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林则徐是清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民族英雄，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也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你想关键是人的了解这位林则徐吗？

林则徐——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清代政治家

　　林则徐人物生平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谥号：文忠。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后裔，1785年生，清朝中期户籍福建侯官。林则徐于道光七年所撰的《先考行状》中记述：“府君讳宾日，号阳谷，系出莆田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乡（今海口镇岑兜村），国（清）初再徙省治（福州）。”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12月）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魏源对他的评价。

　　少年时代

　　贫苦童年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

　　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先会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

　　青年时期

　　林则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今福州市鼓楼区）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生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谆谆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步入仕途

　　中举成家

　　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但据林则徐长房后人林鸿汉表示，郑淑卿逝世后林则徐曾续弦再娶）。林则徐逝世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

　　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张师诚幕僚时期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见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

　　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惯例都要各地官员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深感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

　　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

　　“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

　　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京师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终中进士，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从此踏上官宦之路。

　　官宦之路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期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年）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

　　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

　　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道光帝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提出六条具体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成绩卓著。八月，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九月应召进京，在连续八次召见中，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十一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

　　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抵广州。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采取撤买办工役、封索商馆等正义措施，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烟贩的狡赖，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四月二十二（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他坚信民心可用，组织地方团练，从沿海渔民、村户中招募水勇，操练教习。七月因义律拒不交出杀害中国村民的英国水手，又不肯具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他下令断绝澳门英商接济。义律诉诸武力，挑起九龙炮战和穿鼻洋海战。林则徐亲赴虎门布防，督师数败英军。十一月遵旨停止中英贸易。十九年十二月实授两广总督。此时他已觉察英国正蓄意发动侵华战争，以所得西方消息五次奏请令沿海各省备战。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军攻粤闽未逞，改攻浙江，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屡次下旨斥责。九月林则徐被革职，留粤备查问。但仍奔走察看要隘，筹募壮勇守卫广州，反对钦差大臣琦善畏敌求和。继而向主持粤战的奕山上防御建议，不被采纳。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协办海防。在浙积极筹议战守，提供炮书，帮助研制新式炮车和车轮战船。五月道光帝以广东战败，归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惩处，充军伊犁。途经镇江，授老友魏源以《四洲志》及有关外国资料，嘱撰《海国图志》。旋因黄河在河南开封祥符决口，酿成水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工竣仍戍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抵伊犁。他协助办理垦务，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地勘察，行程三万里，所至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又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警惕沙俄威胁。

　　道光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

　　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曾先后平息、镇压西北、西南民族冲突和人民起义，整顿云南矿政。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归籍。

　　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十月抱病起程，1850年11月22日病逝于潮州普宁县(今广东普宁北)行馆。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闻讯挽联对其一生人品和功绩，作了全面和崇高的评价：“品望重当朝，犹忆追陪瞻雅范；褒荣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遗徽。”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

　　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逢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官。

　　同榜之谊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而成为替罪羊发配伊犁。潘锡恩，曾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晚年晋封太子少保，去世后赐谥号“文慎”。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开科取士后，林则徐赫然列居放榜单中第二甲九十二名进士中的第四位，潘锡恩列居第三十五位。中进士后两人都被选任为翰林院庶吉士。其后潘锡恩在任会试同考官后的第二年（1817年）大考中名居第一，其所写的《澄海楼赋》一文深受嘉庆皇帝的欣赏。潘锡恩是位水利专家，主持治（黄）河工程，不仅有治河方面的奏疏，而且还写过《畿辅水利》等专着。因为这些原因，林则徐对潘锡恩的学问和人品很是钦佩，两人交情深厚。这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是同榜也是知己，在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曾有一段不平凡的交往。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写了一封致潘锡恩的信。

　　信中提到广州的夷务是一件棘手的事，林则徐为不负重任，殚精竭虑，但内无可用之才，外则海防吃重，所以“须鬓皓然”。信接下来是对潘锡恩所辖江南河道的关切，提醒他治理河道中的薄弱环节：“惟杨庄坝与双金闸，未免费神耳。”信末提及其他的好友。林则徐在公务冗杂之余，流露出的对友人的云树之思令人动容。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因战事不利清政府求和，道光帝下旨斥责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56岁的林则徐被贬至伊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林则徐到达永昌水泉驿收到家书，从中了解到中英“和议一事”，又收到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抄来的京信。因信息渠道不畅，林则徐有“不知现在究何为也”的茫然。跌入人生谷底的林则徐苦闷至极，他想到了自己的故交潘锡恩、王莲舟等人，这些人是他困苦时候最温暖的慰藉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冬林则徐又于伊犁修书信一封。

　　这时林则徐的心态与在广州要大有作为的表白大相径庭，信的主格调是消极的。对自己的境况一笔带过，转而是对潘锡恩的赞许和挂念。信的重点是谢绝在京诸友对自己的赎救。林则徐认为自己在洋务一事上是处置不力，“罪所应得，赎之一字不取言亦不忍言，况且一切皆关定数”，不能遽而上达，唐突圣上。林则徐尤其感激潘锡恩在其中的组织发动、解囊赎锾之举，林则徐知道潘锡恩在1829年因获罪而赔补的钱款还未能还清，自顾不暇，“正弟所代为蹙额，乃犹于涸辙中相濡以沫，使弟何以自安”，又宽慰对方，在需要用得上钱财的时候他是会毫不客气开口的。林则徐不小心还是在信末表达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三十年同谱，殆若星辰，白首怀人，只增感喟。”

　　清代方浚师所著的《蕉轩随录》中有一副林则徐赠潘锡恩的对联：“三策治河书，纬武经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赋，掞天藻地，蔚为华国文章。”这副对联高度概括了潘锡恩的平生伟业：潘锡恩提出的治（黄）河三策，是其生平得力之作；在御前考试时所写的《澄海楼赋》，光照天地，蔚为华章，这是林则徐对潘锡恩一生功业的最高肯定和褒奖。

　　万古流芳

　　林则徐退休之后，欲与北京任京官的长子同住，因买不起京中住宅，最终回到福州住在父亲购置的旧屋中。其故居云左山房，又称七十二峰楼，他把新疆带回的七车书册，皆藏在里面，从此，过住平淡的生活。

　　咸丰帝继位后，因洪秀全等组织的拜上帝会正在准备起事，咸丰帝下旨求贤以对付太平天国，大学士潘世恩、通政使罗惇衍、两名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力荐林则徐。

　　可是林则徐根本未康复，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普宁行馆。最后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1850年11月22日）辰时，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林则徐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马安村的金狮山麓。墓用三合土筑造，为四层台结构。墓地离市区4公里。[1]

　　辉煌岁月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1839年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17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广州成为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将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3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广州禁烟

　　1839年3月10日，奉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

　　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较为系统的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林则徐在了解世界，研究西方方面带了头，成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带头人。

　　在军事方面，他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专门派人从外国秘购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的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在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他还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巡抚怡良等在东较场检阅军队，准备迎击英国侵略军。当时，数百名精选出来的官兵演习了排枪、火炮等，林则徐看后大为赞赏。为激励官兵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林则徐当即挥毫赋写新联一副，悬挂于东较场的演武厅内。

　　对联云：“小队出郊峒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见萨嘉矩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1〕林则徐的对联，措词磊落，充满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它凝成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东较场上练武的官兵们，成为官兵刻苦训练的精神动力。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但学界有一说法为，鸦片战争并非因为禁烟而起，而是因为禁商。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咀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地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起，至1842年10月清廷革林则徐两广总督职止，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共19个月。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横遭诬陷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实在可恶! 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这只是林则徐受到的初步惩罚,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惩罚在等待着他。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琦善的审问和发落。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 “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镇压刀客

　　林到任后下令对“刀客”严加镇压，并申明对地方官中镇压得力者将奏请朝廷予以嘉奖；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但他却因劳累成疾，只好奏请朝廷准假三个月，开缺医治。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到任后，以维护云南边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赏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年）秋，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的反清武装起义。他抱病从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在报丧奏折到京前，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7日）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死后晋赠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谥文忠。

　　林则徐是个撒谎高手？

　　我们都知道，林则徐那可是民族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撒谎高手。不过这个“撒谎高手”是带引号的，不是说他不真诚、爱骗人，而是指在向皇帝汇报工作时不完全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河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端木赐香，就给大家详细说了说这件事儿。

　　话说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任广州。任期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就给当时的道光皇帝上了八次奏折。我们结合当时中国和英国的局势，来看这八封奏折，就会发现，在怎么和领导汇报这个问题上，林则徐是非常聪明的。

　　先来看第一封，当时中英两方还没有短兵相接，可因为贸易问题，双方已经开始有了摩擦。这时，林则徐告诉道光皇帝，英国的舰船虽然厉害，可是笨重无比，只能在深水区作战，到了浅水区根本不行。

　　到了第二封和第三封，情况就起了一些变化，这时中英之间已经有了局部开火。在这两次奏折里，林则徐告诉皇帝，英国人找茬儿，被咱们打败了。可咱们的船是木造的，不结实，追远了怕回不来，所以没追。这话要是但凡有点脑子的皇帝，就能想的出来：人家英国的大船跑了几万里都不怕回不去，清朝水师就在家门口却怕追远了回不来，这不明摆着就是打不过人家吗？可惜的是，躲在深宫里的皇帝对于这些，一点也不了解。

　　那么，身在一线的林则徐是真不知道自己打不过英国吗？不是，当时有人就问过林则徐这个问题，林则徐的回答是：就是诸葛孔明来了，清朝水师也不是英国的对手。可林则徐为什么不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明白地把真相告诉皇帝呢。

　　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林则徐早年做官的经历中，因为不肯撒谎，向道光皇帝的老爹直奏满清贵族琦善的无能，遭致同僚的排挤，只好辞职回了老家。后来重新回到官场后，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对林则徐非常欣赏。可吃一堑长一智，重返官场的林则徐学乖了，不讲假话，可也不会一股脑儿的把真话都倒给皇帝。

　　第二，当时对于外国人，道光皇帝给出的最高指示是：只撵不打。

　　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则徐之前给皇帝的三封奏折，既让皇帝高兴，又避免了自己的责任。

　　可现实局势并不会因为林则徐变乖而改变啊，中国和英国的摩擦越来越频繁，林则徐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林则徐在给皇帝写奏折时，也没有把全部真实情况如实上报，他在这时的奏折里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英军没有陆战能力，不说清朝正规部队，就是平民百姓就可以对付。

　　第二，英国船坚炮利。要是在海上打仗，没有致胜把握。

　　要说这两条，林则徐也没撒谎，可是咱们不要忘了，鸦片战争，本来就是海战。你在陆地上再强，在海上打不过人家，是要吃败仗的啊。

　　林则徐是多希望道光皇帝能明白自己的意思啊，可道光皇帝呢，像没事人一样，大笔一挥，“知道了”。

　　这时林则徐算是彻底没辙了，只好和皇帝摊牌：咱们要和英国打仗了，而且，咱们可能打不过人家，要是能抽取关税的十分之一用来制造海军的装备，咱肯定能把英国打跑。

　　可是道光皇帝听了林则徐的真话，反应如何呢？他答复了四个字：一派胡言。并且，还派林则徐的老对头接替了他的职位。说来真是巧，这个老对头，就是当年林则徐辞官前弹劾的琦善。

　　琦善接替了林则徐后，倒是对皇帝一点也不隐瞒，把清朝水师力量和英国的情况如实汇报，结果和林则徐一样，被皇帝一怒之下给罢免了。

　　曾在百家讲坛讲历史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看了这一段历史之后曾感叹：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撒谎，两江总督也撒谎，钦差大臣撒谎，参赞大臣也撒谎。对于林则徐，易中天说的比较客气，给的评价是“相对诚实”，“基本不撒谎”。

　　所以你看，在晚清，撒谎不是个别现象，就连林则徐这样的官员都要跟皇帝说些谎话。原因很简单，你不撒谎的话，就没法生存下去啊。如果在一种制度下，不撒谎就没办法生存，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撒谎称为“制度性撒谎”，前面说的林则徐就属于这种。

　　从咱们今天的视角来看，“杜绝坏消息，坏事情就不会发生”，这种逻辑非常荒诞，不过却经常在现实中上演。只要主导者不了解一线情况又听不进坏消息，那制度性撒谎就必然会产生。而一个公司或任何一个机构，如果陷入制度性撒谎的怪圈，就特别值得警惕了。（风水www.azg168.cn）

　　林则徐究竟应该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负什么责任？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11月22日，广东潮州普宁县，苍山如海，残阳似血。 

　　一代名臣林则徐已处于弥留之际。他遥望京师，满目凄凉。“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神州烽烟四起，列强虎视眈眈，大清正值多事之秋，用人之际，却不料自己会终老于这个偏远无闻的南国小县。多少襟怀抱负，都付与残山剩水。壮志未酬的林则徐满心不甘，寂然远去。 

　　勿谈国事只为明哲保身？

　　1841年9月3日，道光以办理禁烟不善为由，将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随之革职。次年五月，盛怒之下的道光帝因为广东战败，归咎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充军伊犁。发配新疆之前，林则徐再度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却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以他和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饱受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 

　　此时形同屠杀的战争仍在继续。英军破一岛则一省震动，骚扰一省则各省惊恐。天朝上下，充满了一种末日来临的紧张情绪。 

　　作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当事人，林则徐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1842年，在流放伊犁的途中，他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声：“敌人的大炮射程远达十里内外，我方炮弹打不到他们，他们已经先打到我方，这是武器不如人之处；敌人放炮如放连排枪，可连续不断，而我方则是放一炮后再装填一发，辗转费时，这是技术不如人处。敌方胜过我方，就是武器精良，技术精湛……因此要战胜敌人，第一要务就是拥有他们那样厉害的炮。舍此而外，即使岳韩在世，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奇怪的是，在给友人的这封信中，林则徐明明知道大清的长矛弓箭不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的对手，却小心翼翼地千叮万嘱，请朋友务必严守秘密，绝不能将他这一看法透露给别人。这和那个铁骨铮铮，苦胆忧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相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林则徐已饱经宦海沉浮，开始变得瞻前顾后，忧谗畏讥。他从此不再轻易表达忧国忧民的真实想法，而将自己深深裹进明哲保身的安全外壳，以免再引起保守派官僚的攻击。连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对此都失望地说：“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然而，没有人知道，林则徐经历了怎样一番痛苦难熬的精神苦旅。 

　　禁烟以来，最难琢磨的是皇上的心思。想当初，他深受道光帝器重，以汉人身份被破格封为钦差大臣，皇上八次召见，嘱托殷殷。隆遇之盛，实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道光明确表示一切由他全权处置，“断不遥制”。面对皇上如此的重托殷望，他热血沸腾，宵衣旰食，掷地有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 

　　后来才知道，鸦片“绝不绝”，自己“回不回”，不是他说了算，是皇上说了算。而皇上内心究竟作何打算，他似乎从未真正弄明白过。当他虎门销烟初战告捷时，道光帝大喜过望，在他的奏折上朱批大加褒奖：“卿之忠心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而当战端突起，定海失守，道光又在上谕中怒骂林则徐：“不但终无实际，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皇上的心思就是六月的天气，“忽剿忽抚，总无定见”。最终道光还是归罪于林则徐处置失当，开罪英国，才导致后果不可收拾。捉鬼的是钟馗，放鬼的也是钟馗，总之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到头来，他这个坚决执行圣意的耿耿臣子，反倒成了有罪之人，“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平息英人怒火。 

　　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他尽心尽力苦干半年，满心希望会免于暮年戍边之苦，谁知等到东河河工告竣，所有人都论功行赏，唯独他得到的是一道“仍往伊犁”的冰冷谕旨。众情难平之时，须发皆白的王鼎伤心得泪如滂沱，深觉有负于林则徐。 

　　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之下，西出玉门关的林则徐的心境，正和北宋遭贬的陆游一样——“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他的意志变得消沉起来。到了伊犁后，他开始变得只关心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在西域的冰天雪地中，林则徐四处写信、寄诗，向毫不相干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对于东南时局，则三缄其口。 

　　林则徐毕竟是标准的封建儒臣，他这种当时官场的职业通病也许无可厚非。然而令人难于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人心中不避艰险、力主改革的中坚人物，在复出之后手握重权时，却如同完全变了一个人，将中国当时最紧迫的救亡图存任务放到一边，只一意埋首于剿匪平叛、维护大清统治的传统事务，做起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大清官僚。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难道真如蒋廷黻所说的那样，完全出于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不成？ 

　　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该承担何种责任？

　　评估问题的焦点，便是关于林则徐由来已久的一种争议：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到底有没有存在失误，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有人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妥协投降所致，也有人认为是清廷战略模糊指挥无方所致。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林则徐操之过急，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延烧到南京，才使清军与洋人打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历史不能假设，事后诸葛亮的判断更无以服人。腐败衰弱的清王朝当时最为明智的策略，当然是尽量避免与强大的英国轻开战端。即使一战，最好也应该是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以后。清王朝当时也确实希望避免“衅端”，道光皇帝给林则徐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

　　林则徐何尝不想尽量采取和平方式禁绝鸦片？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在《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中，还向道光皇帝建议，鉴于“英夷” 远隔重洋，可能并不知悉天朝法令，现在既然遵谕全部上缴走私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因此仰求皇上，法外施恩，免追既往，并对上缴鸦片的洋人进行奖励，“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 

　　查禁鸦片原本为大清堂堂正正的国家执法行动，林则徐还想到给主动缴出鸦片的英国商人以“奖励”，如此做法，难道“天朝”还不够温和仁慈？ 

　　然而，只有当老虎和狮子相遇时，才可能维持和平相处的均势。当雄壮的英国老虎遇到的是一瘦弱的大清黔驴，老虎又怎么可能放弃到口的鲜肉呢？对此，蒋廷黻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林则徐）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美国学者张馨保则明确地指出鸦片战争的实质：“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当两种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某种冲突。” 

　　从当时的世界大势看，为了扩充资本主义更广阔的市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并不会因为有一个善意的中国钦差大臣，而使结局发生改变。 

　　然而，面对一场让国家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战争，作为当事人的林则徐毕竟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很简单：对敌情的严重误判。 

　　事实上，当虎门上空鸦片销焚的浓烟刚刚散去，大清上下以为首战告捷，正欢呼雀跃时，战争的恶魔已悄然潜至了！ 

　　1839年10月1日，虎门销烟发生仅四个月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醉心强权主义并历来主张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炮舰政策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接连发号施令，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国海军踏上征程。甚至当英国下院的议员们还在为是否出兵磨嘴皮子时，英军的舰船和部队已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为海军统帅及全权代表，前往中国兴师问罪。这位懿律，便是被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击败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的堂弟。弟弟代哥哥报一箭之仇，可以想见他的心情会多么迫切坚决。 

　　然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不但丝毫没有觉察，反而一如既往地以天朝的自信，对远隔重洋的“英夷”充满了轻蔑不屑。他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私自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他们的行动肯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 

　　在真正和英国人翻脸以前，林则徐对形势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评估判断。1839年5月1日，正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林则徐是这样向道光皇帝汇报形势的：从我到广东后观察到的情况看，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正因我大清总是担心轻启边衅，才导致养痈遗患，日积月深。接着他为皇帝分析道，首先，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其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其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据此，林则徐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 

　　至此，林则徐再也没有对英国人可能发动战争作进一步关注分析。他虽然还不时向皇帝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这是英国人的“恫吓”，并坚信“谅亦无所施其伎俩”。直到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到四艘，林则徐仍在奏折上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他竟然把一次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争，当作司空见惯的武装走私，并信誓旦旦对道光皇帝说，正如圣上英明的预见，谅英国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十天，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而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英军已占领舟山十二天了！ 

　　战争来到了，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的警报，反而在一片风平浪静中提供了麻痹大意的相反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对敌人在战略上先输一筹了，那么在战术上又如何呢？ 

　　面对从未交过手的英国人，林则徐在1839年9月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1840年8月，林则徐听到定海沦陷后，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并鼓动说，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只有任人宰割。 

　　正是基于过分的自负和偏见，林则徐大大低估了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一举攻陷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林则徐还认为洋人嗜好吃牛羊肉，若无从大清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就都会消化不良而死。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为此，他亲自写了一份准备递交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文书，颇为自信地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他以此发出警告，想迫使英国人遵纪守法，回到正轨上来。 

　　“睁眼看世界”究竟看了多少？

　　今天看来，这些充满错觉甚至荒谬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可对于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公认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来说，无疑让人匪夷所思。他在当时的政界声望甚高，士大夫阶层对他寄望尤重。林则徐本人也对办理洋务自信十足。由于从小在福州生长，又在厦门做过事，所以他充满信心地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赴任广州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林则徐夜以继日地研究探求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利用身为封疆大吏的有利条件，广泛招揽人才，“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并将部分内容附呈于奏折中，供道光皇帝参考。已经55岁的林则徐在极其紧张的禁烟斗争中，还亲自学习英语。当时不可能用音标的方式牢记单词的发音，林则徐就用汉字在英文单词旁写上近似的发音，如把China记为“柴诺”。他还经常向外国传教士索要地理书籍，请教国际公法。1840年，他组织人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命名为《四洲志》，成为后来魏源撰写《海国图志》的珍贵底本。 

　　但是作为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林则徐对于当时中西关系的许多判断，为何存在那么多错误狭隘之处？他对西方世界，到底了解多少？ 

　　事实上，苛刻的历史老人并未给林则徐从容细致研究西方的机会。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黑船开国”不同，美国人最先开进日本的是商船，英国人隆隆驶进中国的却是战舰；美国人递给日本幕府的是文质彬彬的照会请求，英国人在大清海岸架起的却是黑洞洞的钢铁炮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完全没有预感到中国即将遭受一场灾难深重的持久侵略。他没有足够的缓冲时间，将昏睡中的统治者猛然摇醒，告之即将到来的千年大变局。 

　　对此，林则徐不得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抓紧时间从西方文化中攫取几味灵丹妙药，以救危局。由于军情危急，他只好从西学中主要拣取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直接应用于“驭夷”大计。他在虎门设置13座炮台，秘密购进西洋大铜炮，组织摘译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督促训练军尽快学会使用发射。外国的帆船无法引进，他便绞尽脑汁通过美国商人之手购买两只商船，千方百计进行改装，以尽快提高清军的战斗力，以对付游弋在家门口的强敌。这些短期行为，使林则徐的西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无法自成系统，大大妨碍了他学习认识西方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忠心耿耿的臣子林则徐，不知道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末世清廷，已是腐朽不堪，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也难力挽狂澜。林则徐的西学实践只能就事论事，无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他为眼前“制夷”需要而被动学习西方的狭窄动机，注定无法解决晚清社会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尽管他呕心沥血，亦仅收开风气先河之功，得器物皮毛之实，不能撼醒天朝迷梦，挽救这个落日残照下的王朝。诚如蒋廷黻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但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天下虽云大，同声有几人？

　　林则徐的西学研究未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首当其咎的，实则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锁国传统。自十八世纪后半期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事情及其变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当“英夷”来袭之际，“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 

　　在清朝官方“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束缚之下，中国人无法准确理解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西方书籍在中国更是凤毛麟角。在这样闭塞落伍的环境下，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林则徐也不可能完全摆脱高高在上的“华夷”观念，承认中华文化已落后于西方的残酷现实。在他的奏章、笔记中到处可见对洋人“夷”、“奸夷”、“逆夷”的种种称谓，将其比作“犬羊”、“鸡狗”一类，蔑称为“异种”。他在称呼“英吉利”、“米利坚”的国名时，一定要在每一字前冠一“口”字，以视警告与轻蔑。林则徐只承认西方的坚船利炮比中国的优越，从不认为他们的文明也比中国先进。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毫无兴趣，不屑地认为：“美利坚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美国独立自主的各州州长，在他眼里犹如蛮夷之地的土司头人。 

　　在“天朝上国”心态的支配下，林则徐轻敌思想在所难免。他看不到英国为了满足本国资产阶级扩大远东贸易市场的要求，将要发动对中国战争的可能性，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笔账又岂能都记在林则徐一人头上？天下虽云大，同声有几人？包括道光帝在内的统治者又有几人足够清醒？当鸦片战争已经打响，被俘虏的英国兵被押解到北京，道光皇帝还迷惑不解地讯问道：“英吉利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英吉利与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而这样可笑的问题，在康熙年间早已是常识。可到了道光皇帝这里，居然不知道英吉利到底在地球的哪一端。清代康雍干三朝，外国使者来中国者甚多，教皇也数次遣使来华，然而在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中，清廷竟一次都未派遣使者考察西欧，采风问俗。自大无知的谬论让中国人画地为牢，自欺欺人，习惯了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沉酣不醒。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履，显得无比艰难沉重。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总不归。苍凉的历史帷幕缓缓落下，林则徐再也不用为生前身后的宠辱悲欢而纠缠。很难想象，一个刚刚放眼天下的旧式知识分子，要扒开一间千年的铁屋，让外面照进一丝微弱的亮光，该有多么痛苦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于从荆棘蛮荒之地，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在他身后，无边的暗夜中正逐渐响起后来者的脚步声，大地召唤着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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