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
韩琦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字稚圭，自号赣叟，汉族，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为其父韩国华任泉州剌史时，即宋景德年间，时任泉州知府韩国华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而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那么你想关键深入的了解这位韩琦吗？
韩琦简介——北宋时期的政治家
韩琦人物简介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汉族，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天圣进士。初授将作监丞，历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时，时称“韩范”。嘉佑元年（1056），任枢密使；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国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知相州、大名府等地。熙宁八年卒，年六十八。谥忠献。《宋史》有传。着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韩琦墓迷
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1620年）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论北宋名臣韩琦的诗歌
一
北宋大臣多能文者，像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不但仕至宰辅，而且是名垂史册的著名文学家。即使是不以文学家名世的其他大臣，也往往擅长诗文，其中尤以韩琦最具代表性。韩琦其人，堪称北宋政绩最着、声望最隆的名臣。他曾领兵御侮，“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他又曾在朝主政，“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对韩琦的名臣地位，可谓人无间言。但是对其文学成就，则一向少见论及。嘉佑二年(1057)，刚刚进士及第的青年苏辙上书韩琦，自云：“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也。”此书以“天下文章”归之于欧阳修，而对韩琦则仅以政绩誉之，即可见一斑。在今人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一种《宋诗史》以外，也未见论及韩琦者。其实，韩琦诗文俱佳，足以跻于北宋名家之列。限于篇幅，本文仅论韩琦之诗歌。
韩琦的作品，今存《安阳集》五十卷，以李之亮、徐正英笺注的《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最为通行。此本的前二十卷为诗，其中卷一至卷三标为古风，卷四至卷二〇标为律诗。然仔细检查，此本对诗体的标识并不准确。例如卷一五的《又次韵和题休逸台》云：“昔年衣绣临吾乡，后圃力变池亭荒。井梁生涩卧耕壤，螺榭岌嶪营高冈。易为隅柱极增观，下视众岭森成行。锦鳞遂落贤者钓，谁喧歌酒台东堂。”全诗平仄不协，且第一、二、四、六、八句皆为三平调，是典型的七言短古而非七言律诗。卷二《再赋》的声律特征与之相似：“蒙山崦里藏禅宫，朝苍暮翠岚光浓。枯松老柏竞丑怪，危峦峻岭相弥缝。剑峡路岐惟少栈，榆关气象全无烽。恩深报浅来未得，暂留金节开尘容。”就被准确地归入古风类。由此可见，今本《安阳集》的编纂恐非出于韩琦自己之手，因为诗人写作《又次韵和题休逸台》时肯定清楚这是一首七言短古，不可能将其归入律诗类。又如卷一九的《春寒呈提举陈龙图》云：“春寒入人骨，病肌尤见侵。芳园欲暂适，风恶不可禁。回身复拥炉，噤余难发吟。几日阳和恩，一开愁悴心。”平仄既不合律，又无一联对仗，实为五言短古。后三十卷为文，但是卷四五的“挽辞”三十一首其实都是五言律诗。此外，附录中的《韩琦诗文补编》卷九中辑有佚诗四首，断句十句。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对《安阳集》进行统计，韩琦的诗作共存七百二十六首，其中七律四百零一首，五律一百六十三首(包括五排二十七首)，七绝一百零六首，五古三十六首，七古二十首。若依古、律二体计之，则律诗共有六百七十首，古诗共有五十六首，律诗的比例远远超过古诗。
韩琦一生经历丰富，曾两度经略陕西，亲临当时边患最重的宋、夏前线，绝非老于馆阁的文臣。熙宁元年(1068)，年过花甲的韩琦在《谢并帅王仲仪端明惠葡萄酒》一诗中回忆庆历五年(1045)自己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驻守并州时的情景：“忆昨朔边被朝寄，亭燧灭警兵锋韬。时平会数景物好，齿发未老胸襟豪。当筵引满角胜负，金船滟溢翻红涛。间折圆荷代举酌，坐客骇去如奔逃。我乘余勇兴尚逸，直欲拍浮腾巨艘。”四十六岁时尚有如此豪兴，则当其三十五六岁时戍守西陲时定是更加意气风发。不知是作品有所亡佚还是戎马倥偬之际无暇写诗的缘故，今本《安阳集》中没有涉及戍守西陲的作品。否则的话，以其雄豪的笔力，一定可以写出与当时的边地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同样豪情万丈的边塞诗来。
韩琦还曾数度担任州郡长官，辗转于扬州、郓州、成德军、定州、并州、相州等地。作为地方长官的韩琦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凡遇水旱之灾，辄忧心如焚，这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例如庆历六年(1046)作于扬州任上的《岁旱晚雨》：“庆历丙戌夏，旱气蒸如焚。行路尽婴暍，居人犹中瘟。堕鸟不收啄，游鱼几烂鳞。絺绤亦难御，更值成雷蚊。骄阳断雨脉，焦熬逾五旬。农塍坐耗裂，纵横龟灼文。众目血坼眦，日睇西郊云。守臣恤民病，心乱千丝棼。祈龙刻舒雁，纵阴开北门。古法久弗验，群祠益致勤。遍走于境内，神兮若不闻。或时得泛洒，蒙蒙才湿尘。丰年望既绝，节候俄秋分。忽尔降大澍，霄冥连日昏。垂空状战戟，入霤疑倾盆。禾田十九死，强渍枯稿根。萧稂贱易活，势茂如逢春。蛙黾渴易满，泥跃嬉成群。济物乃容易，应时何艰辛。辙鲋骨已坏，徐激西江津。谷忝霜已厚，始调邹律温。天意孰可问，对之空气吞。”此诗细致真切地描写了始旱终涝的严重灾情，也深切地体现了诗人对灾民的怜悯、同情，一位勤政爱民的循吏形象跃然纸上。这种情形在其他内容的诗中也时有体现，例如作于熙宁八年(1075)的《元日祀坟道中》：“新元先陇遂伸虔，荒岁嗟逢众食艰。比户生涯皆墨突，几家林木似牛山。三阳已泰春来懒，六幕虽昏雪尚悭。道殣浸多无力救，据鞍衰叟只惭颜。”此时韩琦已六十八岁，仍在相州任上，当年六月逝世。年老力衰的诗人上坟时看到沿途的农村一片凋敝，心情压抑，全诗仅用首句对“祀坟”之事一语带过，其余七句皆写民生艰难。颔联中的“墨突”是用“墨突不黔”之典，意指百姓斋厨萧然，灶不举火。“牛山”是用“牛山濯濯”之典，意指山林光秃，无材可用。颈联写时入正月而春寒料峭，天色阴霾却未见瑞雪，言下之意是如此气候更使百姓的生计雪上加霜。所以诗人虽是怀着虔诚之心前去上坟，却因治下百姓之疾苦而心生惭愧。可惜此类作品在《安阳集》中为数较少，不但远远不如屈居下僚的梅尧臣、苏舜钦，也比不上同样仕登宰辅的欧阳修、王安石。
二
韩琦诗中数量较多的内容有以下几类：一是节候风物，多至一百余首。此类作品有时相当频繁地出现，例如卷七的《至和乙未元日立春》、《元夕》、《春寒》、《后园春日》、《乙未寒食西溪》、《上巳西溪同日清明》等六首，便相继作于至和二年(1055)的年初。又如卷一四的《立秋日后园》、《己酉中元》、《中秋席上》、《九日水阁》等四首，便相继作于熙宁二年(1069)的秋季。此类诗中颇有世所传诵的名作，例如《九日水阁》：“池馆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会重阳。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酒味已醇新过熟，蟹黄先实不须霜。年来饮兴衰难强，谩有高吟力尚狂。”此诗被宋末的方回两度选入《瀛奎律髓》，既见于卷八“宴集类”，又见于卷一二“秋日类”，方回且评次联曰“实为天下名言”，清人纪昀则曰：“此在魏公诗中为老健之作，不止三、四为诗话所称。”
二是题咏园林及官居的日常生活，由于这两类题材往往出现在一首诗中，所以归为一类，共有一百余首。此类题材是后代所谓“台阁体”的主要内容，最易写得典雅平稳而空洞无聊，韩琦也未能完全免俗，例如《召赴天章阁观新刻仁宗御诗》：“天阁当年拂雾宣，紫皇端扆侍群仙。亲挥龙凤轩腾字，命继咸韶雅正编。劝酌屡行均圣宠，赐花中出夺春妍。玉峰光景都如旧，但睇宸章极泫然。”这样的诗假如窜入明代台阁体诗人“三杨”的集中，也难以识别。但是韩琦的此类诗中也有佳作，例如《后园闲步》：“池圃足高趣，公余事少关。幽禽声自乐，流水意长闲。近竹花终俗，过栏草费删。心休谁似我，官府有青山。”描绘官衙内公务之余的悠闲生活，饶有情趣。次联虽稍近宋代理学家所谓的格物致知、观景悟道，但句法活泼，情景浑融，读来趣味盎然。唐人杜甫有句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明末王嗣奭评曰：“景与心融，神与景会，居然有道之言。”王维亦有句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清人查慎行评曰：“自然，有无穷景味。”韩琦此联意境之妙，较之上述唐诗名句并不逊色，是体现宋诗理趣的名句。
三是题咏花木，多达八十余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宋代诗人在总体上喜欢咏梅，而牡丹则被周敦颐称为“花之富贵者也”，韩琦却偏喜题咏牡丹，其中不乏佳作，例如《赏西禅牡丹》：“几酌西禅对牡丹，秾芳还似北禅看。千球紫绣擎熏炷，万叶红云砌宝冠。直把醉容欺玉斝，满将春色上金盘。魏花一本须称后，十朵齐开面曲栏。”相当生动地刻画了牡丹的国色天香，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的爱花之情。当然，若以有无寄托而论，此类诗中咏得最成功的还推竹、菊等物，例如下面这首《枢廷对竹》：“一纪前曾对此君，依然轩槛喜重临。丹心自觉同高节，青眼相看似故人。不杂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尚精神。枢廷岂是琴樽伴，会约幽居称幅巾。”诗人在庆历三年(1043)初任枢密副使，至和二年(1055)重任枢密使，时隔十二年后重至枢密院，再次看到院中所植的竹子，倍觉亲切，故欣喜之情流溢于首联。尾联意谓枢密院为朝廷重地，不宜诗酒风流，但愿将来与竹子一同退隐于幽静之地。首尾互相呼应，章法细密。中间两联堪称咏竹名句：既生动地凸现了竹子的高风亮节，又充分地流露出诗人与竹子的契合之情，体物与抒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相形之下，王安石的咏竹名句“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倒显得有点生硬。
四是吟咏风霜雨雪等气候现象，其中咏雨诗三十一首，咏雪诗二十八首。此外如卷一的《苦热》、《后园寒步》等亦属此类，但为数较少。韩琦的咏雪诗颇多佳作，后文再论，此处先论其咏雨诗。在古代，雨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身为地方长官的韩琦对之极为关心。试看作于熙宁三年(1070)的两首诗：《苦热未雨》：“骄阳为虐极烦歊，万物如焚望沃焦。举世不能逃酷吏，几时还得快凉飙。精祈拟责泥龙效，大索谁诛旱魃妖。翘首岱云肤寸起，四方膏泽尽良苗。”《雨足晚晴》：“掣电搜龙发怒雷，欲驱时旱涤民灾。四溟滂泽三农足，万宇愁襟一夕开。虹影渐从天外散，蝉声初到枕边来。高楼小酌清风满，不胜当年避暑杯？”前者写盼雨之忧愁，后者写既雨之欣喜，一愁一喜，皆为真情流露，足以感人。甚至在中秋之夜适逢霖雨，诗人也因旱情得到纾解而欣喜万分，《次韵和通判钱昌武郎中中秋遇雨》中的“不恨高楼空宴月，却欣丰泽入民天”一联，堪称咏雨奇句。即使脱离了时雨利农的写作背景，韩琦的咏雨诗也有佳作，例如《次韵和子渊学士春雨》：“天幕沉沉淑气温，雨丝轻软坠云根。洗开春色无多润，染尽花光不见痕。寂寞画楼和梦锁，依微芳树过人昏。堂虚座密珠帘下，试问淳于醉几樽？”此诗并未写到春雨利于稼穑这层意思，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淡淡的喜悦之情：春雨细密无痕，然经其滋润，花木葱茏，春色醉人。诗人于此时在画堂深处与好友会饮，遂欣然进入醉乡。咏雨诗写得如此从容安详，堪与陶渊明的《停云》诗相映成趣。
五是祭奠坟茔。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专设“陵庙类”，解题曰：“君陵臣墓，大庙小祠，或官为禁樵采，或民间香火祭赛不容遏。盖圣贤之藏所宜重，而鬼神有灵，亦本无容心于其间也。屈子是以有《山鬼》、《国殇》之骚，诗人有降迎送神之词。生敬死哀，宁无感乎？”的确，慎终追远，向为古人所重。在前人坟茔前引起的追慕哀思，也足以产生激荡的诗情。方回选录的此类作品共五十二首(作者二十五人)，其中韩琦一人即有九首，数量上独占鳌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作品绝大部分是题咏古人陵墓的，咏及亲人坟茔的只有十二首，它们全都出于宋人之手，其中韩琦一人就独占八首。所以虽然韩琦的此类作品共有二十七首，在数量上远不如前面四类之多，但就其独特性而言，这是韩琦诗在题材上的最大亮点。韩琦少孤，鞠于诸兄方得成长。也许正因如此，他对先人的追思始终不衰，曾云：“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计访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着墓铭者终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尝忘心。”庆历四年(1044)，韩琦上表请知相州，其理由竟是“近乡里一郡，躬亲营护坟域”。嘉佑八年(1063)，韩琦重修五代祖茔毕，作文告诫子孙曰：“夫谨家牒而心不忘于先茔者，孝之大也。”当诗人在相州为官时，每年都往祖茔祭扫，几乎每次都作诗，例如《癸丑初拜先坟》：“昼锦三来治邺城，古人无似此翁荣。道过先垄心还慰，一见家山眼自明。酾酒故庐延父老，驻车平野问农耕。便思解绶从田叟，报国惭虽万死轻。”首联似有自炫衣锦还乡之意，其实不然。古人本有以仕宦“显亲扬名”的习俗，况且韩琦三度出任故乡的地方长官，故在祭扫祖茔时举以为荣，无可深责。至于清人纪昀讥评此诗“语皆浅拙”，也非的评。孔子云：“孝子之丧亲也……言不文。”祭奠祖坟之诗也一样，不宜写得精深华美。韩琦此诗以平淡的语言和平直的章法叙述前往家山扫墓的过程，相当得体。全诗四联，分别抒写衣锦还乡、行赴坟山、劳问乡亲及思归田里四层意思，意足脉畅，可称佳作。（风水www.azg168.cn）
北宋名臣韩琦理政定州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农历七月初二，韩琦出生在福建泉州。此时，韩琦之父——韩国华任泉州知州。
韩琦，字“稚圭”。其母胡氏，韩璩为韩琦同母之兄。
韩琦的远祖韩胐曾为唐朝沂州（今山东临沂）司户参军（宋代司户参军，又称户曹参军，掌一州的户籍、赋税、仓库等）；高祖韩昌辞，曾做过唐朝河北鼓城县（今河北晋县）的县令，死后先葬于真定蠡吾（今河北正定），后改葬于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北马村。昌辞之子韩璆，去世时为广晋府永济县（今河北丰润）县令。后因子孙有功于国，累赠太师（太师：西周时设置的三公之一，掌教养太子或幼主。后世多为虚职，做为一种荣誉赠给德高望重的大臣）、开俯仪同三司（宋代时同太师一样为虚职，作为一种荣誉赠给德高望重的大臣）、齐国公。死后葬在相州安阳县的丰安村。自韩璆以下，其子孙皆葬安阳。因此韩琦认为他的祖籍是在相州（今河南安阳），自己为相州人氏。韩琦的祖父韩构，曾任北宋太子中允（太子的属官之一，掌礼仪，驳正启奏等），后知康州（今广东德庆），鞠躬尽瘁，死在任上，后累赠开府仪同三司、魏国公。
韩琦之父韩国华，字光弼。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甲科第九名进士，后迁升监察。宋太宗雍熙年中（公元984—987）,宋太宗赵光义准备北征辽国，为断绝辽的后援，朝廷派韩国华出使高丽（今朝鲜），劝说高丽国王不要再与契丹为伍。韩国华受命到高丽后对之恩威并施，并晓喻利害关系，要求高丽国一定要严格地遵守臣道，不要为虎作伥，否则，后果自负。高丽国王在韩国华义正词严的交涉下，最后终于答应了宋王朝的要求。这次出使，韩国华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外交任务，显露了他过人的才华。果然在后来的宋辽两国的交战中，高丽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起兵支援契丹了（辽国为契丹族所建），大宋朝廷对此十分满意。太宗赵光义专门赏赐给韩国华徘鱼，并提升韩国华为右拾遗（宋代中书省的属官，掌向皇帝进谏，议论时政得失）、直史馆（唐宋文史官，掌修撰史事）、刊鼓司登闻院（古代掌管官民上书的机构），后又任三司开封推官（三司：北宋管理财政的机构，有户部、度支和盐铁三个部门合并而成，故成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地位相当于宰相。推官，官吏属僚，宋代时实为郡佐）。
韩国华后来历任兵部员外郎（兵部下属机构各曹司的次官，协助本曹司主兵部郎中掌兵政）、屯田郎中（工部下属机构屯田司的主管，掌天下屯田之政事）、京东转运使（转运使是官名，主掌一路财赋的收入，还兼管边防、刑狱及考察该路地方官吏和民情风俗经察访后上报朝廷，于一路之事无所不管），知河阳（今河南孟县），潞州（今山西长治）转运使假秘书监（中国古代掌图书典籍的官员），江南巡抚、太常少卿（太常寺的长官，掌宗庙祭祀礼乐等事务）等官职。韩琦出生时，韩国华正在泉州任知州。韩琦4岁时即（公元1011）韩国华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宋代为中书省的属官，地位在右拾遗之上）。然而，在从泉州赴京途中，韩国华终因积劳成疾，不幸卒于建阳（今福建建阳）驿馆，享年55岁。
据史料载，韩国华仪表伟岸，须髯俊美，性格纯真，外宽内恕。平时入出衙肆，目不妄视。对家人，则要求甚严。宋朝有恩荫补官制度，即根据皇亲贵戚、文武官员的门第或官阶，朝廷特许他们为其子孙亲属乃至门客仆人等补授官阶。宋代的恩荫补官名目繁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统治的腐败而日趋泛滥，恩荫的人数在不断地在大幅增加，甚至远远超过了科举入士的人数。韩国华身为州府之官，早已取得了为其家人争取恩荫的资格，但他却轻易不用这一捷径为儿子们争名取利。相反，韩国华平时经常教育他的几个孩子，让他们不要寄希望于朝廷的恩荫，而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搏取功名。因此，每年上报恩荫名单时，韩国华都不去为自己的孩子报名，到他去世时，6个儿子中还有3个没有当官。
韩琦是韩国华的幼子，在他年仅4岁时，就失去了慈父，可以说韩琦是在他的几个兄长的呵护下长大的。因此，韩琦从小就沉默寡言，性格沉稳端庄，朴厚不浮。他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喜欢嬉戏玩耍，而是善于观察和思考。长大一些后，他便能自立自强，胸存大志。韩琦行为举止大方，外表老成，却极为聪明，学什么东西都相当快，往往花费的时间比别人少而学到的东西却比别人多。在这一点上，韩琦似乎颇有其母胡夫人之风。据韩琦讲，他的母亲胡夫人善长书札，早年普遍观家中藏书，非常熟悉每本书的大义和旨趣，对于比较常见的十几种经书胡夫人更是出口成诵。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家庭妇女，竟能背诵十几种经书，其智商自不在下。在胡夫人的影响带动下，韩琦少时饱读诗书，遍阅经籍，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和扎实的学问功底。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是宋仁宗即位后第一次开科取士，20岁的韩琦和他的同母哥哥韩璩一齐参加了这次科举。满腹经纶的韩琦果不负重望，脱颖而出，一举拿得甲科第二名，即人们所说的榜眼。哥哥韩璩也同榜考中。科举考试的成功，开始把韩琦从一个官宦之家的读书子弟送到了官场，韩琦做的第一个官职是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山东淄博南）。21岁时韩琦携母赴淄州上任，开始其为官生涯。23岁时跟随韩琦安度晚年的胡夫人旧疾复发一病不起，自幼孝顺的韩琦心急如焚，他与自己的夫人崔氏衣不解带，日夜侍候并四处打听方剂遍访名医。韩琦还亲自为母亲杵药煎汤，殷勤服侍。但是，胡夫人终因年老体衰，经多方医治无效撒手人圜，享年63岁，葬于相州安阳县新安村。
胡夫人去世后，按照古代旧制，韩琦丁忧（父母去世时，辞官为父母守丧）3年，至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韩琦25岁丁忧结束，官职升为太子中允，后又改为太常丞（太常寺属官，佐其长官太常少卿掌宗庙祭祀，礼乐诸事务）、直集贤院（文史机构，管理图书秘籍，校刊编纂等事）。次年（公元1033）监左藏库（国库之一，掌钱帛、杂丝、天下赋调之收受，供给百官及军兵俸禄赐与）。
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国虽然约为兄弟之国，但北宋与辽国一直保持着警惕，在河北驻扎着30万大军以备不测。宋仁宗庆历（公历1041—1048）初年，辽国趁北宋与西夏交战之机，对北宋进行战争讹诈。迫使北宋增加对辽国的岁币20万银帛，这件事对北宋君臣震动很大。加强河北防御力量一直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有些官员主张继续向河北增兵，当时北宋财力窘困，增兵建议没有被朝廷采纳。
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三月，知大名府陈琳徙知永兴军（今湖北阳新县）。陈琳在离开大名时，建议调整河北各地军队的归属，以便各地军队紧密配合，加强河北的防御力量。陈琳提出的方案为：划河北为四路，其中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州）10余州为一路拥兵10万；高阳关11州军为一路，拥兵8万；沧（河北沧州）、霸（河北霸州）7州军为一路拥兵4万；大名府9州军为一路，拥兵8万。
陈琳的建议经过长期讨论，特别是先后判大名的夏竦、贾昌朝二位大臣提出具体的修改见后，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四月十一日，北宋朝廷最终确定了河北兵分四路的方案：大名府、澶（今河南濮阳）、怀（今河南沁阳）、卫（今河南汲县）、德、博、滨（今山东滨州北）、棣（今山东惠民）七州和通利（今河南浚县东北）、保顺二军合为大名府路；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雄（河北雄县）、霸、恩（河北故城）、冀、沧七州和永静（河北东光）、干宁（河北青县）、保定（今河北霸州南）、信安（河北霸州东）四军为高阳关路；镇（今河北正定）、邢（今河北邢台）、洛（今河北永年）、相（今河南安阳）、赵、磁（今河北磁县）六州会为真定府路；定、保（今河北保定）、深（今河北深州）、祁（今河北安国）四州和北平（今河北顺平）、广信（今河北徐水）、安肃（今河北徐水）、顺安（今河北高阳东），永宁（今河北蠡县）五军合为定州路。每路设安抚使一名以统领之。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韩琦改知定州，充任定州路安抚使。
韩琦认为，把河北分为四路显得太多，将会出现兵力分散的后果，把河北分为两路足矣。主张将定州、真定府合为一路，高阳关、大名府合为一路。宋仁宗觉得刚刚把河北划分四路完毕，若重新将其合并为两路，显得更改过频，将会造成混乱，就拒绝了韩琦的建议。韩琦见前命不可更改，就去定州赴任了。
韩琦在定州任上整顿了当地驻军。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驻军养成了骄横的习气。定州兵不服管制是出了名的。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十一月，贝州（今河北清河）王则叛乱时，枢密直学士明镐指挥诸州兵马进讨，各州军队都听从调遣，唯有定州兵与主将讨价还价，要求厚赏，然后才肯参加平叛，主将一时没有答应，定州兵纷纷抱怨待遇太低几乎引发一场骚乱。韩琦当时刚刚知真定府，他听说这件事后，认为应当对定州兵进行大力整顿，否则，这样下去，势必会引起叛乱的。韩琦来定州任职，面对这支十分骄横的军队，他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治军方法。他首先重申军法，清洗军中的害群之马，一旦发现横行军中、不服管教的士兵，立命部下将其捆绑，斩首于军门之外。定州兵发现新来的这位韩琦大人治军如此威严，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不遵军法为所欲为了。严明军纪的同时，韩琦对作战牺牲将士的家属进行抚慰，给他们送去钱财，抚养他们的孤儿，这样就解决了士兵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再担心自己一旦战死妻儿父母将如何生存的问题。
韩琦还仿照古代兵法，创制方、园、锐三种阵法。让部将根据阵法日夜训练定州士兵。不多久，定州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为河北诸州军队的佼佼者。在韩琦的治理下，定州兵由一支不服管制的乱军变成了一支军纪严明，人马精劲的主力部队。
违法乱纪的骄兵一到韩琦手中就能调教得中规中矩。一次，京师调发禁军龙猛卒几百人戍守保州（今河北保定）。这些士兵在京师养尊处优，游手好闲，在前去保州的路上丑态百出，为害百姓。有的士兵偷盗百姓的衣服鞋袜，有些士兵吃饭不给主人饭钱。这些龙猛卒途中的所作所为传到了韩琦耳朵里，韩琦认为保州地处边境，过去就发生过士兵叛乱的事情，如今怎么能再派这样一支毫无军纪的骄兵呢？韩琦决心插手此事。这些士兵刚走到定州，韩琦就令人把他们扣留下来。另外挑选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定州士兵代替他们前去戍守保州，韩琦对留下的龙猛卒进行严格整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昔日为害百姓的龙猛卒就严守军纪，无人再敢犯法了。
韩琦练兵严格，对不听教诲者甚至不惜诛杀，这与他关心和爱护士兵并不矛盾。一次韩琦夜晚写信，让一个勤务兵手执蜡烛照明，这个侍兵三心二意，眼睛只顾瞧其他东西，不料手中的蜡烛凑到了韩琦的脸前，把韩琦的胡须燃着了，韩琦用衣袖拂了一下胡须，继续写信。不一会儿信写完了，韩琦回头一瞧，发现执烛之人已经更换，韩琦担心那个勤务兵会因此而受到官长的鞭打，急忙叫道：“不要把他换掉，他很会持烛的。”韩琦的仁爱让定州将士十分感动。
北宋边防驻军所需粮草是靠募人入中（入中：中国古代解决边地军需的一种方式。招募商人运输粮草，粮草运抵边地后，由驻军开付凭证，商人凭证到有关部门换取钱物）进行的。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以前采取的是见钱入中，运输粮草的商人可以直接拿到现钱。庆历八年（公元1048），改作茶、盐、香、药等四种货物入中。国家按照驻军所需的粮草，给军方一定数目的茶、盐、香、药的经营凭证。商人运来粮草以后，拿到的只能是一定量的专卖商品的许可权。这就造成了商贾入中利润减少，许多商人便不再靠入中粮草来营生了。边地驻军手中的凭证换不到粮草，越积越多，于是就贱价出售，这些凭证大多被一些富人收购去了，他们把这些凭证转手之后谋取暴利。发财的是他们，而运往边地的粮草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在定州边关等地一斗米要价700个铜钱，甚至1000个铜钱。韩琦主张恢复以前的见钱入中办法，以平抑粮草价格，保障军需。他先后十几次上奏朝廷要求恢复见钱入中。宋仁宗皇佑三年（公元1051）八月，宋仁宗最终同意了韩琦的要求，下诏，定州及沿边入中粮草恢复见钱之法。
定州与辽国接壤，按照北宋“斩伐令”的规定，沿边纵深几十里的山林是不许砍伐的，土地也不许耕种。杨怀敏经营河北屯田时，又奏请朝廷扩大了定州禁地的范围，规定定州西北的山林都不得樵采砍伐，并督促州县长官在御河以北加强巡逻，严厉处罚违犯“斩伐令”的边民。边民失去生活来源，纷纷移居他乡。韩琦定州到任后，派遣官员巡视禁地，发现禁地山林十分繁茂，纵深足有五六十里远。在禁地之中不时遇到契丹人在樵采树木。当时木炭价格很高。韩琦认为，禁地山林不允许边民采伐，契丹人却不时偷入边境采薪烧炭，实在对国家不利，于是上奏朝廷重新划定禁地范围并贴出告示明确告知当地百姓划定的禁地范围；对于非禁地的山林，百姓可任意采伐，新划定的禁地比原来的禁地减少600里，使定州的百姓得到了实惠。
韩琦还发现定州境内常有契丹贼人劫掠百姓，而官府对之则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韩琦对这种情况甚感奇怪，向属吏打听得知：最初并不是这样的，当时如果契丹人一旦越境为盗，地方官员也进行抓捕。但结局往往是上司非但不为这些官员论功，反而怪罪他们惹是生非。时间一长，地方官员对私人入境的契丹人就听之任之，不加制止了。韩琦得知事情的症结所在后，以定州路军事主帅的身份给辽国边境长官去信，让他们约束部下不要再偷渡边境。对于那些连续私渡边境的契丹人则派兵掩杀。由于韩琦的措施有理有据，宋朝朝廷对韩琦捕杀私入宋境的契丹人也不加干涉。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定州边境的治安环境为之一新，契丹人再也不敢私入宋境进行活动了。
韩琦在定州任职的几年，河北屡遭水灾旱灾，韩琦领导定州军民奋起自救，努力把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少。
公元1050年，定州遭遇大水，朝廷大力赈灾。这一年的闰十一月，宋仁宗下诏蠲免定州等地百姓所欠官府的田租，并拿出40万缗钱、40万匹绢用于定州等地的赈灾。大灾之后又是大疫。到宋仁宗皇佑三年（公元1051），定州等地的灾情十分严峻：饿殍遍地，流民相望于道。但有些地方的长官的精力不是用在救灾上，而是用在应付朝廷检查上，用美酒佳肴款待前来灾区视察的使臣，以博取赈灾有方的美名。宋仁宗得知后十分生气，在四月初三日特地下诏，要求除了犒劳军校外，禁止灾区的一切宴饮活动。与一些地方长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琦在定州全身心投入救灾工作。对于救灾，韩琦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一方面下令开仓放粮，另一方面募人从其他地区往定州输运粮食，他还分命官吏到各地开设粥厂，让流民前往取食。韩琦每日前往各地的粥厂进行巡视。饥饿的流民得知官府设立粥厂的消息后，不再逃往外地，纷纷前往粥厂就食。除了散粮救灾以外，韩琦还探索了其他救灾措施，他下令招募强壮的流民，让他们修治城隍等公共工程，这些流民所得的报酬就是救命的粮食。除了每日食用外，还可以得到回家的路粮，这样参加劳动的流民就可以在灾后重返家乡，重操旧业了。由于韩琦采取的救灾措施非常及时有效，使数十万定州灾民得以生存下去。韩琦在定州的救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宋仁宗专门下诏对韩琦进行褒扬。
韩琦不仅在救灾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能够尽心尽职，保护百姓，在一些不受其他官吏重视的小事上，他也能够从百姓利益出发。河北安抚司（宋代设立的掌管一路军政、民政的机构，其长官为安抚使）曾下令边城，禁止边民购买米粮运往城外。违禁米粮超过4斗的就要严厉处罚。韩琦认为这项命令很不合理，守城的士兵的职责本为保卫城池的安全，哪能每天每日用升和斗来量米呢？况且城外的百姓也是归顺大宋的子民，怎么能严禁他们购买城内的米粮呢？于是下令废除了边民不得购买米粮运往城外的禁令。
唐县（宋时属定州）与辽国接壤处有4个山口，以往官府用贫困百姓200人进行巡守。韩琦认为巡守山口本为士兵的职责，让贫困百姓进行巡守，一则加重了这些百姓的负担，二则不能有效的防御敌人，于是派出士兵代替这些百姓巡守山口，让这些百姓归农生产。
韩琦在地方任职（先后知扬州、知成德军、知定州、知并州），以定州时间最长，从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到皇佑五年（公元1053），长达6年。由于他事事能够从百姓利益出发，所以得到了定州百姓爱戴。定州百姓曾到京师敲登闻鼓（登闻鼓：朝堂和各级官署中设置的一种大鼓，用于召集官员和吏属）祈求朝廷为韩琦建立生祠。朝廷没有同意定州百姓的要求，但定州百姓在韩琦去世后，为韩琦建立庙宇，对其进行怀念。
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韩琦由定州调任并州（今山西太原），定州百姓不希望韩琦离开，纷纷劝阻韩琦，韩琦见走脱不开，就劝百姓回去，说自己是不会离开定州的。百姓回去之后，当天夜里，韩琦指挥家人偷偷绕道离开定州，第二天，百姓们再来看望韩琦时，发现韩琦大人已不辞而别了。百姓们伤心极了，纷纷奔走相告追送韩琦。可是韩琦已经走远了，百姓们哪能追得上呢。定州百姓十分后悔轻信了韩琦的话，没有挽留住韩大人。百姓们想起韩琦给定州百姓带来的种种好处，越发怀念韩琦。
韩琦在定州任职的几年，韩琦、富弼、范仲淹等庆历旧臣又逐渐获得宋仁宗的信任。朝中的一些正直官员也多次在宋仁宗皇帝面前赞许他们的高贵品质，宋仁宗也感到他们是一心为国的忠臣，对他们也多次准恩加职。
宋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二月，宋仁宗诏问群臣，天下人才哪些人适合位居朝中辅助君主；哪些人适合出镇地方，造福一方；哪些人适合领兵打仗，征战沙场。权三司使叶清臣上奏道，治理国家不患没有人才，而患不能任用人才。叶清臣对仁宗时期的各臣点评一番，认为富弼最讲忠义之道；范仲淹最重国家大局；夏竦对古代的典章制度最为熟悉；郑戬的议论最能切中时弊；韩琦则一身正气，重视法度，善于练兵。
宋仁宗对这些以往位于宰执的大臣格外看重，皇佑元年（公元1049）七月，在宰相文彦博的建议下，仁宗对夏竦、郑戬、富弼、韩琦等十几位曾经提任宰执的大臣推恩，韩琦被朝廷加封为资政殿大学士。
宋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朝廷建成明堂（明堂：中国古代的礼制建筑，用于天子祭祀上天或祖宗），大小官僚升职加俸，韩琦被授予礼部侍郎。到仁宗皇佑三年（公元1051）时韩琦在定州已经任职三年了。按照北宋官员出任地方的规定，韩琦也该改任他地了。宋仁宗觉得定州为北方重镇，需要一位能干之臣镇抚才行，韩琦无疑是一位恰当的人选。八月朝廷加封韩琦为观文殿学士，让韩琦再任定州三年，这反映出仁宗对韩琦的重视。
韩琦在定州深感遗憾的是：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五月，韩琦的老同事范仲淹病逝于徐州途中。朝廷追赠范仲淹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
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正月二十一日，韩琦官拜武康节度使，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由定州调任并州（山西太原）。韩琦的这次调动是并州的李昭亮与走马承受（宋代官名，每路设一员，隶经略安抚司，无事时每年入奏一次，有边警时可以随时上奏）廖浩然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李昭亮是宋初名将李继隆之子，宋太宗明德李皇后的侄儿；李昭亮在判并州时与时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不和。廖浩然凭着自己深得宋仁宗的信任，就向仁宗打小报告，诬陷李昭亮在并州的所为不法。
宋仁宗接到廖浩然的上奏后，为了缓和李昭亮与廖浩然之间的矛盾，决定并州、成德军（河北阜平）、定州三地的地方长官对调。判并州李昭亮徙判成德军；知成德军宋祁改知定州，知定州韩琦改知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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