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
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20岁以后，亲政时期，他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虽然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亲自主持万历三大征，就是明证。而明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朱翊钧吗？
朱翊钧简介——中国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朱翊钧人物简介
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0岁以前，是裕王世子与隆庆朝皇太子时期。从10岁开始登基到58岁驾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小皇帝时期，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亲政时期，他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虽然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亲自主持万历三大征，就是明证。
早期经历
太子时期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二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嘉靖皇帝很迷信，道士说二龙不相见，所以他不去和另一个儿子见面，连过年过节都不准裕王去看他，更不用说平常问安了，这种不正常的父子关系给裕王的精神上带来很大不安，但是，朱载垕知道，中国传统的父死子继的法规是不能变的，也正是这一点支持着他，给他希望和安慰，让他安静地等待时机，因为嘉靖皇帝此时只有他这一个继承人了。如其所愿，1566年，嘉靖皇帝病逝，临终遗言的第一条就是让裕王朱载垕继位。同年，朱载垕即皇帝位，是为穆宗。朱翊钧令他的父皇喜欢。隆庆二年（1568年）朱翊钧被立为太子，那时他刚刚6岁。有一天，父亲在宫中驰马，跑得很快，朱翊钧对父亲说：“陛下是天下之主，小心点，别摔着。”穆宗皇帝听了，高兴地跳下马来，把他抱在怀里，并给予赏赐。陈皇后有病另居别宫，朱翊钧每天都随母亲李贵妃去探望，陈皇后听到他的脚步就非常喜欢他，总是勉强爬起来出门迎接。皇后拿来经书考问他，朱翊钧总是对答如流，李氏也很高兴。由于他的关系，两宫相处十分融洽和睦。
朱翊钧所受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这也正是他继位之初能勤政原因。朱翊钧被立为太子后，穆宗皇帝便任命张居正为太子太傅。每当太子读书，阁臣和太子太师都尽心辅导。朱翊钧的母亲李氏，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儿子的学习和生活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不好好读书就要长时间罚跪。即使朱翊钧做了皇帝以后，她也不放松。正是由于太子太师等臣的尽心辅导，李氏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努力，朱翊钧的学业进步很快，学习了不少治国治民的本领。然而正当朱翊钧一心一意用功学习的时候，他的父亲穆宗皇帝却因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开始不思图治，追求享乐生活了。他把国家大事全部推给张居正，自己却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深居后宫，任情纵欲，寻欢作乐。由于纵欲过度，身体越来越不好，即使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仍然纵情色欲，不听臣下劝谏。
登上皇位
隆庆六年，隆庆皇帝龙驭上宾。9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3]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也就是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但是在万历登基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尊装满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銮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市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幼帝生活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穆宗病危的消息。三天之后，即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皇贵妃，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接着，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司礼监的地位也很重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冯保其实也在顾命之列。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长号而出。第二天，隆庆皇帝即崩于干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是为明神宗。
按照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自然还得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几次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穆宗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 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是，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了。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冯保就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把自视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神宗需要侍奉两位母亲。一位是嫡母仁圣皇太后，即原来穆宗的皇后陈氏；一位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不能生育，却很疼爱小皇帝。据说，小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去皇后那里玩。陈氏每次听见太子跑的鞋声，就非常高兴。所以，神宗虽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即改变过去皇帝生母只称“徽号加太后”的惯例，为李氏加“皇”字，称“慈圣皇太后”，但是，对于嫡母仁圣皇太后始终非常尊敬，一视同仁，备极孝心。当时人称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比起他的祖父世宗以宫廷逼仄的理由勒令孝宗张皇后迁居于宫城幽僻之地来，神宗显然是有情有义得多。不过，小皇帝的监护人主要还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生性淳朴善良。例如，她虽然母以子贵，但是对于仁圣皇太后却非常恭敬。万历九年（1581年）她为女儿寿阳公主选驸马的时候，面对侯拱宸等三位候选人，唯独选择了衣冠朴素、战战兢兢的侯拱宸，还说：“此子浑朴不雕，真我家儿也。”对于儿子，慈圣太后也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据说，太后“教帝颇严”。每次万历小皇帝不读书，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时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觉的地方，叫他起来，命太监们把小皇帝扶起来，为他洗脸，催他上驾。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多了一点酒，命内侍唱歌。内侍回答说不会唱。小皇帝大怒，说内侍竟敢抗旨，拿起剑就刺 ，在左右的劝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算是将他们“斩首”了。这件事传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生气，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历数他的过错。小皇帝吓得涕泗横流，请求让他改正错误。这事才算了结。还有一次，皇帝在太监孙海、客用的引导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诱将冯保的两名养子打伤，又骑马直奔冯保的住所。冯保被吓得只能抱起巨石撑住大门。第二天，冯保将此事禀告太后。慈圣皇太后立即换上青布衣服，不带首饰，命召阁、部大臣，要谒告太庙，将万历小皇帝废了。小皇帝吓坏了，赶紧前去请罪。太后说：“天下大器难道就是您可以继承的么？”意思是要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神宗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朱翊钧棺材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 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小皇帝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年）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充满人情味。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也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万历十年（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当初的万历小皇帝，已经成为大婚4年的青年，从此开始亲政。
亲政时期
明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因为张居正在朝堂上为所欲为，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且生活糜烂。一方面住着豪宅，又占据着严嵩留下来的香庐（别墅），一方面享用着戚继光奉送的波斯美女姐妹。手下人也有经济问题 。对君主太严厉，太苛刻，不允许多花钱。当时，朝堂大臣是敢怒而不敢言！万历九年（1581年）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蕣）、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蕣即其一。丘蕣，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隆庆年间罢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蕣。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蕣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蕣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专制。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每天治理朝政十余个小时。他废黜考成法等张居正改革中弊政，安抚流民，减少徭税，大大减缓社会矛盾。万历十三年时，北京干旱，神宗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
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其实，要让申时行为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才是神宗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实际上万历一朝的大事，如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抗日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醉梦之期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而学明武宗暗操国家政权，实际上，万历皇帝一生没有把权力让给他人！但是，某些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比如万历皇帝爱好抽鸦片烟和过度饮酒和沉迷于后宫过度的结果。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 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 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世宗，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到各地四处搜括民财。
皇帝去世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御史袁可立趁雷震景德门之际上了一道奏疏，直接指责神宗：“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冤 ，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随后被震怒的神宗罢官为民。时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明史》对于明神宗的评论是：“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明亡的三大因素是：一、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才停止；二、阉人专政，明朝先后出过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著名的专权太监。皇帝对他们的偏听偏信对朝廷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三、内忧外患，明王朝后期满洲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对大明王朝的倒塌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仅仅将其归结于万历一人是不公平的。（风水www.azg168.cn）
朱翊钧是千古一帝，还是“古往今来第一暴君”
大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19），一个被清史极度污蔑的皇帝，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中国因为他的存在而精彩！或许少一个朝代，中国早就进入君主立宪制，或许多一个万历皇帝，中国的近代史不会如此凄惨。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为明朝修史时的康熙皇帝，两个人的经历极为相似。在位时间长，最初都是有极强势的辅政大臣，有着堪称盛世的年代，有着辉煌的胜利，同样的后期倦政，也有着同样的失败。万历皇帝最大的失败是不断被满清宣传的萨尔浒之役，损失四万;康熙最大的失败是康熙五十六年六万军队全军覆没于准葛尔;而对应万历帝的矿税，康熙年间的国库有着骇人听闻的四千三百万亏空。两个轨道非常相似的皇帝一个被大肆宣传其缺点错误，甚至推论明亡于万历，真是天下奇闻。 要是明朝后面的几个皇帝能象万历皇帝对待熊廷弼那样对待大臣，明朝的历史将会长很多。而康熙则被宣传成千古一帝，前后近三十年的战争和混乱民不聊生(到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的签定)，后面十几年的九子夺嫡，鸡飞狗跳都被轻轻抹过。不过想想也释然。谁让他有个好孙子，借着修四库全书把史书毁得毁，改得改，文字狱那才叫恐怖，比起他儿子盛世要用禁武令来维持有效多了。
虽然说好皇帝未必就是好人，但让我们首先看看两个人的私德。毫无疑问万历皇帝用情更专，至少比起从洗衣奴到蒙古公主都兼容并蓄的几乎如种马一般的康熙好得太多了。到万历四十多年双方白头万历和郑贵妃的感情始终不变，虽然不如明孝宗，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道德楷模。关于万历酒色财气的诽谤。”色” 讲过了，”财”放到后面再讲。我们来看看酒，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考证，万历每餐必酒每酒必醉，整个一个大酒鬼，但是翻遍史书只有大明万历八年有一次记录，确实是喝多了。只要稍微了解明朝言官的威力，就知道明朝的起居注绝不可能隐瞒万历帝醉酒误事的事件，可是翻遍史料就是没有。而且更耸人听闻的是甚至还有人推论万历后期倦政是因为吸毒，前些日子到定陵，还听到一个导游喋喋不休，万历皇帝好酒而且后来对其骨骸监测，身前还吸过毒，这个简直就是胡扯，每餐必醉加吸毒能执掌中国四十多年?只怕不用几天就玩完了。而康熙虽然没有好酒的谣言，但是对打猎的爱好简直让人吃惊。如果说在承德是为了方便和蒙古各部联系的话，那么密度如此之大的出行这样的理由令人难以信服，一共四十八次的木兰围场，当然还有种说法康熙为了保证八旗军的战斗力，但是前二十年战事不断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演习吗?后几十年需要每年重复同样的军演吗?只能让人认为康熙因为个人爱好而荒废国事。更糟糕的是康熙曾经自己宣称一日射兔三百一十八只，我说他那天绝对没有时间处理国事，这个推论应该没问题吧。四十八次出巡，这种围猎的时间和金钱的消耗，和一餐酒比起来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就算万历皇帝真天天喝酒也拍马难及，要怪就怪万历偶然一酒没有和拉动内需联系起来。最后再来说”气”的问题，所谓气无外乎万历皇帝曾经杖责过太监，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清朝还要普遍和无情的多，甚至在乾隆以后入宫的太监只能姓秦，赵等几个姓。这一切是因为”英明”的满清皇帝认为明朝太监之祸尤烈，所以清朝对太监的责罚之恐怖让人震惊。不过如果麻子皇帝再活五百年，看到清朝女人之祸尤烈，会不会穿越回那个年代宣称不近女色?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人的执政历程，两个人的执政的开始非常相似。两个人登基之初都生活在辅政大臣的巨大阴影中。而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信任或者除掉这个人。如果说要除掉的话万历皇帝应该有比康熙更方便的条件。首先万历朝的权力是三位一体，相权，后权和内廷权力的一体。而后两种权力是完全依靠万历皇帝的存在，他们只关心和相权的合作与否，至于相权操与谁并不是原则性问题。其次对于首辅张居正来说，有着足以牵制他的对手高拱，哪怕此人早就不在任上;无论是在操作难度上还是成败的风险上，万历皇帝明显要较康熙容易许多。但是万历虽然和康熙一样对辅政大臣心怀不满，却没有选择除去张居正而选择了信任和重持，至少在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两个人完美的关系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君臣关系之一。由此在这一君一臣的驾驭下大明王朝再次驶向了兴盛。而康熙有能臣而不能用。他的政治智慧确实不如万历，在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康熙行险一博，成功得非常侥幸。更糟糕的是清朝失去了满族第一勇将，各方势力从此蠢蠢欲动。而小皇帝本身显然没有足够的震慑力，一场旷日持久的兵祸将再次降临。双方不同的政治智慧，不同的选择，一个迎来了继仁宣之治后的又一盛世，一个将再次让神州沉浸在血与火中。
大明万历初年，中国开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在江陵柄政期间，大明帝国效率空前提高，考政法成为一项光照千秋的法令。同时裁撤多个官僚机构，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资料表明到底削减了多少官位，那是根据资料估算大概减少了两万以上官位，与此同时清查土地由5。1亿幕变成7。85亿亩，国家税源广开。跟着是青史留名的一条鞭法，其核心是度地而税，穷人的负担不在沉重，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盛世已经出现。一次伟大的税费改革！与之相对应的戚家军，李家将威镇四方。尤其是李家将的奔袭，即使是今日读史，也让人觉得梦回汉唐，实在太象霍去病和李靖了。 对蒙古鞑靼两大势力的分化， “树德于西，耀威于东”，从大明万历元年起修筑敌台1200座，恩泽数代百姓。甚至在三百多年后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长城抗战也离不开这些敌台。而更重要的是之所以他比所谓的"康干盛世"更出色，是因为在那个朝代始终具有极大的言论自由，比起动不动就大兴文字狱的盛世，比起不断的有人因为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词一个签名而被杀头灭族甚至鞭尸的所谓盛世强得太多了。而清朝康熙初年，黑云压城，如果朱三太子的恶梦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主少国疑而引起的三藩之乱只能说是咎由自取了。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从东到西覆盖了中国的十几个省，国家财力空虚，老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中人命如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历皇帝虽然失去了张居正，但是他的胆气和魄力并没有减弱。这个年轻有为的君主不仅仅保留了一条鞭法，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有三次有名的征战，这三战不仅仅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更有力的打击了倭寇，此后三百年倭寇不敢在西窥中原。史称万历三大征。大明万历二十年哱拜之乱，史称宁夏之乱，整个宁夏地区陷入糜烂。面对这场哱拜和套部蒙古挑起的叛乱，万历皇帝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运筹帷幄，逐套部蒙古与贺兰山，真正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跟着挥师宁夏城，平定这场叛乱。接着是播州之役，盘剧在四川，湖北险要地区的杨氏家族自唐起就世代统治这片土地，到明朝时封为播州宣慰司使，实际上还是一个独立王国。万历二十八年明军大举征讨，三月突破娄山关天险，六月平定叛乱。和中央政权几乎隔离千年的地方终于再回到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下。这两场战役时间都不算长，但应该看到这些地区道路难行，后勤保障极为不易。比起乾隆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死了无数人才打下总人口不过几万人的大小金川。万历皇帝的才能不知高过这个所谓的“十全老人”多少。而康熙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也发动了一次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打击蒙古葛尔丹。在这场惨胜的战役中，康熙表现出了一个军事家的能力，先引诱对方然后自己御驾亲征希望一举击溃对手。但是在这场战争的进行过程中，康熙再次出现不该有的失误，导致粮草不济，饿死上千士兵。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我都很奇怪，按说满族本来就是从塞外进关，运粮的路线关内可以漕运，关外在草原上，远比明军在播州之役中在没有路的崇山峻岭中运输要方便很多。但是万历做的就是比康熙好。
接着再让我们比较一下双方的巅峰之作。抗倭援朝VS收复台湾。大明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基本控制日本，在这个堪称日本史上最强的年代里他发动了侵朝战争，朝鲜希望万历救援。几乎是前两征的翻版，明军小规模的救援宣告失败。万历皇帝调集四万大军救援朝鲜，一战收复平壤，接着在碧蹄馆面对绝对优势的日军明军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战斗力，在这场遭遇战中，人数少得多的明军和对方战成平手。但是日军震惊于明军的战斗力在十二万日军VS四万明军的情况下开始消极避战，明军组织敢死队乘机焚毁了日军城外的米仓，日军退缩至釜山。这一仗以万历帝册封丰臣这个“蛮夷”而告终。大明万历二十五年，日军重新发动攻势，万历皇帝调动四路大军反击日军。丰臣秀吉因为朝鲜战局不利而重病，日军在各方都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开始退却。在日军撤退的过程中，中日双方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战，明军邓子龙部三艘大海船封锁了露梁海峡，牢牢堵住日本人大小五百艘战舰，接着明军主力和受明军指挥的李舜臣部从后夹击对手，该役击沉和俘获对手大小船只 450艘，彻底切断了从日本到朝鲜的补给，宣告了在朝日军的覆灭。日军从此大概300年不敢西窥中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万历皇帝在江浙沿海集结了庞大的船队，一旦朝鲜战事不利，这支部队将直接进攻日本本土，可惜丰臣秀吉死得太是时候了，否则今日之中国极有可能再多出一个省来。而根据某”千古一帝”命令编篡的史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称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把万历皇帝三大征做为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对这个一脸麻子的”千古一帝”来说，历史无情的奚落了他。 在他的后世，中日双方再次爆发战争，中方斥巨资组建的北洋军队全军覆没，赔款2亿白银。割辽东，台湾，彭湖列岛，后来经过列强交涉，收回辽东再付3000 万赎辽费。而万历抗倭之役不过七百万军费，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高瞻远瞩恩泽后世的投入，胜利的光荣理应属于万历大帝，属于宋应昌，属于李如松，属于陈璘，属于麻贵，属于殉国的邓子龙，属于王京城外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明军敢死队，属于每一个参战的明军将士，属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人。历史终将还以公道，英雄不容被玷污。同样是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一役。康熙的收复台湾一役因为现在台湾当局的论调而更具现实意义。应该看到在这战中康熙表现出了一定的魄力，从无到有打造了一支真正的海军，但是在面对内部分裂已经衰落的台湾郑氏的时候，这支部队如履薄冰的表现并不是那么让人信服，。一支横渡台湾海峡都战战兢兢的海军和一支扬威异域的海军部队，有可比性吗?最后再来说说尼布楚条约， 面对着后勤补给极为漫长的俄罗斯探险队，保护”龙兴”之地的清军仅仅是惨胜。在这场战役中清军的骑兵面对对方的火器的时候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但是号称学贯东西的康熙并不敏感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失去了一次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机会。而中俄双方的和约为什么叫尼布楚条约?因为中国割让了贝尔加湖以东的尼布楚广大地区，和以后的不平等条约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没有赔款。以及签和约时比较体面一些。闻一多先生在著名的《七子之歌》中就写到：“……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长歌当哭！
再来看看万历皇帝最被人诟病的萨尔浒之役。应该说从该战役的部署来看，万历皇帝并没有错。后世无知之徒认为明军首先不该兵分四路被对手分别击破，但实际上万历三大征的几次重要部署也是多路进攻。以火器和步兵为主的明军如果一路出击在草原上寻找以骑兵为主的敌人决战，这样的部署可以说未战先败。因为你的机动力远远跟不上对方。而多路出击可以有效的限制对方的机动力。而万历帝启用的将领也是为情理之中，总督杨镐，该人参加过抗倭之战役，表现一般，在蔚山打了一次夹生仗，后因谎报军情被撤，朝鲜战争结束后官复原职，后任辽东巡抚期间对土蛮战功卓著，一个大将有成败两方面的教训，熟知地理，资历深 (当年那批援朝的将领中只有他和退休的刘綎。而万历皇帝慎重起见还重新招入了刘綎。，应该说从前期的用人到策略布置万历皇帝并没有错，毕竟他是人不是神不能预知未来。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万历时代的言论自由在该役中起了很坏的作用。言官要求杨镐迅速进军，而明军此时没没有准备好，万历”倦政”了一段时间，实在躲不过去，只好命令进军。结果明军被分路击败。应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万历前期的布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有过类似的失败。甚至大明永乐年间邱福部十万人全军覆没也没影响永乐大帝给蒙古人搬家。而康熙五十六年六万大军被蒙古准噶尔部全歼，整个大西北靡烂，凭什么康熙是明君而万历是昏君?不知道当时的清人是不是因为摄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说真话。
萨尔浒之役影响了明朝和后金的力量对比了吗?根本没有。明朝当时人口在 1亿左右，兵员含预备役大概270万，应该说这样的失败完全承受的起。而万历帝在失败之后果断任用熊廷弼，把损失减低到最小。 熊廷弼出关之后重新振作士气，修辽阳，沈阳，以此构筑坚固防线，后金打了几次都灰头土脸的回去了。在此基础上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依托坚城大打骚扰战，后金所谓自萨尔浒之役后的优势荡然无存。明军改变了以往的策略，虽然从局部看起来，后金有了攻势，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战略的主动权始终在明朝手中。所谓萨尔浒之役后双方攻守易型纯属胡扯，终明一世，后金不过边患而已。而熊廷弼在朝中并不得人缘，在主持辽东防务期间，万历皇帝再次”选择性倦政”，熊廷弼的做法都支持，而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却都留中不发。这在万历皇帝死后，成为万历倦政的一大”罪证”，而熊被撤职后，后金才开始猖獗。这关萨尔浒什么关系?又关万历皇帝什么关系?如果说万历年间的文进士熊廷弼的撤职是明朝衰落的开始，那么万历年间的另一个文进士袁崇涣的被杀，直接导致多路勤王部队的溃散转成”流寇”，从那以后流寇成为一支军事素养出色的部队开始席卷大明全国。而明朝终于亡于这些”流寇”。每次读史我都非常感慨，在万历这朝，前朝老臣以张居正和戚继光为代表达到了个人的人生巅峰，永载史册。以李家将为代表的中生代也表现的非常出色，更难得的是万历年间出现了三个文进士，这三个人竟然都表现出了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军事才华，他们的名字是熊廷弼，孙承宗，袁崇涣，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能在文进士里出现三个军事天才，万历皇帝确实称得上用人唯贤，也对得起他之后的皇帝了。可惜了，这三个人虽然在万历皇帝之后失去皇帝庇护的情况下鞠躬尽瘁，但是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看着后面那个所谓的勤政皇帝，在比较一下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万历帝，不由得让人感慨:但使万历大帝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最后再来说说万历的矿税。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不管内币还是国库，归根结底都是从民众手上收来的。充实内库和巧立名目甚至在所谓的"康干盛世"出现的”婊子税”，多征税到国库对于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区别。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区别就大了。万历皇帝和满清皇帝不同，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万历皇帝并不是想花就能花。他既不能随心所欲下江南也不能动不动就修园子，而万历朝的大臣和清朝的大臣比较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真正是大臣而不是奴才，万历皇帝一次要求国库提供十万两银子修宫殿，这要搁到"康干盛世"，和砷们只嫌宫殿修得不够大。但是万历的大臣们不一样，万历得到的回答是下不奉诏，意思是这次给你皇帝面子， 没有下次了！而万历就再也不向国库伸手了。可以讲这才是真正的君臣呀！其次万历在皇帝中并不挥霍，既不要为了讨好女人，在宫中修建专门宫殿以解自己的妃子思乡之苦，又不用声势浩大，劳民伤财的去围猎，下江南。给臣子的赏赐也都是象征性的。至于喝酒的问题，就算万历皇帝天天用茅台洗澡也喝不穷国家。可以讲万历皇帝的大部分费用最后还是充做了军费。我们比较一下，末代皇帝在他的自述中承认在退位后他们六口之家一个月消耗肉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鸡鸭四千九百八十六只。这样的情况要是出现在万历朝，万历皇帝只怕早被言官活活骂死。而且万历派往各地的太监并不如那么牛B，经常被打死。万历对这种情况就是四个字概不追究。。关于矿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万历皇帝有一次病重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就招了首辅诏告天下取消矿税，结果第二天万历皇帝身体好转，急急忙忙派人把旨意追回来。在追的过程中，万历皇帝表现的非常着急，因为没有这块税收他自己甚至过得不如普通的大户人家。所以即使万历皇帝知道这块税收并不好，也只有硬着头皮坚持。而这些钱对于没有多少挥霍渠道的万历皇帝来说，最后还是充做军费，也算是取之与民用之与民。当然矿税的收取从道理上来说是不对的，这一点不该否认。但是更该谴责的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私库的皇帝，是国库帐面五千万实际只有七百万的皇帝。
综观万历皇帝一生，虽然稍有缺陷，但瑕不掩玉。他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称道。而万历皇帝之所以没有能称为明君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太民主，太善良了。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言论非常自由，基本不受约束的言官们开始疯狂造谣，能惹怒皇帝训一顿，在同事中倍有面子，惹怒皇帝打一顿，那么就青史留名。所以言官们乐此不疲，收益大，风险小，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要搁到"康干盛世"杀了你算是轻的，最惨的是在你家门口挂个名教罪人的牌子，地方官初一十五去巡视。你一家老小几百年就算完了。所以说除了唯心的天子圣哲之外，谁敢说个不好?而万历朝言官们把万历皇帝比做纣王，幽王，东昏候，把万历骂做古往今来第一暴君，值得称道的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因此而杀谁。有些骂奏送到他手里，他看了一下，说声是个圈套(言官希望激怒他)，也就到此为止。就算是换了普通人整天被人骂，估计也受不了。可是万历皇帝居然能全部折节容下，光这份气度就实在很少有人能做到。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圣明君主。他是一代明君是真正的大帝，是属于中国人的骄傲。在他的时代里对官吏的考核和对税收制度(一条鞭法)的安排，达到了整个中国封建史的顶峰。他有力的打击了国家分裂势力和国外的侵略势力。他以一个煌煌盛世为开端，以留下三大超越时代的军事天才而结束。在他那个时代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稳如泰山，言论极度自由，那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朱翊钧是怎样让明朝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万历皇帝会来事
童年时候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个极其早慧的孩子。他被立为太子，是在隆庆二年（1568年），那年一日，父亲朱载垕在皇宫里骑马，被六岁的他看到了，立刻大喊说：父皇是天下之主，慢着点，别摔着。
就这一句话，朱载垕当场心花怒放，下马跑过来，把他搂在怀里拼命的亲，几天之后，他就被正式册立为太子。他的母亲李氏，并非朱载垕的正房，他做太子后，后宫之主是没有子嗣的陈皇后。每次他探望陈皇后时，说话都极为乖巧，深得陈皇后欢心。后来每当他来，陈皇后就是生病，也经常拖着病体来见他。
我想死师父您了
朱翊钧和他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也曾有一段师徒情深时期，朱翊钧在位的前九年，几乎每年都对张居正的父母厚加赏赐，在跟随张居正读书时，对张居正也同样毕恭毕敬，礼遇有加。有一件小事也说明了他与张居正当时的亲密感情，一次张居正犯了腹痛病，朱翊钧闻讯后，亲自下厨做了一碗辣面，并且特意嘱咐送面的大学士吕调阳，一定要亲眼看着张居正吃下去。张居正病体痊愈，重新回来上班时，喜得朱翊钧直接从龙椅上蹦起来，连拉着张居正的手说：可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这厮不忠要杖责
在明朝的官方语言中，“这厮”一词，是一句绝对的粗话，而且往往用在气急败坏的时候。万历皇帝朱翊钧这辈子，冲三个人骂过“这厮”。而被骂的三个人，下场也不同。
第一个是万历五年(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父亲病逝，他拒绝回家守孝，坚持继续为官，按照封建法统，这属于大逆不道的禽兽行为。办事进士（实习生）邹元标上书弹劾张居正，奏折中有讽刺朱翊钧本人的内容，结果朱翊钧大怒，大骂邹元标“这厮好生不忠，着即杖责。”第二次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吏科给事中雒于仁上《酒色财气疏》，奏章里讽刺朱翊钧好酒，贪恋美色，不理国事。朱翊钧读完后，冲着首辅申时行大骂说：这厮简直胡说。第三次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抗倭援朝战争中段，日本假装和明王朝议和，以争取备战时间，而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果然上当，对日本人的和平诚意信以为真，还说服朱翊钧下诏书册封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事情败露后，深感丢脸的万历大怒，下诏书斥责说“兵部尚书石星这厮，好生欺诞不忠！”
被骂的三个人，下场也不同，被人忽悠了的石星，最后死在牢狱中。骂朱翊钧吃喝嫖赌的雒于仁，朱翊钧虽怒火冲冲，却也碍于他的直名，没怎么难为他，只把他撤职了事。而嘲讽朱翊钧的邹元标，当时被朱翊钧打断了一条腿，后发配到贵州劳改，但多年颠沛流离中，他却自成一家，与几位亲密战友，最终创立了影响晚明政局的组织——东林党。
手心手背都是肉
朱翊钧在位时期另一个大事，就是“争国本”，即万历宠幸郑贵妃，欲立郑贵妃所生之子朱常洵为太子，拒绝立长子朱常洛，因此引发了他与朝臣之间数十年的对立。
一直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朱翊钧才最终服软，立大儿子为太子。但对这位大儿子，他长期以来却极不待见。太子朱常洛从小到大，连出阁读书这样的大事，朱翊钧都极不关心。派去给朱常洛讲课的大臣，朱翊钧连膳食都不给安排，相关开支，都要朱常洛自己掏腰包。按照明朝人笔记《野草记》里的记录，后来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登基为帝，一次曾经流泪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父亲朱常洛一次带着他去觐见祖父朱翊钧，在门口等了整整一天，都楞没见到人，原来祖父正陪着郑贵妃以及宝贝儿子朱常洵在里面玩耍。手心手背俩儿子，待遇却千差万别。
你要给我做个证
朱翊钧执政时期，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的懒惰怠政，不但后世史家多有批评，当时的官员也常有弹劾，而事实是，朱翊钧本人也十分在意这个评价。
就在他过世的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开初的时候，他特意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先讨论了一下国家大事，然后就絮絮叨叨的诉苦，说自从萨尔浒兵败以来，他日夜忧心，以至于积劳成疾。经常拉肚子，脚部也浮肿，坐着都困难。怕方从哲不信，他还橹起袖子给方从哲看，说不信你看看我胳膊，都瘦成啥样了。方从哲一边听，却也不敢说话，最后朱翊钧还当着方从哲的面，特意嘱咐身边的司礼监太监：我每天都是怎么勤奋工作的，你要详细说给方大人听。
朕是神童小皇帝
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后的教育工作，由权臣张居正直接负责，张居正开给万历皇帝的教学日程，堪称最牛课程表：每次日讲，要先读《大学》十遍，再读《尚书》，然后讲官们陆续进讲。听完课之后，还要看奏折，并提出处理批改意见。
歇口气之后，接着是“午讲”，也就是历史课，学习历代王朝兴衰的典故。而且只听还不行，皇上还要随机提问题，由讲官来负责解答。对这填鸭式教育，小万历表示十分适应，每次听课都表现优良，提的问题都特别精到。就连阅读奏折的时候，也常能透过细节发现问题。一次万历帝看奏折，发现直隶上年处决犯人的奏疏日期不对，一年前的案子一年后才报给自己，立刻下令严查。一查才知道，原来是刑部办事官员刘体道回家休假，因而耽误了。于是倒霉的刘大人，就这样被贬官了。
师父严厉憋了屈
为了敦促小朱翊钧好好学习，张居正老师脑洞大开，甚至还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命小朱翊钧学习太祖朱元璋的《皇陵碑》，即朱元璋回忆自己早年贫苦艰辛往事的碑文，果然把小朱翊钧感动的稀里哗啦，不但向张居正表示自己阅后很悲痛，更在宫里下旨，命令太监宫女都要好好学习。
自那以后，小朱翊钧便有意的向群臣表现自家的学习精神，每次上完课后，都让太监拿著书给讲官们展示，说皇上每天读书十分用功，这些书都读很多遍。还秀学习成果，最爱秀的就是自家书法，经常亲自赐墨宝给大臣们，尤其是给张居正。
张居正一开始很高兴，谁知赐了没几次，便十分生气，一次小朱翊钧刚给张居正写了一幅字，立刻被张居正劈头盖脸上奏训一顿，说皇上您应该成为一个圣君，而不是书法家，会写字就行了，别整天练个没完。这事之后，小朱翊钧十分憋屈，一直到张居正过世后，才重新开始研究书法。
铁血帝王会打仗
朱翊钧在位时期，明王朝的内外战争极多，比较有名的就是“三大征”，其实萨尔浒之战前，明王朝还有两次颇具影响的战争，一次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开始的平缅战争，一次是万历十八年（1590年）开始的河洮之战。
而这两次战争，从决策到战争进程，朱翊钧本人的态度，和群臣都是相悖的。一次是大家不让打，朱翊钧偏打了，一次是大家都要打，朱翊钧偏不打。先是平缅战争，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长期向北蚕食中国云南领土的缅甸，悍然发动了对明朝云南地区的全面入侵，战报传来后，申时行等内阁重臣，皆反对与缅甸开战，原因是云南地处偏僻，且中缅交界地区，明王朝甚少有直属军队，多为土司统治，可谓鞭长莫及。
明朝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甚至拿出朱元璋不征越南的例子，来反对开战决议，对此朱翊钧回复了一句话：缅甸不是安南（越南），我也不是太祖朱元璋。开战之后，明朝政府军与当地土司密切配合，取得斩杀缅甸军数万的“攀枝花大捷”，一举收复自明朝嘉靖年间以来，缅甸侵吞中国的所有领土（后来又被清王朝给搞丢了）。而另一次“河洮之变”，起因则因鞑靼可汗扯立克悍然进犯青海地区，杀明朝总兵李连芳，消息传来，群臣一片喊打声。但朱翊钧却力排众议，虽然任命宣大总督郑洛主持战事，但密令郑洛不要冒然开战，而是采取分化瓦解策略，拉一支打一支，最终平息动乱。被认定昏庸的万历，在国家大事上，却有他刚猛果敢的一面。
莫欺万历不上朝
亲政后的朱翊钧，最出名的事，是几十年不上朝。但即使不上朝，国家大事他也不糊涂，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群臣曾建议从朝廷大臣里选派封疆大吏，接着被他一顿批，说没上过战场的京官怎么能戍边？甚至还曾下令，只要是人才，可以破格越级提拔。
后来在青海立下边功的郑洛，便来自他的慧眼识英。而且一旦决定用谁，朱翊钧的态度便十分坚定，哪怕周围各种构陷弹劾，也从不为之所动。他任命李如松提督辽东，任命徐贞明开垦京郊农田，都招来反对声一片，弹劾奏章满天飞。朱翊钧却从不动摇，相关弹劾一律压住：天塌下来朕顶着，你就给我放心做事。事实证明，他都对了。
甚至连民生细节问题，朱翊钧也很明白，内阁大臣们曾奏请在京城开发水田，各位臣子们妙笔生花，把开发水田的美好前景说的天花乱坠，朱翊钧耐着性子听半天，最后吐槽一句：南方气候温和，北方气候干燥，要是碰上干旱，水田怎么办？就这一句话，令各位“能臣”顿时哑火，一场开发闹剧也就及时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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