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

　　在清朝的咸丰到同治期间，中国是发生过一次农民起义的战争，而这起战争就是太平天国的统领洪秀全等几个领导组成的集团来对抗清朝的统治，但是在最后也是在现南京而陷落失败，而这起农民起义为何会失败的呢？而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一起来看看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吧。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总结起来就以下几点

　　一、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二、宗教思想的禁锢

　　三、领导层治国无方

　　四、政治上的腐败

　　五、军事上的失误

　　六、领导层争权夺利

　　七、清军与外国势力联合绞杀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

　　首先，从太平天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结合太平天国本身的诸多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历史相异质的群众运动。太平天国的异质性是我们认识它的一切特征的基础。其次，在《圣经》诠释学、基督教神学、基督教会史学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发现太平天国或者洪秀全受《圣经》以及福音派新教的教义影响巨大，这一观点是可以肯定的。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原因，那就是人才的极度缺乏。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人才构成不合理，缺乏真正的经邦济世之才，在政策上又不能够充分重视选拔利用人才。 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但关于它的完整定性却并不十分明确。以往我们或将其视为一场具有某些近代特征的传统农民运动，并认为它是中国传统农民运动的最高峰;或者将其定义为一场民族革命运动，以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为最终目的;又或认为它是一场宗教革命运动，以建立一个神权国家为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坚决地破坏。另外，洪秀全在宗教思想上所形成的圣徒属性和他自身在心理上的某些特征，构成了他成为宗教领袖的心理条件;而洪仁玕改造天国的试验之所以会失败，也和他自身在心理上以及宗教上的某些缺陷而难以重建权威地位是有关系的。最终，由于上帝教的变质和现实政治、军事情势的恶化，太平天国在宗教信仰上的退化和信徒心理上的弱化加剧了太平天国的堕落，成为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小编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不足就是它没有自己的人才，没有很好的形成自己管理体系，没有制定相应的并且符合当时国情的规章制度。而且，在那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下面，最主要的已近不是中国古代时候的农民起义，而是应该有一个顺应时代的改革。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是必然的，最后还由于孤军深彻底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了上进心，认为我就是最厉害的。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人物就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其帝王生活的威仪和气派，是相当排场的。小编曾经在看过《天京游记》，里面记录着天王府的情景，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它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练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真正原因

　　其一，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于日趋解体和日益贫困的时代，有数亿人卷人危机的时代。这一形势激发了超越过去的愿望，并助长了从头开始建设一个新文化体系的梦想。这种时代和态度并不喜欢稳健。由于满清统治了200年，保守的精英士大夫都满足于现状，反对派则几乎完全以平民为基础，使得这种感情变得特别强烈。19世纪中叶的这种情况，意味着太平军具有长远的和眼前的理由对现存制度以及既得利益者采取狂热的敌对态度。

　　运动的狂热精神还由于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前所未有。因为19世纪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特殊王朝的晚期，而且也是郡县时代的终结。在历史上，可能只有古代中国第一次从封建向郡县过渡时代，以及在较低意义上的唐宋之际的郡县制最后胜利时代堪与这一时代比较。此外，太平军还承担着建立大同社会的义务。这一目标长期以来都是郡县反对派的特征，但那些明确承担大同义务的人却几乎未掌握过权力。结果，太平军活动于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并致力于创建一个新的、未尝有过的社会制度。这一情形很容易产生极端主义。

　　除了太平天国的狂热精神之外，这一运动的最鲜明特征就是这次起义成为中国革命借助于西方思想的第一个重大事例。将来这种借鉴还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形式，而且西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后还要以范例的形式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国吸收这些因素并非偶然，而是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只是吸收西方文化中那些能够支持他们在中国实现其基本要求与目标的方面。如果人们在心中记住西方拥有崭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有效的生产形式，正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对于超常进步的概念具有热切的信仰，那么他们的借鉴就是可理解的。

　　总的来说，在19、20世纪，中国之所以对西方的新兴工业和科技感兴趣，是因为它们为解决国家重大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途径。西方社会中仍然强大的封建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与中国相比仍相对活跃的甚至是氏族特征)通过用过去的力量调整郡县制并为在中国早已失去的传统提供例证，能够支持大同理想。最后，西方对进步的信仰，对能够超越过去建立新制度的热切信仰，会让那些困惑和绝望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及其价值观，并希望重建社会及其价值观的中国革命者产生极大吸引力。

　　这些因素在太平天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已经非常明显。对太平天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超常变化观念的输入。这是西方给予他们提供狂热主义的基本途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念是由19世纪中叶具有排他意识的、狂热的福音派新教会的传教士所提供的。此外，西方文化中的封建因素，也有助于为太平军提供作战的精神动力、纪律和效率。总之，太平军对科学技术并不很感兴趣，只是在起义失败前夕，有些领导人才开始关注科技的重要意义。

　　除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特别狂热精神以及他们受到西方影响这些事实之外，起义完全是在郡县时代所出现过的传统的民众反抗。因此，起义是宗教的、反孔的、民族主义的，也是致力于实现大同的民众起义。

　　基督教的角色很像佛教和其他传统信仰在早期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也特别受到人间天堂中的佛、弥勒佛降临的信仰所鼓舞。在19世纪，的确也有以弥勒佛降临为名义的起义。但是，就像所有的中国观念一样，这种信仰可能也受到郡县中国人文主义怀疑精神的影响而被削弱。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某种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主要起义从基督教集团产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9世纪中期其他大起义受到另一信仰——伊斯兰教的鼓舞。伊斯兰教被中国文明所同化的程度相对较低。

　　与早期宗教的影响一样，太平天国基督教也为运动的信仰提供了根本变革的可能性、狂热的组织凝聚力以及使命感。它为反对正统儒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物，也对人类平等的观念作了宣传。特别值得一提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基督教中所发现的最重要的观念，是一神论和基督在世的拯救性质，这转变成上帝观念，上帝是唯一的父，洪秀全是他的儿子、新的弥赛亚，信奉基督并在主的保佑下在地上建立天国。洪秀全写道：

　　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设使皇上帝一旦怒尔，断绝尔灵气生命，尔口犹能讲，目犹能视，耳犹能听，手犹能持，足犹能行，心犹能谋画否乎-曰：断断不能也。且又问尔，天下凡间欲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得乎-日：断断不得也。由是观之，天下凡间欲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亦不得，此便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矣。

　　在另一地方他又写道：

　　上帝乃万能，上帝之子毒蛇焉得伤。且看朕自作证明。在前世我是弥赛亚，天兄基督升天之后，圣母所生之子就是朕：现今天父天兄齐降世，命我作主诛妖蛇。现毒蛇猛兽已杀尽，天国尽可享太平。钦此。

　　太平天国也强调十诫、安息日和洗礼。他们对偶像和对手的信仰采取《旧约圣经》的态度，说了许多关于天堂和地狱、天使与魔鬼的话。他们强烈的排他性以及是非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力量，他们攻击满洲政府不仅是因为他们野蛮，也因为他们是魔鬼及其后代，他们的活动阻碍了上帝的活动和正义的胜利。

　　洪写道：

　　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爷未降前既属爷，胡妖入窃爷天国，爷故命朕来诛他。

　　除了支持民族主义之外，太平天国的宗教也为他们攻击儒学提供了不寻常的强大参照物。太平天国的一本书中记载了上帝对洪秀全的话：

　　这是孔丘昕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不准他下凡。

　　这一叙述的结尾提到，在某种程度上太平天国对儒学关于中国人民生活的有益影响是尊重的，并在事实上赞颂像《礼记》中关于大同之类的论述。但从整体上说，他们强烈地反对儒家哲学以及一切传统思想。从而，在一项使人联想起秦朝焚书的法令中，他们甚至命令

　　“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

　　在对他们所见到的道德败坏以及传教士的特别说教的反应方面，太平军如果不是总在实践方面，也至少在理论方面带有相当的清教徒色彩。的确，福音派新基督教的特别说教之一就是对中国的批评，这也与中国的激进派相一致。造反者禁止酗酒、吸食鸦片与烟草，严格限制男女关系。这些政策与太平军的许多实践一样，也带有提高太平军军事战斗力的目的。

　　起义从开始到失败，军事任务可能都是根本性的任务，特别是与郡县中国后期大部分军队的总的虚弱与腐败相比，太平军的战斗力卓越非凡。当然，他们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他们的宗教赋予他们的生气勃勃的好战传统为基础，这种传统来自《旧约》和欧洲文化的氏族和封建方面。太平军高唱圣歌加入战斗，以一种使人联想起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军队的狂热的、纪律严明的方式进行战斗。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具有来自确信上帝支持的力量。

　　正如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所说，上帝“命救世主天兄耶稣统带天兵、天将助天王在天上，逐层战下，战服无数妖魔，战胜回天，天父不胜欢喜，复差天王下凡，为天下万郭太平真主，援救天下人民，嘱喻勿惧，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天父作主，天兄担当”。

　　正如我们所见，以新秩序的名义支持大同理想也是太平天国运动思想和组织的重要特征。首先，太平军强调全社会应像一个大家庭，因而特别喜欢《礼记》中有关这方面论述的章节，这些章节在形成大同传统方面特别有影响。基督教圣父、天兄的概念当然也支持了这些观念。太平军对基督教这些方面内容的特别强调，可能部分来自于这种需要：证明社会、事实上乃至全世界是一个家庭的观念是正当的。

　　太平天国的一个诏书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第二，太平天国具有通向大同另一途径的平等理想。他们的社会组织观念受到《周礼》的启发，与《礼记》一样，该书对传统有着特殊的影响。太平天国的蓝图是：每25户在一名军官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单位，所有家庭都按此方式组织起来，由此构成越来越大以至上千的单位。在每一单位内财产共享。此外，所有土地都按等级在家庭中平均分配。除了种田之外，每个家庭还要从事诸如手工艺之类的其他劳动。所有土地及其他劳作的生产物都要进入圣库，然后按需要进行重新分配。一本太平天国书籍这样记载：“我们都是圣父所生，为何区分你我-应有衣同穿，有饭同吃。”

　　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特别民主的方面，是对妇女权益的关心。这与民众的反抗传统是一致的，甚至比郡县中国的通常情况更为平等。此外，这也来自比一般规范更为平等的客家习俗。客家人具有这种传统可能因为他们是在唐代后期移民到南方，并保持了那一时代的某些态度，在那个时代，妇女的地位比以后时代要高些。西方对妇女的态度，更像封建时代后期，是支持这种观点的，正如基督教对待性关系的民主倾向一样。

　　与唐代的均田制一样，在太平天国的法律下，妇女与男人同等地获得土地。在客家人中从未实行过的缠足，也是禁止的。妇女在太平军中也参加战斗：“当革命在金田村爆发之时，所有上帝的信徒都全家参加，因此在军队中有许多妇女……她们擅长用火枪，并射得很准。清军对于她们真是闻风丧胆。”

　　妇女甚至能参加新政权所设置的考试，并获得官职。据说曾经有“大约200多名妇女参加考试。傅善祥，金陵人傅淮的女儿，考中状元，她的驳斥‘女人难养’的文章……得到天王的极大赞许”。考试题目是针对孔子《论语》中可能被视为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少数几段论述。

　　尽管太平天国的思想带有平等和民主的锋芒，但在贯彻他们的愿望甚至试图贯彻他们愿望的时候，却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例如社会经济计划，只是在南京及其附近的乡村地区付诸实践。起义者牢牢控制许多年的也只是这些地区。在其他地方，他们也建立了行政和税收制度，与满清政府的所作所为相比，太平军的管理更为温和与有效。

　　关于民主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太平天国建立了严格的政治等级制，统治者自成一个阶级，与那些王朝统治者一样，享有特权。例如，在要求别人禁欲时，洪秀全与其他领导人却妻妾成群。太平天国中人的行为差异出现如此悬殊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大同观念本身具有的矛盾性造成的，这就是社会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概念与平等主义概念的矛盾。前者提供了一个有强烈等级意识的父权制，这影响了太平天国人的行为。更具体地说，具有极大特权的全能统治者作为中国制度的一部分已如此之久，纯凭惯性也要继续存在，而选择性却不是现成就有的。后来，西方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被理解为复兴早期更为民主倾向的统治方式。

　　最后，与大同思想的第三个特征相一致，太平军也注意融合过去的精华，特别是把封建与郡县的优点结合起来。这种关注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有明显的表现。比如，洪秀全作为最高统治者称为“王”，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封建方式，而不是以后来郡县的方式称为“皇帝”。此外，洪秀全还封了许多王，包括一些分管全国不同地区的王。在导源于《周礼》的地方政治和经济单位规划过程中，在努力重建世袭等级的意识活动中，自然也在太平天国对市场的敌意中，在他们的军事和宗教精神中，可以看到恢复封建趋势的其他努力。

　　然而，太平军建国时的情形也为实现大同的这方面特征带来了一些问题。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现状的强烈敌意与西方的影响相结合，这使得他们志在完全突破中国历史，超越它而不是创造性地继承它。结果，他们赋予早期进程以新的活力的努力与它可能表现的形式相比，就带有更多的直觉性、低效性，由于他们是在历史的未知领域内行进，因而也就面临着无数的困难。

　　太平天国起义最终没有取得胜利。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新政权内部过分的分权。许多王把持自己的统治领域，相互之间以及与洪秀全本人不断争吵，争权夺利。此外，基督教作为未曾经验过的宗教，也难于转化成有效的政治哲学。好几个王都宣称他们与洪秀全一样是天神下凡，并以此为武器进行自相残杀。这些问题在1856年达到顶点，这年残酷的斗争在南京领导人之间爆发。洪秀全保住了权位，但大多数起义创始人以及成千的部下被相互屠杀殆尽。天国继续延长了8年，但起义已失去了动力。

　　太平天国失败的更为基本的原因，却在于他们从未能得到精英士大夫的重大支持，实际上没有绅士参加。社会上有影响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的基本利益是与政府和现存秩序相联系的，而不是与反对派，更确定地说，不是与志在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狂热革命派相联系。同时，一般的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的反孔以及他们的基督教信仰都很反感。从社会上层的观念看，基督教只是迷信的宗教，用以指导社会生活是不合适的、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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