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
元武宗是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元朝第三位皇帝，蒙古帝国大汗，汗号“曲律汗”。为了巩固其统治，海山大量任用自己的亲信执掌要枢，将旧朝文武大臣一概更换，正是实施“一朝天子，一朝臣”之举措。期间元朝内部的矛盾得到舒缓，设置常平仓以平抑物价，下令印制至大银钞，然而反而使银钞严重贬值，导致财政危机加剧。死后庙号武宗，谥号仁惠宣孝皇帝。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老家这位元武宗吗？
元武宗简介——嗜酒如命的元代第三位皇帝
元武宗人物简介
早年经历
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生于元至元十八年，是世祖 忽必烈曾孙，成宗 铁穆尔侄。祖太子真金，父真金次子答刺麻八剌，母 兴圣 太后 弘吉剌氏。忽必烈生前曾立次子真金为太子，但真金于公元1285年先其父而死。其后忽必烈曾打算立答刺麻八剌为储，不过答刺麻八剌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在京师去世，时年二十九岁。其母弟铁穆尔遂被立为皇太孙，后即位。
大德三年(1299年)，由于原来镇守漠北的宁远王阔阔出在备边时松懈，成宗 铁穆耳就命侄海山代其职，其后海山曾大败叛王海都。大德八年(1304)年，海山因功被册封为 怀宁王，佩带金印，食封瑞州65000户。海山的显赫军功和精良的部众，为其争夺帝位奠定了基础。
登基为帝
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病死时，他远在青海驻防。按照元朝旧制，在皇位空虚时，暂由中宫卜鲁罕皇后摄政，由她召集宗亲大臣举行库 里尔台大会另选新君。卜鲁罕和 左丞相阿忽台准备拥立成宗 铁穆耳的堂弟 安西王 阿难答，因他是 忽必烈诸孙中年龄最长者。但是海山母弟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 答己于3月21日以奔丧为名回京城（大都），并率先带领卫士闯入内庭逮捕了左丞相阿忽台和安西王阿难答等人，以“乱祖宗家法”之罪将他们全部杀死。此时，阔阔出等诸王均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皇帝位，但他考虑其兄海山有重兵，故先以 监国之名掌握政权，并派使者奉玉玺北迎海山。
公元1307年3月，海山率3万精兵到达和林（今 额尔德尼召南），5月至上都，即皇帝位，是为元武宗，汗号曲律汗。之后废成宗皇后卜鲁罕之后并 赐死。立其弟 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海山即位后，下令存恤征戍之士及供给繁重州郡的役卒，免除大都、上都和隆兴那里的三年差税；对云南、八番、田杨等地免除一年的差发；对逃移复业者给予免三年。并允许民间冶铁，以此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受灾地区，作出停止征收山场湖泊税，听任贫民就地采取。勉励兴办学校，免除 儒户的差役等措施。
巩固统治
为了巩固其统治，海山大量任用自己的亲信执掌要枢，将旧朝文武大臣一概更换，正是实施“一朝天子，一朝臣”之举措。他很想因循汉制，重儒尊道。他遣使阙里，以太牢之礼祭祀 孔子，且加号“大成至圣 文宣王”，对全国遵行儒教者予以优赦。由于他尊崇儒教，宫廷内外，习经成风。海山性格易喜易怒，故有时表现得宽大为怀，有时却酷暴残忍。他耽于享乐，奢侈挥霍，挥金如土，大赏诸王、宗族。又大兴土木，建筑中都城，致使财政困难重重。为摆脱财政危机，便开始发行“ 至大银钞”，导致至元钞大为贬值。不久又颁 铜钱法诏谕天下，以铜钱和至大银钞并行，又滥发 纸钞，如此做法，使财政赤字更为严重，物价上涨，百姓大受其害。
海山虽有众妃，但很晚才册立皇后。公元1310年（至大三年），封 弘吉剌氏真哥为后；真哥的从妹 速哥失里也被封为皇后。海山的妃子中，亦乞烈氏生了和世琼（后为明宗）；唐兀氏生了图帖眭尔（后为文宗）。三宝奴曾劝说武宗重新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因 右丞相 康里脱脱的反对，才维持原状。
海山十分尊奉西僧，建造兴圣宫，常请僧侣人内祷佛祈福。他还派军士1500人及大量民工修建 五台山佛寺，并令其弟 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太子）主持在大都城南建佛寺。令喇嘛翻译佛经。他下诏凡是民众殴打西僧者截其手，骂西僧者断其舌，致使西僧胡作非为，蠹害百姓，成为当时一大祸害。海山又重用小人，南宋的一个小太监 李邦宁，后成了元宫内太监，他阿谀奉承，竟被封为大司徒兼左丞相。
英年而逝
海山宠幸众妃，由于沉耽淫乐，酗酒过度，身染重病。公元1311年元旦，海山病倒，七天后 庚辰日病死于大都宫中玉德殿，终年31岁，葬于先祖安息处起辇谷。5月，文武百官 也先帖木儿等上尊谥为仁惠宣孝皇帝，庙号武宗，蒙古语称为曲律可汗。
“武仁授受”与元武宗时期的政治生态
一、大德年间的皇位之争
大德十一年春，元成宗崩于大都玉德殿，“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祀”围绕皇位将展开一场宫廷斗争。成宗所立太子德寿早夭，身后再无合适的皇位继承人，这就形成以皇后卜鲁罕和安西王阿难答，爱育黎拔力八达和其母答己，出镇漠北的海山进行争夺皇位的局面。依据蒙古汗位空虚，由皇后摄政的祖制，卜鲁罕皇后迅速控制朝政并秘密遣使迎安西王阿难答入大都，并筹划立其为皇帝。实际上早在大德三年后，由于成宗多病，卜鲁罕皇后便趁机居中用事，干预朝政。《元史·后妃传一》中记载：“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信任相哈剌哈孙，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决”。其中不难看出，哈剌哈孙的地位不断上升是值得探讨的，大德后期，成宗多病疏于朝政，而哈剌哈孙升迁之快必于卜鲁罕皇后有很大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大德九年立德寿为皇太子的事件上，在此事上卜鲁罕皇后与哈剌哈孙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也不难看出，此时的朝政完全被皇后卜鲁罕和丞相哈剌哈孙所控制。
安西王阿难答从小被托付于伊斯兰教徒抚养，对伊斯兰的信仰已经巩固，后在其封地倡导伊斯兰教，但其真正目的在于扩充自己的政治实力，积累资本以便伺机问鼎皇位。皇太子德寿死后，一直没有皇位继承人，直到成宗死也没有在立皇太子，此时对于阿难答来说，机会来临。他便利用与卜鲁罕皇后的关系进入大都。同时，卜鲁罕皇后也想利用他来监国，自己继续执掌国政。卜鲁罕皇后还得到中书左丞相阿忽台，平章政事赛典赤，梁德圭以及诸王明里帖木儿等的支持。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以阿难答为首的回回势力执掌国政却遭到了多数汉人儒臣的反对。畅师文在朝议时说：“‘此宗社重事，讵宜苟且。’众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请归调治。’遂拂衣而起”，不出视事。何玮也以“此非臣敢知”为辞抵制与议。
大德三年，元成宗派遣其侄海山出镇漠北，成了漠北镇边亲王，取得了军权，这就为后来争夺帝位打下了基础。随着成宗病情加重，朝廷内部斗争日渐加深。大德九年六月，立皇子德寿为皇太子，斗争的主动权似乎掌握在卜鲁罕皇后一边。卜鲁罕为消除异己，曾贬武宗母亲与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怀州。同年九月皇太子德寿病死，成宗病情又日益加重。卜鲁罕皇后恐武宗继位，必报前仇，所以成宗一死，即刻召安西王阿难答及诸王明里帖木儿入朝，共商继位大事，“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乘间谋继大统，成后及丞相阿忽台，诸王明里帖木儿皆阴为之助”。朝廷中一些回回官员与前平章伯颜等形成拥立阿难答的一方。另一方是怀宁王海山及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支持者的右丞相哈剌哈孙等。阿难答与明里帖木儿于五月先至京师。时海山还在漠北，右丞相哈剌哈孙密遣使北迎海山于漠北，南迎爱育黎拔力八达和太后于怀庆，而成后已密谕通政院关闭城门，中断与外界联系。哈剌哈孙等先日署文书，才得以出城。而另一方面，左丞相阿忽台、平章都马辛、前中书平章伯颜、中政院使怯烈、道兴，诸王明里帖木儿等共推卜鲁罕“垂帘听政，立安西王阿难答”。并定于三月三日发难。二月底，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太后至京师，“有言安西王谋以三月三日伪贺仁宗千秋节，因以举事者”。此时有人对哈剌哈孙言：“先人者胜、后人者败，后一垂帘听政，我等皆制于人矣，不若事先而起。”并将此事告诉爱育黎拔力八达，“诈称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计事，至即执送上都”。哈剌哈孙等提前一天发难，阿难答成了阶下囚。左丞相阿忽台、中政院使怯烈被杀，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监国名义掌权，遣使北迎海山。五月，海山至上都继位，废卜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赐死。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帖木儿亦皆赐死，封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至此，这场封建皇室内部的帝位之争以阿难答失败而告终。
二、武宗时期的政治生态
海山即位之初，对诸王勋戚行朝会赏赐，武宗不但坚持按成宗称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发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发，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当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海山大行封赠的目的可谓不言而喻，他力图为达到“三宫和协”的局面以便实现自己可以控制的中央政府，进而可以放手进行“创治改法”。在大行封赠的同时，武宗提拔自己藩邸旧臣，并设立尚书省试图改革前朝流弊。蒙古诸王对新汗登基的赏赐早已习以为常，如果消减或停止对诸王们的赏赐便不利于争取诸王们的拥戴，但长期封爵和赏赐必然又导致国库空虚。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尽快控制权力中枢，武宗从脱虎脱和三宝奴之请，效法世祖旧制设立尚书省。其意图是明显的，一方面为了缓解暂时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是进行中书权力的转移，逐渐架空中书省，将财政大权，官员的铨选、任用等国家大事悉归尚书省。而在尚书省官员的任用上以自己的近侍旧臣为主。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在元朝建立之后各大汗国割据一方，失去中央的统治，武宗在统兵漠北期间便希望恢复中央对各大汗国的统治，其政治抱负是重新构建太祖以来的的大蒙古帝国，因此，在他即位之后便试图使其统治阶层本位化，即恢复草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各位亲王勋臣的赏赐目的只为是稳固其统治根基，培养为其效力的政治势力以便自己能放手进行“新政”改革，而且这也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常态。另一方面，在即位之初，答己皇太后，皇太子各成一派势力，为权衡各派势力，武宗只有大行赏赐，安抚各派，以此来赢得政治时间，造成了当时政局暂时的混乱，以致改革难以实施。改革货币，推行至大钞只是为了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以周急用。他的统治思考是以整个蒙古帝国为一个世界模式。然而，这与大都政权的务实认知是有相当差距的。海山要实现东西统一，建立亚洲陆路与海路循环交通网，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思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构想。从海山大行分封官爵的情形来看，以漠北战将先行进入枢密院与中书省，与大都阵营中的中立派形成南北联合共治的局面，此举为海山构建新政府的初步政策。海山设立尚书省，扩大政府组织与编制，看似不可思议的作为背后，其目的只为了除去权相哈剌哈孙，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可以控制的政府。
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曾下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立省政，俾其自举官属，并铸尚书省印。因为遭到御史台的反对，这项诏令似乎没有实施。拖了一年多，自大德六年以来一直在急速上涨的物价仍无止息迹象，至元钞贬值发展到很难收拾的地步。武宗这才决心专任尚书省整顿财用，时在至大二年八月。最初由中书右丞相乞台普济兼任尚书右丞相，不久又擢升脱虎脱出任此职，与三宝奴、乐实等人一起受信用之专，主持财政改革。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以新币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按官方原定的兑换价格，以至元钞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因此新币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过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钞贬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私人用户身上。新钞行用后，面额一贯的中统钞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实严重不符，因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废中统钞，限一百日内赴库倒换。至大银钞的面额，有以文、十文、百文、两计者，共十三等。以文为单位的通货作为小额辅币在民间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为广泛，但厘钞因为流通过于频繁，最易昏烂，既不便于民，印刷和发行也不经济。大概就是出于这些原因，三年正月，元廷又决定行用铜钱，发行“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在币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以行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应当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措施。
自从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十万石剧增至一百五十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一百七八十万石。至大二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运粮数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运出二百四十六万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石；三年运出二百九十二万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陆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海漕粮主要来源于南方官田岁入。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发生的冲击。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增加江南富户高收入税；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这些做法，与至元时期尚书省的举措颇为相似，却不如那时偏激。
尚书省臣执政的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以增加国入。这一点与儒家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儒臣们主张兴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因此他们从尚书省初建，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这些理财措施的实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岁。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储君身份入主朝政，罢尚书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废止。成宗、武宗两代，元朝统治大体上是在忽必烈时期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实现的。当时和后世的儒臣文人忌恶武宗信任的敛财之臣，断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间“稍有变更”。实际上，武宗的尚书省几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间尚书省的各种措施，执行时还温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实还是力图在不改动前代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去缓和逐渐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武宗以后，元代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迹。证明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与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从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可能冲破前代体系格局中汉、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演变为一系列掩饰文治的行动。只可惜武宗的尚书省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随着武宗的驾崩而宣告结束，《元史·武宗本纪二》的记载是颇为客观的“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而泛赏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风水www.azg168.cn）
元武宗时期为什么要大肆尊崇孔子？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玺书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为什么加“大成”二字呢?因为孟子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元代儒臣阎复对此解释说：“盖言孔子集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阎复因而赞叹道：唐、宋对孔子的徽美之称，“孰若我朝取孟子之言为准，以圣誉圣之深切著名也!”
从字面上看，元朝对孔子的尊崇确实超越了唐、宋两代。而且，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不是采行汉法的元世祖，也不是汉文化修养较深、倾向进一步推行汉法的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等皇帝，而是汉文化修养最浅、最为保守的皇帝之一元武宗。似乎是，连元武宗都如此尊崇孔子，孔子在元代的地位确实是很高了!元武宗真的尊崇孔子、崇尚儒学吗?
元武宗从十几岁起就镇守漠北、与海都、都哇等叛王作战，因而他所受多少汉文化教育甚少，对中原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相当隔膜。
在武宗朝，无论是政治制度、官员任用还是文化政策都偏离汉文化的轨道，比如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多用其潜邸之旧人或怯薛人员，而颇具汉文化修养、熟悉中原传统王朝统治制度的(中央)官员则多受排挤。
政府中汉人官僚不仅少，而且职位低，一、二儒臣所起作用甚微。而且，武宗嗜酒好色，史称他“惟曲蘖是沉，姬嫔是好”，就是整天沉浸在酒糟和温柔乡之中。这样的皇帝会尊崇孔子，并发布加封孔子尊号的诏令，岂不是奇也怪哉!原来，始作俑者是武宗朝儒臣、翰林学士阎复。
阎复字子靖，山东高唐(今属山东聊城市高唐县)人，少时曾师事名儒康晔，元世祖忽必烈时用名儒王磐荐，供奉翰林院，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升翰林学士，并历官佥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廉访使等职。成宗时阎复曾上疏建言在京师建宣圣庙学，赐孔林洒扫二十八户、祀田五千亩。可知阎复是对孔子和儒学感情极深的儒臣。
大德四年(1300年)阎复拜翰林学士承旨，阶正奉大夫。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阎复仍拜翰林学士承旨，进阶荣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元代的翰林院是职掌起草诏书的机构，大德九年升为正二品。阎复是翰林院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
阎复在武宗至大三年所作的《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中说：“大德丁未秋，近臣传旨，议加至圣文宣王封号。臣复承乏翰林，获预其议。……宜加号。奏可。玺书锡命。臣复职当具草，继已颁示天下矣。”可知阎复是加封孔子尊号的倡议者之一，更是加封孔子制诏的起草者。
武宗能接受阎复的倡议，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与阎复支持武宗争夺皇位有关。
武宗的即位诏书就是阎复所撰，诏书内称武宗“世祖曾孙之嫡，裕宗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极力吹捧武宗争夺皇位的“正当性”与“合理合法性”，可见阎复与武宗的关系比较密切，能得武宗信任。更重要的是，武宗为孔子追封尊号是为了维护蒙古对中原汉地的长久统治。
由阎复撰写的《加封孔子制》称：“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馨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可知其借助加封孔子尊号以粉饰文教，淡化武宗朝倒行逆施的政治，笼络汉族官僚和士人，维护其统治。“尚资神化，祚我皇元”，才是武宗加封孔子尊号的真正目的。
武宗加封孔子尊号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借助孔子的纲常礼教，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处理他和皇太子也是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关系，让爱育黎拔力八达遵守“君臣之义”，对他效忠。因为武宗的皇帝宝座本来是他弟弟抢来的，他凭借强大的武力逼迫他弟弟拱手让出。
1307年，元成宗死后，因成宗子、皇太子德寿早夭，发生皇位继承危机。卜鲁罕皇后居中用事，把持朝政，试图拥立安西王阿难答为皇帝。被流放到河南的答己和其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秘密回大都(今北京)，依靠右丞相哈剌哈孙和汉人侍从李孟的谋略和协助，发动流血政变，一举肃清卜鲁罕皇后及其党羽，夺得皇位。
但是答己的长子海山军功卓著，有众多将领和蒙古诸王贵戚的支持，以强大兵力相威胁，在上都即皇帝位，是为元武宗。不久，立其弟爱育黎巴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但是，由于武宗与皇太子所受教育不同，政见也相左，矛盾冲突、政治斗争在所难免。武宗尊孔的目的之一正是用孔子的“君君、臣臣”纲常礼教制约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武宗听从阎复们的倡议，通过诏书的形式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对元帝国继承尊孔崇儒的传统无疑有其积极意义。那么孔子在元代的地位真的因此而提高了吗?其实不然。
武宗朝政治以封爵太滥为特点，对诸王贵族滥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屡加官爵，滥封遥授。就连拱卫直都指挥使马谋沙“角抵屡胜”，也遥授平章政事;皇太子乳母李氏还被封为寿国夫人呢。
当时的儒臣张养浩批评说：“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武宗时期王、公之类的封赠如同儿戏，如同后世大师封号之泛滥。在这样一个封赠泛滥的时代，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号值几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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