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嵩之

　　史嵩之是，南宋大臣。字子由，一作子申，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都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是两淮、四川、京湖是当时南宋三大军区，集中了南宋最精锐的部队。而史嵩之与陈埙从小一起长大，他俩的才气都曾深得丞相史弥远的赏识与喜欢，但对于史弥远的关爱，他们却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史料认为史嵩之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功勋显赫，但同时认为他是一个追求权力、专横独断之人。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史嵩之吗？

史嵩之简介——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

　　史嵩之人物简介

　　史嵩之（1189年—1257年10月6日[1]  ） ，字子由，一作子申，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大臣，尚书右仆射史浩之孙、右丞相史弥远之侄。

　　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后任襄阳户曹，历任襄阳通判、京湖制置使、参知政事等要职。

　　嘉熙四年（1240年），入朝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淳佑四年（1244年），遭父丧，夺情起复，因主和议，为公论所不容，闲居十三年。

　　宝佑五年（1257年）卒，赠少师、安德军节度使，追封鲁国公，谥号“庄肃”。德佑初年夺谥。

　　着有《野乐编》，已佚。《全宋诗》录其诗。

　　后世对史嵩之褒贬不一，他被认为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功勋显赫，但同时又被认为是一个追求权力、专横独断之人。

　　人物评价

　　脱脱：弥远之罪既着，故当时不乐嵩之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

　　王夫之：夺情之言扬于廷，人子之心丧于室矣。蝇蚋不嘬生而嘬死，有以召之也，而况纷呶自辩以与公论相仇！史嵩之、李贤、张居正、杨嗣昌之恶，滔天而无可逭矣。

　　个人作品

　　着有《野乐编》，已佚。《甬上宋元诗略》载其《雪后》诗云：“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稽如下雨，佑涧忽鸣湍。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写雪融之景，视野开阔，描摹细微。《全宋诗》卷三一六一录其诗三首。文收入《全宋文》卷七六八四。

　　余姚发现南宋丞相史嵩之墓

　　史嵩之曾都督南宋三大军区，总理灭金事务

　　墓穴紧挨已发掘的史嵩之夫人墓，现场发现盗洞

　　昨天，读者王先生打进本报热线87917666：“南宋丞相史嵩之墓被挖出来了，在余姚五联村史门山！”

　　王先生说，昨天一早去菜市场，发现到处都是警察，有市民想上山去看，都被附近的民警劝住了，“参观的汽车，把路都堵住了。”

　　史嵩之最显赫时，曾当到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两淮、四川、京湖是当时南宋三大军区，集中了南宋最精锐的部队）。

　　对于此人，史家褒贬不一。但史嵩之曾任南宋京湖制置使（京湖为当时南宋大军区之一，大体在今天的湖北，制置使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御金于北方，后都督三大军区部队，总理抗金事宜。南宋一代名将孟珙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出兵北伐，与蒙军一同灭金。

　　当地祖祖辈辈传说，山上有丞相墓

　　宁波东钱湖史家，宋时烜赫一时，史浩、史弥远、史嵩之曾先后担任丞相，史称“一门三相”。

　　史嵩之，字子由，东钱湖史氏的第五代传人，权相史弥远之侄。东钱湖石刻群曾记载，史嵩之的墓在距东钱湖30公里的车厩（车厩与下文的五联村毗邻，几乎是一个地方）。

　　记者赶到墓地所在余姚五联村时，已是下午三点。警察已不见踪影，看热闹的村民还是很多。一听是记者，好几个人自告奋勇地给记者带路：“丞相的墓，就在史门山上，沿着车厩自来水厂前的路上山就能看到……”

　　五联村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说，这里祖祖辈辈流传，说山上有南宋史丞相的墓。只是时间流逝，千年风雨，昔日重臣的赫赫官威，早凋零在衰草斜阳中。

　　现场一文保人员：是史嵩之的墓

　　沿着蜿蜒的小路，记者上了山。从远处看，墓地后有座山如椅背，两边也有山如扶手，史氏大墓仿佛端坐一把椅子当中。以古代堪舆的角度，无疑是风水宝地。

　　走近一看，两个帐篷已经撑起来，一块块醒目的黄牌子立着，上写“考古重地”。宁波文保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正围绕一个长约四五米的大坑道工作着。

　　现场一位协助工作的文保人员告诉记者：大墓主人确实是史嵩之，但目前不方便多说。

　　记者随后试图采访其他发掘人员，但所有人都表示不方便多说。

　　据说史嵩之身前就选定车厩（五联村）了。《史氏宗谱》记载，嵩之公生前认为此地虽近，其气则盛，“吾观斯地景观，竹木回环，不啻蓬莱仙境，山水映带，宛如仙子之居”。

　　现场有好几个盗洞

　　“昨天看到墓室中央有一口棺材，木制的，朱红色，比一般的略大些。最前面有一个缺口，估计被盗过了。”现场村民说，当时想走近看，但几个工作人员用棉被把洞堵了起来，并没有看清楚。

　　记者看到中间的墓室呈长方形，长约2米，宽约80厘米，露出的厚度约有30厘米。一米七身高的人跳下去，高度正好到腰部。

　　走进墓室，石壁上没有花纹，也没有水渠。一些发掘出来的黑砖还带着老石灰，长约50厘米，据说是用土窑烧制的。

　　墓道正上方是一片深幽的竹林，内有四五个直径近50公分的大洞。而在墓道底部还有一些圆圆的小洞，与大洞相连。

　　当地村民说：“这是盗墓的痕迹，去年就看到过了。”

　　史嵩之的墓挨着去年发掘的夫人墓

　　“中间的大墓穴是丞相的，右侧的是他一个夫人的墓穴，已经用泥土回填了，他另一夫人墓也在那里……”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去年12月底，当地曾有人发现一枚金币，既而发掘出史嵩之夫人墓，还有一块墓志铭。这块墓志铭一面光滑似镜，密密麻麻写满小楷，是史嵩之儿子史介青写给母亲赵氏的。这份墓志铭说，夫人赵氏是赵匡胤后代，自幼生长在宫中，尤其喜欢文学，后嫁于史嵩之，曾被封为魏国夫人。

　　史嵩之另一夫人墓随后被发掘，据说被盗过，只找到了只金钗，但墓志铭证明了主人的身份，上面说这位女士死于70岁，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

　　史嵩之两位夫人的墓被确认后，文保人员断定，史嵩之本人的墓就在附近。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直到昨天发现棺木

　　向本报报料的王先生说，史嵩之本人的墓志铭，已被当地文保部门收藏，他曾去看过，有些残破，但确实是说史嵩之的。

　　传说史嵩之的遗体首级被仇家盗走

　　史载，史嵩之失势被罢免后，回老家东钱湖养老。

　　民间传说，史嵩之死后，首级不翼而飞。他的爷爷就做了一个金头，放在了棺材里，当时里面还放了一些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传说引起盗墓贼们的好奇心。

　　一位文保人员说，史嵩之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南宋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传说山上还有史氏18个家属的墓，但目前还没有发现。

　　多年来，纵有许多盗墓贼光顾余姚河姆渡的南宋丞相史嵩之墓，但史嵩之的棺材始终未被发现。

　　前天下午1点，经过将近五个月的挖掘，文保专家欣喜地发现史丞相的棺材找到了！昨天，记者来到河姆渡镇五联村史门山，看到了已被挖开的史嵩之墓。据村民说，史丞相棺材出土时仍油光发亮，且重量很大，18个人一起抬都还抬不动。

　　楠木棺材，18个人抬不动

　　前天，文保部门在墓地发现一口棺材，经研究，这是史嵩之本人的棺材，这才确定史嵩之真正的墓地。当天，文保部门将史嵩之的棺材抬出转移到博物馆。

　　移棺时，政府部门出动了大量的警力，用于维护现场秩序。除了有关部门的警力和工作人员，当时半山坡上挤了足足两三千人。

　　当天下午1点左右，人们开始抬史丞相棺材。因为抬棺材需要人手，文保部门在当地找了一些村民去抬，一共叫去了20多个人。当时去帮忙的村民老王说，棺材材料很好，楠木制作，虽然将近800年，但没有腐蚀，看上去油光发亮。

　　馆材大概两米长、一米宽，18个人也很难抬起来。为安全起见，他们又不得不增加了几个人。

　　棺材被抬下来之后，当地一些史姓村民还举行了祭拜仪式。

　　著名法学家史久镛也属四明史氏

　　四明史家，曾是权倾朝野的名门望族，“一门三宰相，四世二封王，五尚书六大夫，七十二进士”、“满朝紫衣贵、半是史家人”，说的都是四明史家。

　　仇国华告诉记者，四明史氏是从江苏溧阳迁过来的，而东钱湖下水则是史氏家族的发迹地。“四明史氏真正发迹应该从史诏之子史才算起，他曾任参政知事。”而史嵩之是史诏四世孙。

　　昨天来参加史嵩之重葬祭奠仪式的史家后人，来自湖南、贵州、福建、温州、北仑、舟山等各个地方。来自舟山的史久罗告诉记者，舟山有４０００余名史姓人，至今他们仍保留着史氏宗祠八行堂。

　　据仇国华、史安福等人最新编就的《四明史氏宗谱（总谱）》上记载，“四明史氏始祖为溧阳三十代，即四明第一代史惟则起，至后成、简、诏、师、水、弥、之、卿、孙、公、祖、必、仕、积、善、致、悠、久、济、美、习、庭、训、纯、采、名、芳、荣，计三十四代。”

　　仇国华说，现在全国约有３６０万史姓人，四明史家就有近１００万人，“在宁波，史姓人有３８０００余名。”而最让仇国华自豪的是，著名国际法学家、曾任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出生于宁波，“是史家久字辈的。”（风水www.azg168.cn）

　　铁血宰相史嵩之

　　史嵩之（1189～1257），字子由，出生在今鄞州区东吴镇南村，父为资政殿大学士史弥忠。他母亲怀孕前，曾梦见自己在嵩山游览，拾得一块奇怪的石头，因此史嵩之出生后，父母给他取名嵩之。

　　史嵩之的志趣从小就与众不同，他不喜欢诗词歌赋，而是喜欢“经济”，即“经世济民”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欢政治、法律与军事。年少时就有建功立业的梦想。

　　主政襄阳初露军事指挥才能

　　嘉定十三年（1220），32岁的史嵩之中了进士。不久，时任宰相的叔叔史弥远问他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当官？史嵩之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希望能到襄汉一带去做官。”

　　史弥远久在相位，对襄阳和汉阳的情况不甚了解，听侄子愿去，非常高兴，就任命他为光化军司户参军，管理那一带的户口和粮食。

　　当时，驻守襄阳的主帅陈垓要求增加军费，史弥远不知该如何处置。史嵩之就密告说襄阳哪些地方可以撤掉防戍，哪些地方应该增加防御。史弥远根据史嵩之的意见下达命令，减少军费达十分之六。陈垓并不知道史嵩之在暗中传递消息，以致十分惊讶。这也是史嵩之陈兵布局军事才能的第一次显露。

　　绍定元年（1228），因宋金战争基本结束，李全之乱已经平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了全国的当务之急。朝廷号召京湖江淮等前线地区屯田。时年40岁的史嵩之负责襄阳屯田，积谷68万石，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朝廷及时给他加官为权枣阳军兼制置司参议官。第二年，他在枣阳发动军民兴修水利，开创了置堰屯田的先河，粮食再获大丰收。朝廷又给他进爵，封鄞县男（从五品），加食邑300户。绍定五年（1232），史嵩之升任京湖（今湖北与河南西南部分地区）制置使、襄阳知府，成了名副其实的襄阳军政一把手。

　　指挥蔡州灭金之战尽刷靖康之耻

　　嘉定十六年（1223），当35岁的史嵩之初到襄阳时，北方大金国的权杖落到了一个叫完颜守绪（1198～1234）的年轻人手里，他就是金哀宗。

　　金哀宗的命运与明朝的崇祯皇帝非常相似，他志向远大、勤政敬业，一心想做个中兴之主，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哀宗继位时，金国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他首先启用抗蒙有功将帅，并单方面宣布停止侵宋战争，“遣枢密判官移刺蒲阿，以文榜遍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宋廷虽对金方伸过来的橄榄枝置之不理，却也在事实上不再北伐。

　　不过，哀宗的所有努力，最终没能支撑住金朝即将倾覆的大厦。在他为帝的十年里，汴京开封、中京洛阳等先后落入蒙古人手中。

　　绍定六年（1233）四月，金将武仙、武天锡等想将哀宗迎往四川，以图东山再起，准备从京湖地区打开一条入川的通道。史嵩之与京西兵马钤辖孟珙联手，先后在光化、吕堰打败进犯的金军，并乘胜进攻武仙的据点顺阳，再次大败金军，武仙率残部逃往马蹬山。邓州、顺阳等地纷纷归宋。7月，史嵩之、孟珙攻占马蹬山，俘获金兵7万及军械物资无数，接着又攻占唐州，彻底粉碎了金军逃往四川的阴谋。这是史嵩之第一次具体领导对金战争的胜利，朝廷因此将他晋升为刑部侍郎。

　　金哀宗入川的图谋失败后，又连连对蒙作战失利，于1233年6月退守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在蔡州城内选美女、造宫殿，但只享受了3个月的安定，至9月，蒙古兵便已兵临城下。

　　蒙军一边攻城，一边遣使到京、湖，与史嵩之商议协同攻金之事，并许下诺言，灭金之后将河南地区划归宋廷。史嵩之奏报朝廷，朝廷觉得机不可失。

　　当时的情形是，金国灭亡已是板上钉钉，南宋君臣也懂得唇亡齿寒这个道理，但若与金“连和”，既无利可言，反可能引火烧身，使蒙古因此迁怒于自己。而顺应蒙古之请，出兵粮助蒙攻金，既可洗雪多年的仇耻，使朝野上下被压抑了一百多年的精神为之一振，又可避免蒙古借机寻衅，在对蒙古的关系上取得主动。

　　于是，理宗亲自应从了蒙古的请求，诏由史嵩之负责此事。端平元年（1234）一月，史嵩之遣孟珙与江海率领精兵2万、粮30万石赴战，协同蒙军将蔡州城围成了铁桶。

　　宋蒙联军同时决开蔡州城外汝河的河提，蔡州的外城被水冲毁。此时，蔡州城内已粒粮尽无，金哀宗见大势已去，只得放老弱出城，自己吊死在幽兰轩行宫里，统治大半个中国达120年的大金帝国就此终结。

　　史嵩之向朝廷告捷，并献上俘虏张天纲、完颜好海和金主的骸骨，宣告宋廷尽刷靖康、会稽之耻。此役给史嵩之带来了无限声誉，使理宗看到了史嵩之非凡的才能。史嵩之因此被进封为鄞县子（正五品），加食邑300户。

　　上书六条力阻朝廷出兵“三京”

　　金亡之后，蒙古主力北撤。南宋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要不要立即出兵收复“三京”（即应天、开封、洛阳）问题的大争论。一方以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为代表，力主“进取”；一方以参知政事乔行简为代表，力主“和好”。 双方势不两立。

　　史嵩之当时是礼部侍郎（从三品），刚从前线回来，深知前线的情况：河南地区连年兵连祸结，赤地千里，蒙军北撤，留下的几乎全是没有人烟的空城，甚至有的县衙大院里也是荒草漫生，军队开拔，粮运困难，又不能在当地筹集；荆襄（今湖北）地区连年水患虫灾，老百姓饥馑流亡，如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征兵征粮，势必造成百姓逃亡，游民聚而为盗。再是，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南宋是迟早的事，宋军孤军北上风险很大。所以他上书6条，力谏理宗不可轻易出兵。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时任宰相的郑清之，把收复三京的事看得太容易，把蒙古方面的实力估计得太低。

　　他命令庐州（合肥）知府全子才带一万兵收复汴梁。汴梁的蒙军守将是金国的旧臣崔立。崔立被金国的其他几个旧臣李伯渊、李琦等人杀死。李伯渊等人开了城门，欢迎全子才进去。

　　另一员大将赵葵带了5万兵从滁州开到泗州，收复了泗州，然后就来到汴梁，与全子才会师。赵葵督促全子才向洛阳与潼关进军。全子才派徐敏子带了200名兵士做先锋，又派杨谊率1.3万名强弩手作为后继。

　　徐敏子到了洛阳，洛阳并无蒙古军队，只有300户老百姓。这300户老百姓向徐敏子“投降”。 事情果如史嵩之所料，徐敏子进城只住了一天便断了粮。

　　杨谊率1.3万名强弩手走到洛阳之东三十里的龙门附近，与蒙古兵遭遇，一战即败。徐敏子也只好放弃洛阳，向东撤退。

　　于是，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不停追杀。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这是端平元年（1234）六月至八月的事。不久，赵葵、全子才也借口史嵩之不运粮食接济他们，一起从开封、应天（今河南商丘）撤军。

　　理宗在痛定思痛后下“罪己诏”，严厉处罚败军之将。并在便殿接见史嵩之，封他权刑部尚书（正三品），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都督淮西成为抗蒙最高统帅

　　南宋在出兵“三京”失败后，政治上军事上均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端平二年（1235），蒙古可汗窝阔台命阔端、阔出、口温不花等大将，分三路攻宋，取唐州，拔枣阳，侵襄阳、邓州，入郢州。同年12月，理宗命魏了翁、曾从龙开督府于江州，但形势继续恶化。 

　　端平三年（1236）春，蒙军攻洪山，江陵。京湖制置使赵范不能正确处置襄阳南北两军之间的矛盾，致使襄阳北平主将王旻降蒙，城中“官兵四万七千多、财粟三十万、军器二十四库”全部落入蒙军之手。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在宋廷造成极大震动。赵范被削官三秩，7月罢职。左丞相郑清之也因此于9月罢相。

　　    嘉熙元年（1237年）蒙军又陷光州、破固始、降随州、攻蕲州、围庐州（合肥）、略地至黄州。面对蒙军的大举南下、宋军兵败如山倒，地处战争前沿的京湖、两淮和四川地区的官员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躲的躲。危急时刻，理宗调史嵩之任淮西（今安徽省江北部分）制置使，赴前线督战。

　　为了阻遏当时的严峻态势，史嵩之到都督府上任的头一件事，就是严厉惩处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吏，奏诛张可大、董尧臣，发配李士达、卢普、光州司户柳臣举等，煞住这股逃跑之风；同时奏请朝廷，对在战争中为国捐躯与立功的将士予以重奖、破格提拔，如淮西将陆旺、李威因战功与官三转，孟珙升四川宣抚使等。

　　这时，蒙古军已进逼江陵，史嵩之即向孟珙下达了增援令。孟珙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换旌旗的服色，回环往来，夜里则沿江点燃火炬，以此来显示宋军声势浩大。连破蒙古军24阵，夺还了被俘的2万人口，江陵之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了。

　　第二年，蒙古军攻打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的守臣都弃城逃走了。史嵩之命孟珙从江陵前来增援，连胜两仗，扭转了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一时朝野振奋。随后，孟珙又出兵和蒙古军三战三捷，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作为总指挥的史嵩之，先后被理宗擢为奉化郡侯（从三品）、参知政事（正三品），开督府于鄂州，都督京湖南北、江西、淮西、光、蕲、黄、夔、施等州军马，成为大宋全线的最高统帅。

　　这年九月，蒙军又以和议未能达成为借口，攻下了寿州和泗州等地，在真州被宋军击退。不久，又动用了80万大军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史嵩之命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淮东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无法进犯，改攻滁州。出身于赵葵部下的知招信军余玠亲提精兵救滁。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死伤无数。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并夺得许多马匹。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官军和民兵的攻击，只好北还。自此，淮右诸郡收复，宋蒙停战议和。嘉熙三年（1239）正月，理宗诏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继续留在前线指挥，封奉化郡公（正二品），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

　　史嵩之在督府任都督的二年内（嘉熙二年二月至四年二月），守住了黄州、光复了光州、滁州、郢州、荆门军、樊城、光化军、夔州、襄阳、信阳，降息州、蔡州，奏五十六捷，淮右诸郡肃清。论功劳朝中诸臣无出其右，无愧为理宗的长城之倚。

　　宰相任上部署修筑合川钓鱼城

　　嘉熙四年（1240）三月，史嵩之被理宗召回临安，与李宗勉一起任左右相，但李宗勉任左相仅两年即死于任上。从此，史嵩之大权独揽，成为继史浩、史弥远后的第三任鄞人宰相，实现了他重振史氏家族辉煌的愿望。

　　史嵩之任宰相后，广揽人才为朝廷所用，先后推荐名士32人，其中董槐、吴潜后来都成为贤相。“史嵩之先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至也夺豪杰之心，今日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从这句政敌的话语中，也可见在史嵩之领导下，君臣有团结一心之势。

　　史嵩之任职期间，南宋守住了寿春和淮河以南，军事部署准确有效。南宋后期的主要城防工程体系，都是史嵩之执政时修建。

　　边防建设更是取得重大成果，史嵩之派孟珙、余玠等在四川实行的山城防御计划以及对襄樊的建设等，对南宋后期的抗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钓鱼城的修筑，作为史嵩之为相期间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若干年后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朝野上下都始料不及的。

　　淳佑二年（1242），蒙军攻克成都，四川告急。巴蜀一失，长江防线就会形同虚设。

　　当时的情形是，欲保南宋，必保四川；欲保四川，必保重庆；欲保重庆，必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

　　关键时刻，史嵩之奏请余玠（浙江开化县人）为四川安抚制置兼四川总领，主持军政，置司重庆。

　　余玠以恢复全蜀为己任，上任伊始就设“招贤馆”，礼贤下士，广揽人才，王坚、张钰皆入其幕下。不久，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桐梓）冉氏兄弟（冉琎、冉璞）建议，根据四川特殊的地形条件，筑城钓鱼山、迁合州于钓鱼城内。

　　钓鱼城筑于今嘉陵江南岸的钓鱼山上，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流，城分内、外，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俨然兵家雄关。城内约2.5平方公里，有大片田地和丰富的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易守难攻的特点。据说当时城内守军只有四到五千人，军民共两万人左右，“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运粮运薪，以战以守。”弹丸之地的钓鱼城因此成为四川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节点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此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钓鱼城的“一柱支半壁”。从1243年至1279年，合州5县17万军民以钓鱼城为据点，历经宝佑、开庆、景定、咸淳等时期的大小200余场鏖战，坚持抵抗强敌36年，成为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噩梦，缔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要是没有钓鱼城的胜利，南宋的灭亡恐怕就要提前几十年了。

　　此外，史嵩之任相期间，南宋的财政收入也较开战时的交钞3亿元增加到6亿元，在连年征战的情况下收入还能成倍增加，古今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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