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争霸主要条件是什么

　　晋文公称霸的主要条件，其实也是主要无非是三个条件，一个外交，一个是政治，另一个就是经济，而这些也是让晋文公最后称霸的最关键的条件，那么晋文公争霸主要条件是什么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晋文公争霸主要条件是什么

　　晋文公称霸的条件主要是什么

　　经济、政治、外交

　　1、政治上，整顿吏治，弃怨任贤。“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是晋文公的用人宗旨，所任用的或是“诸姬之良”，或是“异姓之能”。其舅父

　　狐毛、狐偃因从文公流亡有功，被庐之搜兄弟二人共掌上军，分别为上军将、佐，位列六卿第三、第四。尤其是狐偃，足智多谋，有纳襄王示义、伐原示信(信，国

　　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搜于被庐示礼的三德，在文公的霸业中起过重要作用。《吕氏春秋·当染》曰:“文公染于舅犯，故

　　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还有栾枝，文公返晋时为内应，是文公的开国功臣之一，被庐之搜被任为下军将，城濮之战诱敌又建新功。郤縠被任命为晋国的第一任执

　　政卿，是因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赵衰为原大夫，历任新上军将、上军佐。魏犨列为大夫。还有先轸、胥臣等，他们之所以得到晋文公的重用，是因为他们有

　　功、有德或有才。

　　晋文公还能弃怨安众，曾两次奉命追杀过他的寺人披，得知吕甥、郤芮预谋焚烧公宫的消息，便去求见文公，文公说:“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

　　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犹在。”文公抛弃旧怨，宽怀大度地接见了他，文公也方能幸免于难，寺

　　人披后来作了原邑之守。还有竖头须也一样能受到宽恕。晋文公颇有一点像齐桓公释射钩之恨而以管仲为相的政治家风度。

　　晋文公整顿吏治，赏罚分明。晋文公五年(前632)，晋救宋伐曹，占领了曹都之后，晋文公为报答当年流亡时曹大夫僖负羁“馈盘飧置璧”之恩，下令不

　　准侵扰僖负羁的宅第，有从亡之功的魏犨、颠颉不服其令，故意放火烧了僖负羁的宅第。文公拒绝说情，断然处斩了颠颉，罢免了魏犨(距跃三百，曲踊三百，距

　　跃，直跳，向上跳，今之跳高;曲踊，横跳，向前跳，今之跳远)的戎右之职。

　　他还能知错必改，如介子推割股荐食隐居绵山。(绵山地望有三说:一说在翼城西;一说在万荣南的孤山;一说在介休)《史记·晋世家》:“介子推从者怜

　　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氏春秋·介立》《说苑·复恩》

　　《新序·节士》《韩诗外传》都有记载。

　　经过整顿，晋国吏治清明，君臣团结，人尽其用。

　　2、经济上，奖励垦殖，发展生产。《史记·晋世家》记载:“文公修政，施惠百姓。”施惠的内容《国语·晋语四》记载:“弃债薄敛(免债轻赋)，施舍

　　分寡(施德舍禁，分少财也)，救乏振滞(救济贫弱，振淹滞之士)，匡困资无(正穷困之人，资无财者)，轻关易道(轻其税，除盗贼)，通商宽农(利商旅，宽

　　其政，不夺其时)，懋穑劝分(勉励农事，劝有分无)，省用足财(几乎没有大修宫殿)，利器明德(利器用，明德政)，以厚民性(生)。”晋文公对百姓实行了

　　一套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轻赋薄税，减免债务，救济贫困，调动民众的生产积极性;鼓励通商，多种经营，繁荣社会经济;同时提倡勤俭节约，积累财富，提高民

　　众的生活水平。

　　3、军事上，改革兵制，扩展编制。在继续实行军政合一制度的前提下，晋文公改变了国君自为全军统帅的旧体制，改由中军帅来担任，并将军事编制，由二

　　军扩充到三军、五军。曲沃代翼后，周厘王命晋武公以一军列为诸侯。晋献公十六年扩建为二军。晋文公四年(前633)始“作三军”，在被庐之搜把军队扩充为

　　中、上、下三军。中、上、下递相统属，每军皆设将、佐各一名，将为其军之帅，佐为将的副手。三军六名将佐，一律称卿。中军将又称为中军帅、正卿，为众卿之

　　首、三军统帅。在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之下，正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出将入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政长官。三军的军事编制说明晋国已成为一个军事大

　　国。晋国最初的六卿:中军将郤縠、佐郤臻;上军将狐毛、佐狐偃;下军将栾枝、佐先轸。晋文公八年(前629)，搜于清原(今山西稷山)，又建上、下新军，

　　晋国成了五军编制。

　　晋文公的这些改革顺应了晋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缓和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消除了一些社会弊端，使晋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富兵强。这为晋文公争霸诸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晋文公称霸

　　晋文公重耳是一位霸主。争夺和保护霸主地位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它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它不但使晋国强大起来，而且还使中原一带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城濮之战”把北上争霸的楚国打败后，晋文公为周襄王在践上(今河南省荥泽县西北)建起一座行宫，举行向周襄王献俘的盛大仪式。周襄王命大臣王子虎等册命晋文公为齐桓公以后的又一位侯伯，从此晋文公便成为春秋时代的又一位霸主。周襄王赐给文公象征霸主权威的礼器，及黄河以南大量土地。晋文公从此可以直接祭祀天神，自由征伐。他随即在践土与各国诸侯举行了盟会，史称“践土之盟”。

　　决定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的战役是什么

　　公元前632年，为争夺中原霸权，晋军谋略制胜，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开“兵者诡道也”先河的一次作战。4月，晋、楚两军为争夺中原地区霸权，在城濮交战。楚军居于优势，晋军处于劣势。晋国下军副将胥臣奉命迎战楚国联军的右军，即陈、蔡两国的军队。陈、蔡军队的战马多，来势凶猛。胥臣为了战胜敌人，造成自己强大的假象，以树上开花之计，用虎皮蒙马吓唬敌人。进攻时，晋军下军一匹匹蒙着虎皮的战马冲向敌阵，陈、蔡军队的战马和士卒以为是真老虎冲过来了，吓得纷纷后退。胥臣乘胜追击，打败了陈、蔡军队。  

　　补充：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谷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晋军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和晋军会合。晋文公检阅了部队，认为士气高昂、战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薄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车大会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即溃。楚右翼就这样迅速就歼了。

　　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尔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左翼军追击。晋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见楚军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偃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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