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摄政王多尔衮怎么死的

　　多尔衮，是在清朝时期的一个摄政王，但是多尔衮却在39岁的时候就病死了，而对于多尔衮，在死后为何会有着那么多不同的死因说法？而另一种就是说多尔衮在死了之后也是遭遇到被鞭尸，那么清朝初期摄政王多尔衮怎么死的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清朝初期摄政王多尔衮怎么死的

　　清初摄政王：多尔衮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着”。 

　　顺治七年秋天，多尔衮患病。据说是膝盖受了伤，他用了不该使用的石膏敷治，结果使病情加剧(《北游录》)。为了调治疾病，也为了改善心情，十一月中旬他率领诸王贝勒及大批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塞北寒冷的气候和行猎时过度的劳累，使多尔衮此行再也没能回到北京。十二月初九日，他病死在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关于多尔衮的死因

　　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届的普遍看法是，他在狩猎的时候坠马受伤，病重身亡。这个说法是在没有找到新的有价值的证据之前，一个比较中庸的解释，也完全是按照清朝的官方史料来的。

　　不过，清朝官方史料，对于多尔衮具体死亡的前因后果和过程都语焉不详。介于多尔衮突然死亡的微妙时间，身后遭遇清算的倒霉结局，我认为这件事的表相之下，也许有着深层的，不可被人知晓的秘密。来说历史故事网对这个秘密颇感兴趣，结合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人物关系，利益关系等等，以及史料中不被人所注意的片段和细节，做出了一个详尽且多方面的分析，以供大家参考：

　　目前，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根据明末清初谈迁的【北游录】记载而来的：顺治七年十一月，他出猎古北口外，可能堕马受伤，膝受重创，涂以凉膏，太医傅胤祖认为用错了药。至十二月初九日卒于喀喇城（在旧热河境）。

　　注意了，太医这一段并非当时清朝的官方正史记载的，因为这个疑窦实在不小。倒是当时在北京的谈迁听到了“内部消息”，所以记载于【北游录】之中。

　　来说历史故事网个人认为这个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当时很多内幕，都不会记载于官方史料的，就譬如多尔衮死后被扬灰，也是卫匡国的【鞑靼战记】里面记载的。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看起来健壮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感冒几次，却会突然猝死；而病病歪歪半辈子的人，却多半能长寿。多尔衮也许就属于后者。他从20多岁之后就老是生病，光他自己叙述，旁人议论，史料记载都很多次。他那些体壮如牛的兄弟侄子们很多都是二三十岁就突然病死，而多尔衮健康状况一向不佳，却能够一直拖延到三十九岁，而且在死前几天还能正常地行猎，可见他当时并没有什么极其严重的病症，甚至绝症之类。

　　这样的人，似乎不会“理所当然”地挂掉，而且还在顺治即将大婚亲政的前夕，未免微妙了些。

　　再看多尔衮生前最后一次出猎的全过程记录，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根据《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父摄政王身体欠安，居家烦闷，欲出口外野游。”这一次出游，多尔衮带上了清王朝绝大部分政治核心人物。其中有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巴图鲁亲王阿济格、和硕豫亲王多尼、巽亲王满达海、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以及诸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等人。

　　在这些随行的亲、郡王中，既有多尔衮的政敌，也有多尔衮在朝中的亲信重臣。多而国内把他们带在身边，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政事方便，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虽然身在塞外，仍能控制朝政。与多尔衮一同出行的这些王公贵族们，自京师齐化门外出行。一路之上边走边行猎。

　　经过七日之后，十一月十八日多尔衮一行到达遵化境内，当天住宿汤泉。这一天，摄政王还赐给郑亲王济尔哈朗、英亲王即巴图鲁王阿济格备有鞍辔的马各一匹，未备鞍辔的散马各一匹；赏满达海、多尼、博洛马匹各一。多尔衮所带领的这些王公贵族们，在汤泉沐浴之后，于次日离开汤泉，“十九日，宿遵化。二十日，宿三屯营。”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宿刘汉河。初七日，宿喀喇城。是日，皇父摄政王病重歇息。初九日，戊子，戌时，皇父摄政王猝崩。”

　　仔细看上面的记载，再结合我们所知的资料，会发现，多尔衮应该是在刘汉河驻扎狩猎的时候受伤的，所以转移到附近的喀喇城休养。按照【清世祖实录】里面的记载，当时喀喇城刚刚开始动工，根本连间房子都没有，大家都是扎营下来，宿于营帐之中的。既然条件如此简陋，如果多尔衮在来喀喇城之前就已经病重，那么又如何会在这个时候动身去另外一个荒芜之地呢？不怕病体承受不了折腾？

　　而再次细读【清世祖实录】，有这样一句“又于初八日，英王知摄政王病剧，乃于初九日早，遣人往取葛丹之女”。可见，多尔衮初七到喀喇城之前身体还不坏，然而健康状况却在到达喀喇城的第二天（初八）一早就形势急转直下，甚至到了病危的地步，这其中就有很大的猫腻了。

　　这样一计算，多尔衮从单单的膝盖受伤这样的小创，到突然病重死亡，实在是非常短暂的。而从病重到死亡，也不过是30多个小时的时间，也难过这本原始史料中会用“猝崩”这个词汇了。

　　如果说他因为病重而自然死亡，那么怎么解释他在出猎过程中健康状况都不错，心情一直很愉快呢？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坠马而加重的病情，似乎膝盖受伤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史料明显是当时同步的，类似于【起居注】的记录，否则不会一直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而且还用“崩”这个皇帝死亡才能用的字眼。所以说，这本史料的真实性无疑是最强的，可以作为我们推测多尔衮真正死亡原因的一个重要证据。

　　呵呵，怎么回事？我和几个朋友的商议结果是，多尔衮确实是被谋害的。

　　当然，不一定是下毒，很可能是太医借着给他治伤的机会，用了和他本身病情相克的药物，促使他很快发病，才在两天之内死亡的。

　　现在说到这里，这个故事还没有进入尾声，因为我又根据【世祖实录】中的一些片段发现了新的证据。真正致死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令人极失望和事件以及某些人极其阴毒的用心。

　　注意看这两段：“先是摄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济格赴丧次，旋即归帐。是夕，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翌日，诸王劝请方至，英王子途遇摄政王马群厮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马群厮卒前行。”“又于初八日，英王知摄政王病剧，乃于初九日早，遣人往取葛丹之女。”

　　如果这段史料完全属实，可见阿济格与多尔衮的关系在后期恶化到了什么地步，竟然冷酷如斯，真令人寒心。只是奇怪，【北游录】里说多尔衮临死前曾与阿济格密谈，然而从这段看来，似乎阿济格并没有去探望弥留之际的多尔衮，所以这个密议似乎并不存在。而多尔衮死的当晚，他又一个人躲在帐内不出来，究竟是恼恨多尔衮不让他当摄政王，还是另外有谋反准备？至于后面一句，则更令人费解，他为什么知道多尔衮快要不行了，就急忙去取蒙古王公的女儿？这其中就很有微妙了。

　　先说说这个蒙古贝勒葛丹之女，史料中仅仅一笔带过，不过，联系到某件事情，依然可以推测出是怎么回事。

　　这次狩猎，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孝庄之长兄）也参与了，现在史届说法普遍是，多尔衮打算借着这次围猎的机会替顺治说亲。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后来被顺治废黜为静妃）具体是什么时候和顺治订亲的，没有相关记载，不过却有记载说，吴克善是带着女儿在顺治八年正月从喀喇城出发，随着大部队一起去北京奔丧的。而且他在北京一直住到八月份，中间走了很多门路，疏通很多关节，终于凭借着孝庄的关系而将女儿嫁给顺治。吴克善为什么这样焦急地在北京常驻下来？显然多尔衮在最后一次围猎时已经和他说亲，定下了他的女儿。他身为孝庄的娘家人，肯定有极其灵敏的政治嗅觉和获得政治秘密的便捷渠道。多尔衮一死，他知道顺治肯定会立即亲政，而清朝皇帝亲政的规矩，就是大婚之后亲政，这才是他在国丧之时，径直带了女儿去北京的原因。

　　可见，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底的这次聚集了满蒙众多王公贝勒、大臣的围猎，主要目的是给顺治选择皇后，这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他的确已经没有了谋反篡位的念头，同时也是他已经准备归政给顺治的一个有利证据。

　　由此，阿济格派人紧急去取的葛丹之女出现在这里的缘由，就浮出水面了——几个蒙古王公们带了自己的女儿们去见多尔衮，让这位摄政王为小皇帝挑选未来皇后。而多尔衮出于吴克善之女史载“丽而慧”，是孝庄侄女，且和顺治是表兄妹关系等方面考虑，最终选择了她。于是其他的蒙古贵族女们就落选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阿济格相中了葛丹之女，于是就出现了史料中记载的那一幕。

　　关于动机问题，这样解释就合理了：阿济格急于取蒙古王公之女，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方面需要，此人好色程度不次于多铎。估计这女人是多尔衮看上了，出事的几天前多尔衮还和这些蒙古王公们聚宴，他大概是这时候和阿济格一道看上这个女人了，但是他没有闲暇立即去娶这个女人，又忙于行猎就耽搁了，没想到突然发了病，再也起不来了，这个艳福就没得享。而阿济格看到多尔衮病重，知道他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只要多尔衮一死，必然会高规格发丧，到那时还有哪个人胆敢在国丧的时候去玩女人？所以他就自作聪明，在多尔衮之死的当天早上派人紧急地去讨要了那个女人。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更加毒辣的阴谋就出炉了。当时济尔哈朗和理正三王等人都在喀喇城内，很可能他们秘密商议之后，认为这是个刺激多尔衮死亡的最佳手段，于是他们利用了那些对阿济格一贯厌恶的正白旗大臣们，令他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濒死之际的多尔衮，目的是为了阻止多尔衮立阿济格为摄政王的事态发生。兴许多尔衮这时候还剩一口气，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在极度的愤怒加失望之下，就一口气上不来了。而阿济格当晚姗姗来迟，大概就是怕多尔衮不死，当众给他个严厉惩处吧？

　　至于多尔衮具体的死因，我认为是在外因作用下突发的脑溢血。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脑溢血（脑出血）起病急骤、病情凶险、死亡率非常高，是急性脑血管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为中老年人致死性疾病之—。脑出血的原因主要与脑血管的病变、硬化有关。血管的病变与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血管的老化、吸烟等密切相关。患者往往由于情绪激动、费劲用力时突然发病，表现为失语、偏瘫，重者意识不清，半数以上患者伴有头痛、呕吐。脑溢血发病主要原因是长期高血压、动脉硬化。绝大多数患者发病当时血压明显升高，导致血管破裂，引起脑出血。”

　　仔细翻阅大量史料，我总结出他们这个家族在那个时候的确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而明显死于这类疾病的，分别是莽古尔泰、德格类、皇太极、豪格、多尔衮。

　　莽古尔泰是早上八点钟突然发病，十一点钟死亡的。根据【太宗实录】里面皇太极亲口所言，他死前，头剧烈疼痛，“口不能言”，是非常痛苦地死掉的。而两年后，德格类的死法也和莽古尔泰如出一辙，如果排除谋害的可能，那么这兄弟俩多半都是死于脑溢血；皇太极在崇德八年的突然死亡，也早已被认定为脑溢血；豪格在顺治五年二月下狱，三月猝死，也与多尔衮的亲信巩阿岱等人屡次前往狱中以言语刺激为诱因的，可见他多半是有潜在的病根，在情绪极度气愤激动之下突发了脑溢血，因而突然死亡。

　　而多尔衮素来有心脑血管疾病，坠马的原因也与高血压造成的眩晕有关。而在太医的“加料”汤药的“治疗”下，病情越发严重。这个时候，他突然听闻了阿济格的那个冷血而愚蠢的作为，在极度的愠怒、失望、寒心之下，以至于突发了脑溢血，病情急转直下。而他在临终前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显然就是脑溢血的症状之一，和莽古尔泰兄弟们一样，他在突发脑溢血之后，口不能言，在经过最后几个小时的痛苦之后，于十二月初九日晚八点左右死亡。

　　若史实果然如此，那么这的确是个悲哀而沉重的结局。

　　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有可能是多尔衮的自己人中出了叛徒，或者此人是济尔哈朗或者孝庄太后等人安插的奸细。这个叛徒或者奸细听到了多尔衮打算调动两白旗的消息，报告给了济尔哈朗或者太后。后者肯定不清楚多尔衮的调兵的具体步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多尔衮想要动手篡位了，所以才赶在多尔衮调动两白旗之前，出此下作手段。

　　再看多尔衮死后，两白旗的一些大臣，与理政三王等人的密谋和古怪的举动，就让人觉得其中有猫腻。也许是有些人想要借着卖主求荣，找到新的靠山，所以参与推动了清算多尔衮的运动。不过他们的愚蠢之处在于，济尔哈朗等人的政治手段很是老辣，在这种事情上自然不会亲自赤膊上阵，而是要寻找一些可以先推出来清算多尔衮，利用完毕之后马上被抛弃的替死鬼，他们就不不小心做了这个替死鬼。

　　两白旗大臣们这样蠢，轻易中了圈套，主要和后继无人有关系。原本最有能力的英俄尔岱和阿山先后病故之后，两白旗中就很难出一个优秀的领军人物了。多尔衮生前当然意识到了这个危机，于是在英俄尔岱死后不久，就急忙将何洛会从正黄旗调到正白旗。观当时诸旗议政大臣和各个旗主的能力，何洛会属于比较高层次的那种，所以才会得到多尔衮的重用。

　　不过何洛会本来不是正白旗的旧臣，调到正白旗才两年时间，所以下面的人未必肯听他指挥，尤其是多尔衮死后，就更要各自为政了。再加上何洛会和两黄旗大臣们早有宿怨，关系很紧张，这才导致了后来的彻底崩PAN。可以相信，如果这时候两白旗能有一个有能力的领军人物，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被各个击破了。

　　可见，如果从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角度来分析，那么多尔衮本身的健康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推测依据。我认为应该从多尔衮最后一次出猎的过程记载，还有临死前，死后，两白旗大臣和阿济格，济尔哈朗，理政三王等人的言行举止来进行推测。

　　关于我为什么觉得多尔衮的亲信们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暗地里“反水”，投靠了济尔哈朗等人：首先从多尔衮这人的人缘，权术和驭下之道来看，他在几个方面就比较差了。他要真正精明，早就抓住时机篡位了，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再看他死后，墙倒众人推，可见他的用人眼光也不是很强大的。而从崇政殿之争，两次打击豪格和济尔哈朗，数次整治索尼鳌拜等人这几次多尔衮的重要政治表演，其中他的优柔寡断，计虑不足，手段低劣的这些缺点就已经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崇祯那等刻薄寡恩之人，在煤山上吊的时候尚且有王承恩陪死，可见当过大哥的人，就算人品再差，败得再惨，最后身边也总归有那么一两个忠心的人陪葬的。可是再看看多尔衮，他的亲信们有几个没有反水的？又几个没有参与揭发他的？实在是屈指可数。

　　显见，多尔衮的死和其身后所遭遇的清算，本就是一场隐晦颇深的巨大阴谋所造成的。

　　再譬如那个很有可能被逼做伪证，然后被灭口的吴尔库霓；再譬如突然出现在多尔衮棺椁里的龙袍；再譬如先追封，同时逮捕阿济格父子，再于一个月后突然清算，捅出多尔衮谋逆罪状的那场政治风暴……这前前后后，步骤合理，层层递进，手段高明，显然是精心策划过，而不是什么“随机作案”那么仓促那么没有计划性。若说不是早有预谋，很难服人。

　　至于这个叛徒究竟是谁，似乎已经浮出水面了，他就是那个多尔衮曾经的部下，主子死后最先出来检举揭发，后来飞黄腾达的苏克萨哈。后来乾隆给多尔衮平fan，自然不好意思把顺治孝庄济尔哈朗等人的罪行公布出来，只好抓一个替罪羊。于是苏克萨哈就成了这个替罪羊，终清朝结束，也再也没能翻案，可见报应不爽。

　　至于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济尔哈朗，他因为被多尔衮屡次打ya排挤而产生的仇恨心理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希望做第二个多尔衮。这样的人，权力欲望被压zhi了很久，想要东山再起，重新掌政的欲望肯定是相当强烈的。

　　所以，他完全具备了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作案能力。多尔衮出猎时候，他一直陪伴在左右，也许就是这段时间里，他悄悄地与苏克萨哈等人联络安排，最终成功地谋害了多尔衮。

　　只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济尔哈朗最后也没得到预期的好处。毕竟顺治的翅膀也长硬了，当然不会任由他来操纵自己，继续做傀儡。所以顺治10年之后，济尔哈朗就渐渐退居二线，颐养天年去了。不知道他究竟是为自己的这一番机关算尽而欣慰呢，还是感到讽刺和不值得呢？多尔衮当政时候的好处，还有多尔衮对清朝对顺治帝的忠心，他不可能不清楚，不过他为了个人si利，就狠心下此毒手，相信深夜里扪心自问，也是非常愧疚的吧。

　　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死后遭“鞭尸”之辱？

　　多尔衮死后，在他摄政时期用强权压制下去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首先是皇帝本人与摄政王的矛盾。多尔衮摄政时，顺治帝福临尚小，而到顺治七年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了。身为皇帝却无权力，这对福临来说，当然是件无法长期容忍之事。摄政王一死，福临必然要真正操起皇帝的权力。其次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期受压的诸王与多尔衮的矛盾。那时他们慑于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力，不敢有所表现，然而却从没有放弃他们那种保守落后的政见。多尔衮之死无疑是他们聚集起来，夺回失去的权力的绝好机会。另外，深受多尔衮信任与重用的一些大臣，此时也会为保住自己在摄政期间得到的权力而拼搏。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利用，清王朝的政局在多尔衮死后一个多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多尔衮一死，他的亲信罗什、额克苏、鳌拜等人，即利用他的葬事大做文章。先是安排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十二月十七日，多尔衮的灵车运回京城。顺治帝与诸王大臣身着丧服到东直门五里以外迎候。从东直门到玉河桥，凡是灵车经过的地方，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公主福晋以下的命妇，则身着丧服聚集在睿王府大门内跪哭。灵车到达东直门外，顺治帝亲执玉爵为灵车敬酒，奠祭摄政王。这天夜里，满朝文武又都受命到睿王府中去守灵。接着，罗什等人又要求以皇帝的葬礼安葬了多尔衮。即使这样，他们还怕多尔衮死后的地位不牢，十二月二十五日，又通过顺治帝之口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其元妃为“义皇后”，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太庙。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使多尔衮这个护身符永远存在了。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济尔哈朗等人，利用顺治帝要亲掌大权的迫切心情，也开始了一连串的活动。他们首先命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收回了象征权力的印符、赏功册，接着就开始削减多尔衮的军事实力。摄政时期，多尔衮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同母兄弟英亲王阿济格与豫亲王多铎。他们是多尔衮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军事支柱。当时多铎已先多尔衮一年病死，对济尔哈朗等人威胁最大的，就只有阿济格。阿济格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莽夫，摄政时期，自恃有战功，曾向多尔衮提出封自己为“叔王”的要求，但被拒绝。多尔衮死后，阿济格又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诸王抗衡。他以多尔衮生前曾说过“不满养子多尔博，而想让阿济格之子人自己亲辖乙正白旗”为由，企图吞并正白旗。阿济格的这些思想和行为，遭到正白旗多尔衮旧部的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被寻找机会铲除阿济格的济尔哈朗等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联名上疏，告阿济格对摄政王不敬，轻而易举地给他定了罪，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将他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将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仇家为奴。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于是多尔衮原来的亲信一看形势有所变化，有些就投到济尔哈朗的门下。此时，原多尔衮与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济尔哈朗等人认为时机已成熟，于顺治八年二月上疏，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干断”(《清实录》)。

　　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多尔衮拟了下述主要罪名。一、顺治帝即位时，诸王立下誓言，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联合摄政。但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剥夺了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反立自己的同母兄弟为“辅政叔王”。二、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无异，所盖王府形同皇宫，并私用皇帝御用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珠及黑貂褂等殉葬。三、散布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四、逼死肃亲王豪格，迎纳豪格之妃。

　　追黜多尔衮是顺治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他所采取的措施与他对多尔衮的敌视态度直接相关。他本来就痛恨多尔衮的独断专行，见奏折中提到逼死豪格一事就更为恼火。豪格是皇帝的大哥，又是开国元勋，只因反对多尔衮就被罗织罪名整死，这在顺治帝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的尊称，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人宫”(《清史稿·多尔衮传》)。

　　瞬息之问，清王朝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变化。专权多年的赫赫功臣多尔衮，死后尚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千古罪人。无疑，这是清人关后发生的第一场宫廷政变。多尔衮被贬黜，势必会让济尔哈朗等保守势力有所抬头。看起来这是多尔衮推行高度封建化政策的失败，但实际上却并不完全如此。这些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所产生的巨大惯性，使历史的车轮仍然继续向前滚动。

　　功罪自有评说

　　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全力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时，他还不得不陷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大概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虽然汉人的党争会影响到政局，但对多尔衮利害关系更大的是八旗内部的勾心斗角。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最终幽禁了豪格。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尔衮大权在握，“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不料竟死在这里，工程才告停顿。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国丧之后，他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祔于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祔庙享之事公诸于众，并覃恩大赦。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帝当政时，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

　　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朝鲜李氏，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前后共有六妻四妾，仅生一女，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给与信王多尼，以后命运不详。其养子多尔博是多铎之子，后归宗。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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