公姓姜;以氏命名,姜太公姓吕。姜太公名尚,字牙,或尊称为子牙。这就是“姜尚”、“姜子牙”、“吕尚”、“吕牙”名字的由来。《史记》记载,当年姜尚在渭水河边钓鱼,与外出打猎的周文王相遇,两人纵论文功武略,甚为投机。文王遇到了栋梁之才,高兴地说,“从我祖上太公以来就盼望你这样的人”。所以人们又称姜尚为“太公望”。后来他被封为齐国第一代国君,齐人追称他为太公,姜太公的名字就被叫响了。

  二是里籍神奇。姜太公是哪里人,在历史典籍中,至少有六种说法,即日照说、汲县说、冀州说、魏邑说、许州说、不知何处说。持日照说的记载最多,《孟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这方面的记载是一致的。《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东海即东海郡,领海曲等38县,海曲县即今山东莒县。古代莒、吕一字。姜太公的祖宗伯夷受封于吕。莒县至今还有东吕乡、东吕里。可见,莒县便是姜太公的祖籍及出生地。

  三是年龄神奇。姜太公的祖先,都是部落首领。但到了姜太公这一代,适逢殷末颓世,家族已经衰落。纣王无道,贤愚颠倒,姜太公虽有匡世济时之才,终因进身无门而穷困大半生。直到年过七十,方遇周文王访聘为师。孔子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自此太公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一发而不可收,活了139岁。

  四是本领神奇。史称,姜太公“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德、法、术“三材兼有”。他的术主要是“修道术”和“开塞术”。“人功和天地参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矣”。

  五是遗迹神奇。姜太公的遗迹,数量多,分布广。主要有:棘津太公台,位于今山东日照。太公台,又称太公避纣处,位于山东潍县东南50公里。钓鱼台,位于陕西咸阳渭水河畔,相传为太公钓鱼处。太公泉,位于河南汲县城西北,相传为太公故居。东吕太公庙,位于山东日照冯家沟村。营丘太公庙,位于山东临淄西营丘,宋代碑尚存。磻溪太公庙,位于陕西省宝鸡县磻溪河边。汲县太公庙,位于河南汲城东门北侧。咸阳太公庙,位于陕西咸阳西边。还有临淄太公祠、汲县太公祠、镐京太公墓、丰京太公墓、咸阳太公墓、汲县太公墓、临淄太公衣冠冢等。

  姜太公的神奇,是与他的伟大分不开的。在渭水河畔,周文王与姜太公相识,一见如故,拜之为师。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以姜太公为太师。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实现了灭商兴周的伟大理想,形成了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统天下。

  周武王封赏“功臣谋士”,而姜太公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姜太公来到齐地,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选贤任能,文化思想上厉行因俗简礼、因地制宜,经济上坚持本末并举、农工商“三宝并重”,使齐国国力持续强大,先后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魁,历时39代国君,800多年。

  (二)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周成王的叔父。早先被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千古宰相的楷模,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辅佐武王,克商灭殷。商末,纣王无道,沦为独夫民贼。周武王发动战争,经牧野一战,推翻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第二年,武王病重,欲传位于周公,周公泣涕不受。武王死后,乃拥立武王的长子诵即位,是为成王。其时,成王幼弱,“小邦周”刚刚取代“大邦殷”,立足未稳,周公摄政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周公摄政7年。《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摄政期间周公的历史功绩。

  2、三年东征,平定天下。武王灭商后,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朝旧地,让他奉守商祀,统率殷遗民,又在周围地区分封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使其就近监视,号称“三监”。周公摄政后,管叔等人极为不满。武庚便串通“三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周公亲拥成王东征,第二年就平定了叛乱。

  第三年,周公继续讨伐参与叛乱的奄、徐、薄姑等。并秉承武王遗志,在“天下之中”的伊洛盆地营建了成周洛邑。周朝成为继夏、商之后而兴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王朝。

  3、分封诸侯。实现天下一统后,周公汲取武庚和“三监”叛乱的教训,在全国推行分封制,目的是“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即选用有明德之人,分封为诸侯,作为周朝的藩屏、侍卫。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同姓亲戚,也有部分异姓功臣和历代圣王的后裔。《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无论同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与周天子都是君臣关系,共同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

  4、制礼作乐。周公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乐传统,有所选择,有所发展,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了顶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是西周盛世的写照。所以孔子由衷地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公制礼作乐的指导思想是“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向重人事的转变。

  (三)管子

  管仲(前725—前645)名夷吾,字仲,又名敬仲,春秋初年齐国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助推齐国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四)齐桓公

  齐桓公(前685—前643),姜姓,名小白。齐国第15代国君,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他任用管仲为卿,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改革,倡导“尊王攘夷”,安定周朝王室内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霸主。

  在政治方面,齐桓公实行了“参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国”,即都邑。“鄙”,就是乡村。“参其国”就是把都邑划为21乡,分工乡、商乡和士乡三个部分居住,其中工乡3个,商乡3个,士乡15个。“伍其鄙”,就是按照轨、邑、乡、县、属把乡村居民编制起来,设置官吏,加强控制,使人民各安其居,各守其业,不任意迁徙流亡,以发展社会生产,巩固统治。

  在军事方面,推行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实行寓兵于民,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居民既是民众,又是兵士,既要从事各自的职业,又要于春秋二季进行军事训练。官吏们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统领,既管行政,又管军事。这样就扩大了兵源,提高了战斗力。

  在经济方面,实行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措施。即在广大农村对土地进行普查,根据土地的肥瘠和数量,规定交纳贡赋的多少。同时,鼓励发展盐铁业,又设“轻重九府”之制,根据年岁的丰歉和人民的需要,集散货物,调剂物价,增加国家收入。这些经济措施,为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物质基础。

  (五)晏子

  晏子(前595-前500年),即晏婴,东莱夷潍(今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齐国上大夫,后任齐卿,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在位,辅政长达40余年。春秋后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汉代刘向在《晏子春秋》叙录中,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孔子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

  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国语?郑语》较早提出“和合”范畴。晏婴从生活的经验中,认识到矛盾是普遍的,事物是矛盾的联结,矛盾本身是转化的。从《晏子春秋》中,可以看到晏婴在对“和”与“同”的论证方面,用“和”说明事物矛盾的联结及“相辅相成”的作用,用“同”说明单一性。《左传》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思想: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即春秋时齐国大夫梁丘据)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焉。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晏婴思想、言行、事迹的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相传是晏婴的著作,也有人认为是后人集其言行轶事而成。全书共八卷,215章,分内、外篇。主要记述了晏子的言行思想,语言简炼,情节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书中寓言多以晏子为中心人物,情节完整,主题集中,讽喻性强,对后世寓言有较大的影响。

  (六)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创始人,春秋末期最伟大的文献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孔子先世是宋国贵族,后因避宫廷祸乱迁居鲁国。孔子三岁时,父亲便死去了,少“贫且贱”,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畜牧)。鲁定公时,曾任中都宰、大司寇(主管司法),摄行相事,政治生涯到达顶峰。后周游卫、宋、陈、蔡、楚等国,都没有受到重用。晚年回到鲁国,致力讲学、整理“六经”、编修《春秋》。相传他的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孔子对中华文明主要有五大贡献。

  1、文献学上的贡献。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3000余篇,孔子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形成了305篇的《诗经》文本,并作了解说。《论语》中有很多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等。

  《尚书》又称《书》、《书经》,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相传为孔子编定。

  2、史学上的贡献。孔子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春秋》的作者。全书仅1.6万余字,却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鲁国历史。孔子修《春秋》,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修《春秋》,确立了许多书写历史的原则和凡例,最著名的是所谓“春秋笔法”,即: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一字之褒,如同华衮之荣;一字之贬,无异斧钺之诛”。孔子修《春秋》,通过把历史的原始记录改写成历史著作,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说,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才是中国史学之父。因孔子作《春秋》,“春秋”二字便成了历史的代名词。

  3、哲学上的贡献。《易》是大道之源,也是中国哲学之源。《汉书?艺文志》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在《易》之早期发展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好《易》,是“观其德义”。孔子以其非凡的慧觉注意到《易》的“德义”层面,发现了蕴含于《易》之中的丰富哲理,于是作《易传》十篇予以系统阐发。可以说,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转向哲学,从而引发了易学革命的第一人。

  4、教育上的贡献。孔子打着“有教无类”的旗帜,先后培养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如: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教育对象“有教无类”;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教学方法采用“循循然善诱人”的启发式;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端正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等。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

  5、政治上的贡献。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仁政德治,将社会公正、秩序、诚信和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提出为政从自身做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优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治。他的政治理想,一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一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这是孔子为中国人设定的两个理想社会的目标。

  宋朝人赵普,曾任中书令、宰相,协助宋太祖、宋太宗治理天下。他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对《论语》的高度评价。

  (七)孙武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一说惠民县)人,著名军事家。生卒年代不详,约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或略晚。

  孙武出生于军事世家,生活在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时代。他从小博览群书,学习黄帝的作战方法以及商、周军事名家的作战史实,从中总结出作战策略及作战思想。他游历齐、鲁、晋各国,实地考察古代战场,掌握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幼学习的兵法战书,进行反复思考分析,写下了传世之作——《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兵法十三篇》。

  约公元前532年,齐国的贵族田、鲍、国、高四族之间发生争斗。孙武是田氏后裔,贵族阶层的家族斗争必然也会危及孙武。孙武不愿纠缠其中,长途跋涉投奔吴国,一生的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

  公元前512 年,吴王阖闾决心同楚国大战,谋臣伍子胥借与吴王论兵之机,连续7 次力荐孙武是真正可以“折冲销敌”的主将人选。于是,吴王召见孙武,孙武便带上他的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吴王看罢,赞不绝口,为孙武横溢的军事才华所折服,任命他为将军。从此,孙武与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理国治军。

  孙武为将之后,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卓越战功。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意思是说,吴楚柏举(今湖北麻城)之战,攻占楚国首都郢,孙子有战功;吴军在齐国艾陵重创齐军,“北威齐晋”,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孙子也功不可没。

  (八)颜子

  颜子(前521—前481),即颜渊,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父亲颜繇,也称季路,是孔子最早的弟子之一。在孔门弟子中,颜子最称高足,其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是孔子多次赞许的弟子。在孔子教学的四科之中,颜子的“德行”科列孔门七十二贤之首。在《论语》中有六处孔子赞扬颜子的句子,这在孔门和《论语》中也只有他一人了。如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子去世时,孔子悲恸欲绝。宋朝以前,人们往往“孔颜”并称。

  颜子勤奋好学,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实践仁道,能做到“三月不违仁”;贫能安心守道,可以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为人志向高远,又谦虚谨慎;善于体悟孔子之志,遵从孔子教诲。颜子对孔子极其敬重,称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颜子没有著作传世,但他的品行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一般认为,后来的儒学八派之中的“颜氏之儒”就是指颜子一派。历代对他也不时追加封号,如唐玄宗封他为“亚圣”、“衮国公”,元朝封他为“复圣公”,后世称之为“复圣”。山东曲阜有“复圣庙”。

  (九)曾子

  曾子(前505—前435),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县)人。

  曾子性情沉静,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以孝著称。据说,齐国曾经想聘请曾子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辞而不就。他提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的主张。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他还十分注重仁德修养,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即,修养的奋斗目标和所维系的中心思想是仁,是立仁、行仁。其任重道远,必须具备宏大坚毅之志,自强不息,死而后已!

  曾子十七岁那年,求师于孔子,孔子对曾子的第一印象是“参也鲁”,也就是说比较质朴、憨厚。他颇得孔子真传,并在修身和躬行孝道上颇有建树。《二十四孝》中记载了曾子啮指痛心的佳话。曾子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现山东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

  (十)子思

  子思(前483—前402),鲁国人,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相传子思受业于曾子,宣扬儒家道德观念“诚”,以为“诚”是世界本原,以“中庸”为其学说核心。孟子曾受业于子思,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世尊称子思为“述圣”。《中庸》为子思所作,收入《礼记》,流传于世。中庸之道是孔门最高之道,子思把中庸之道在更深层次上归结为中和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极力强调主观努力的意义,他有句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庸》第20篇)。

  《子思》是极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经典,出自子思及其门徒之手。《汉书?艺文志》有《子思》23篇,已经遗失。《子思》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既有科学的光辉,也有民主的光芒。“天人合一”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道作为人世间的公理,它是由人去把握支配的。人可以并且应该在客观规律面前充分发挥主动性,做世界的主人。而“天人合一”从美学意义上讲,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美。只有人与人和谐、人与物和谐,才能达到社会发展的整体和谐。

  (十一)墨子

  墨子(前468-前376),姓墨名翟,鲁国人,春秋末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

  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主张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官员,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的哲学思想首先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十二)孙膑

  孙膑(约公元前380—前320),孙武的后世子孙,生于齐国鄄邑(今山东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因受膑刑,被砍去两个膑骨,故世称孙膑。

  孙膑少时,同庞涓一起拜隐居山野的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先于孙膑下山来到魏国,深受魏惠王赏识,拜为将军。孙膑不久也由墨子门生禽滑厘举荐,做了魏国的客卿。庞涓深知才能不及孙膑,便在魏惠王面前诬告孙膑私通齐国。惠王震怒,听从庞涓建议在孙膑脸上刺字、砍去膑骨。孙膑受刑后,成了残废。庞涓假意接济照应孙膑,使其整天刻写祖传兵法。后来,孙膑得知事情真相,便开始装疯,烧掉已经写出的兵书,并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藏在车中离魏赴齐,被齐威王拜为军师。大家熟悉的“田忌赛马”、“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的故事,都是展示孙膑军事智慧的杰出例证。

  孙膑晚年退隐鄄邑孙家花园,设馆授徒,钻研兵法战策,着有兵书《齐武子》,也称《孙膑兵法》。经整理考证,《孙膑兵法》分上下两编,共30篇,11000多字,是我国古代军事著作的一份珍贵遗产。

  (十三)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是儒家主要代表之一,被尊奉为“亚圣”。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境贫困。朱熹《中庸?章句序》称:“孟子受学于子思”,而子思受学于曾子,曾子是孔门之学的重要继承者,故孟子是孔子学说的嫡传。孟子学成以后,游说诸侯,到过梁(魏)、齐、宋、滕、鲁。当时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孟子的学说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依据。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源于孟子的这种思想。

  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之。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孟子?梁惠王下》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孟子?滕文公上》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十四)邹衍

  邹衍(约前324—前250),齐国人,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齐宣王时,邹衍曾在稷下学宫学习,后成为稷下先生、齐国上大夫。邹衍的治学方法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他的思想宏大不经,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他的学说主要包括五行相生说、五行相胜说、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和乐律学等内容。

  邹衍用五行相生说解释自然的季节转移,认为:木性温,钻灼而火出,故木生火;火热能焚木,木烬而成灰(灰即土),故火生土;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属遇冷,空气中的水汽凝结附着其表面,故金生水;水润而生万物,故水生木。这样,木、火、土、金、水就构成了循环相生的关系。依据五行相生的顺序有春、夏、季夏、秋、冬五季,天子则应在相应的方位(东、南、中、西、北)穿相应颜色(青、赤、黄、白、黑)的衣服。

  邹衍用五行相胜说解释政权的兴废,认为:众胜寡,所以水胜火;精胜坚,所以火胜金;刚胜柔,所以金胜木;专胜散,所以木胜土;实胜虚,所以土胜水。

  邹衍根据土、木、金、火、水五行之间这种循环相克的关系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运。它们之间存在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关系。认为:历史的发展正是按照这种顺序循环往复的。每一个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此种德运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

  邹衍还提出天下分“大九州”的地理学说,成为我国古代“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打破了古代“盖天说”和“浑天说”为代表的宇宙论。邹衍认为“中国”(指华夏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中国内有九州,即大禹治水时划分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外部还有中国这样大的九个州,每个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

  邹衍在乐律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律”在古代不仅是一种乐器,而且是一种测气仪器。邹衍吹律测出地的温度和湿度,进而确定无霜期和播种期,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

  (十五)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又称荀卿。荀子是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在齐、楚两国。他是先秦时代儒家学派的大师,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象、教育家。

  荀子早年(十五岁)就来到齐国,在稷下学宫从事游学活动。后来再次来到齐国,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之职,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后来,荀子逐渐成为主持学宫各项事务和活动的领导者,可见他当时在稷下学宫的名望之高。

  荀子在楚国,受到楚国的相国春申君的器重,担任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后来,春申君被杀,荀子也被免官,从此便定居兰陵,从事教学和著述,直到老死,葬于兰陵。

  荀子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在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礼”是一个核心观念。他说:“国无礼者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荀子?王霸》)。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

  荀子的学说立足儒学,兼取道、法,旁收百家,形成了一个博大而又开放的系统,建立起集大成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第五章 齐鲁文化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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