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
利玛窦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的著作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利玛窦吗？
利玛窦——中国天主教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
利玛窦人物生平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Marche）的马切拉塔（Macerata），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这里一直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1561 年利玛窦在马切拉塔的耶稣会寄宿学校学习。
1568年他父亲把他送到罗马圣汤多雷亚学院预科学习法律，并希望利玛窦在法律领域取得成就。
1571年利玛窦中断了学习，违背了他父亲的愿望，进入耶稣会实习。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由于成绩优良，在托斯卡纳的一个寄宿学校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利玛窦在罗马寄宿学校学习人文和科学奠定了基础。
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Christopher Klau）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范礼安神父是当时的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国派遣基督教传教士。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因此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利玛窦在被授予神职后，应召前往中国传教。
1577 年利玛窦被派往东方传教，来到了葡萄牙里斯本。从那儿的港口，利玛窦等待前往印度的船只。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学校等待出发的 六个月里 ，开始学习神学。
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从里本斯乘船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1578年9 月13 日到达印度果阿，继续学习神学，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学校教授学生人文科学。 印度果阿是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马窦（左）上海佘山天主堂画像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聂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精神上非常振奋。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传教四年。在1580年7月26日他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他的这种见解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如一，这也是他进入中国后所持的态度。罗光写的《利玛窦传》中说这是“他能赢得我国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1580 利玛窦年被授予神职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门帮助罗明坚进入中国的尝试。
1583 年 9 月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 ，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 》 。 经过了几次尝试，利玛窦和罗明坚没能建立起新的驻地。罗明坚被教皇召回罗马安排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而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继续留在肇庆。
1589 年 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儿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
1594 年利玛窦和中国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鲜边境的将军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又不得不返回了驻地。
1595 年利玛窦在南昌停留，在那儿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并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 》。在 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1598 年利玛窦和礼部尚书王忠铭一起到达北京，但由于朝鲜战争而被迫离开。在 1599 年利玛窦定居在南京，并建立了第四个传教驻地。
1600 年， 利玛窦 再次出发前往北京，但是被当权宦官 马堂在途中抓住，利玛窦被关押到天津的城堡里，直到 1601 年。 在同一年，利玛窦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紫禁城。在那儿，他将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生活到临终。从 1602 到 1605 年，利玛窦做了很多伟大功绩。 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起名为《两仪玄览图》，以及其他著作如 《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
1607 年利玛窦与朋友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在同年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两年之后，即 1610 年 5 月 11 日，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许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利玛窦的中国印记
在我们的印象中，利玛窦一直是个传教士的形象。而传教士在大众印象则几乎逃不出：古板、迂腐、无趣等几个漫画式的特征。
但是细读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真实的利玛窦虽然虔诚却不迂腐，渊博却不古板，充满毅力却并不无趣。翻开那些史料，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跳脱的人。
故乡、耶稣会、油画
这幅油画对于利玛窦来说，一定会勾起他的无限回忆，因为油画中的小城是生养了他的故乡。
然而在当时，这里是意大利北端遭战火洗劫的避难者、雇佣军的逃兵、盗贼团伙和穷人们聚集的地方。混乱不堪、凶杀不断，直到1568年，17岁的利玛窦离开这里去罗马学习法律时，这种状态依然没有多大改变。
利玛窦的父亲安排他去罗马学习的法律，却也一直担心他会加入耶稣会。
与普通宗教团体不同，耶稣会作为因反对当时的宗教改革而兴起的宗教团体，一直就以团规严苛而著称。它直属教皇领导，入会者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权威，很有点军人的意味。
最为重要的是，一旦入会，成为了耶稣会传教士后，就必须接受三绝：绝财、绝色、绝情。也就是说，利玛窦的生命只能属于上帝，亲情、爱情、还有社会财富这些世俗的一切，都将与之无涉。
父亲的担心最后还是变成了现实，利玛窦并没有完成法律学业，几经思量，最后还是中途便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
当然，除了宗教之外，加入耶稣会也并非一点好处都没有。当时正值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的最后阶段。面对新教（基督教）的崛起与挑战，教会（天主教）开始力图将年轻的耶稣会传教士培养成他们时代文化生活的前沿人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利玛窦在罗马和佛罗伦萨的耶稣会学院完成他的学习生涯。除了教宗神学、自然科学、还有后来让利玛窦敲开中国古老大门的神奇记忆术，这其中当然还有绘画。
旅程、禁区、记忆术
1577年，利玛窦被派往东方传教。虽然当时的地理大发现已经完成，路途可能并没有唐朝玄奘时代那般的艰辛困苦，但这条路也并不好走。
从葡萄牙的里本斯出发，数年时间，当利玛窦于1582年最后到达了澳门时，他已经经历过了风暴海难、船上黑人奴隶的集体死亡事件、还有身染重病等一系列艰难险阻。
但直到他困居于澳门时，他才发现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这些，而是大明王朝的海禁。
利玛窦跳脱的性格和超强的学习能力在这个时侯显现了出来。他花一年的时间学会了中文，不光是只能说，而是达到了用中文著述的水准。这期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点日语。
为了进入中国传教，他剃光自己的头发假扮成印度僧人，后来又扮成过中国道教的道士，直到他深入了解并认同了儒家学说之后，才成为那个我们所熟知的身穿儒服的儒家知识份子形象。
尽管利玛窦慢慢地融入了中国的知识份子圈，并用中文翻译和写下了不少著作，但他的传教事业却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
在南昌，因为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日食，再加上儒家学者的气质，最终让利玛窦站稳脚根并成为了当地名人，也让他很快成为了江西巡抚陆万垓的座上宾，甚至还在当时非常著名的白鹿书院讲过学。
皇宫、使命、贡献
1600年1月，利玛窦在官员朋友的推荐下，终于有机会来到了北京，进宫的理由是为当时的万历皇帝祝寿，利玛窦为此精心准备了寿礼：三幅宗教画，一大一小自鸣钟，一本金装祈祷书和一本精美的《双半球投影世界地图》、最显特别的则是一台楔槌钢琴和几只玻璃瓶。
《圣母子像》 利玛窦时期欧洲流行的图式
但令他没想到的，当万历皇帝看到这张油画时，从未见过的立体感、利玛窦本人和画作所带来的浓浓的宗教神秘感，还是让他感到了恐惧。
据史所载，万历皇帝对着画说了句“真是个活神仙”啊，便将之送给了自己的母亲李太后。一向信佛的李太后见画后，也几乎与儿子作出了相同的反应。说了句活佛之后，便将之束之珍宝阁，再也没有见过它。
《圣母子像》，相传是利玛窦赠于文人程大约，后被其收入《程氏墨苑中》
但是在民间，关于油画的所带来的种种冲击，则要欢乐得多。当利玛窦在北京建起了教堂，并在堂中悬挂起《圣母子像》时，许多参观的人都认为这是《观音送子图》。
到了后来，这种误解甚至到了让利玛窦都有些不安的程度。因为他发现大家都在传：上帝是个女人。
如果作为一个传教士来说，利玛窦无疑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第一个取了中文名，并且是第一个进过皇宫的传教士。1610年利玛利窦因病去世，按照惯例，灵柩本应送到澳门归葬，但万历帝亲自下旨，将之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他又成为了第一个葬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但仔细想来，其实利玛窦的传教生涯也并不算成功。虽然他为后人铺平了道路。但直到他客死他乡，中国人都认为他是个儒家学者，很少有人知道来此传教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使命。（风水www.azg168.cn）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有什么陋病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中华书局适时推出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精装本。1615年，继《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由金尼阁整理的该书一经出版，再次轰动欧洲，让西方重窥天朝大国的一抹斜阳。
学界多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强调利玛窦对欧洲文明东渐与中华文明西传的独特贡献，这固然没错。这位“明代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书中有许多赞美中国人聪明伟大之类的话，这是国人喜闻乐见的。他也批评中国的陋病，尽管总是“小心翼翼用谅解的词句提出自己的论证”，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位“世界公民”的中国札记里，读出他者之眼对中国人劣根性的犀利观察。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利玛窦就强烈感受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论，“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正如他所指出：“中国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的国土包罗整个的世界”。顾及素来秉持天圆地方说的中国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献给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特意把中国置于世界中央，照顾了一下中国中心论的虚荣心。
在利玛窦看来，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导致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而对绝大多数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据他的观察，“与他们国家(指明帝国)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这些不值一顾的邻国，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等。
据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他进而一针见血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中国札记》所说，“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长达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论断，褒贬俱有。从贬的角度说，却让人如芒在背。难道在超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上，利玛窦所擿发的痼疾仍会旧病复发吗？但愿国人不要让这段话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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