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

　　对于荆轲，大家可能不怎么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会知道的，就是荆轲而刺杀秦王，而对历史上来讲，荆轲都是如何去直接评论比较好的呢，那么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

　　历史上评价荆轲

　　评价荆轲，当然要客观一点了，从两方面来看待，作为燕国的一名忠臣，以及刺杀秦王的刺客，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此志可嘉！然而秦并六国是中国历史买入封建统一的总趋势，而荆轲的这种想以恐怖暗杀的方式，这种个人的行为远远不能阻挡这一趋势，从长远来看是很不可取的！

　　分析评价荆轲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有人说，秦统一天下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战国后期，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国家。因而，秦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对统一天下起着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们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凡是曾进行过抵抗的国家和个人都应予以否定呢？当然不能。因为，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战国策?秦策》）战败国则对战胜国还要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更重的负担。因此，对于秦国的兼并，六国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进行坚决的抵制。总之，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因而，我们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高度评价屈屈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也充分肯定荆轲反抗暴秦的正义行动，肯定他大义凛然的英武气魄。

　　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肯定秦的功绩；而从对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这个角度看，又应充分肯定荆轲的行动。

　　二、有人说，荆轲刺秦王只是为了报答太子的知遇之恩。所以，荆轲这个人是不值得肯定的。这个看法是否正确也应作具体的分析。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行刺失败却天下皆知，短短的两句诗也永垂于千古。在诗里表现雄壮的情绪之难，在于令人心悦诚服，而不在嚣张夸大；在能表现出那暂时感情的后面蕴藏着的更永久普遍的情操，而不在那一时的冲动。大约悲壮之辞往往易于感情用事，而人在感情之下便难于辨别真伪，于是字里行间不但欺骗了别人，而且欺骗了自己。许多一时兴高采烈的作品，事后自己读起来也觉得索然无味，正是那表现欺骗了自己的缘故。《易水歌》以轻轻二句遂为千古绝唱，我们读到它时，何尝一定要有荆轲的身世。这正是艺术的普遍性，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而诉之于那永久的情操。 　　“萧萧”二字诗中常见。“风萧萧”三字所以自然带起了一片高秋之意。古人说“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而这里说：“壮士一去不复还”，它们之间似乎是一个对照，又似乎是一个解释，我们不便说它究竟是什么，都是短短两句诗中表达了无限的哀伤，烘托出了气氛的悲壮。荆轲慷慨悲歌表达了为国牺牲，义无反顾的精神。即使到了今天，听了也非常伤感，不经意会流下了热泪。仿佛看到当年荆轲拉着秦舞阳跳上车，义无反顾地前往秦国都城咸阳。

　　荆轲身上体现的以弱小的个体反抗强暴的勇气和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的牺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在这点上，我们反对电影《英雄》中以“天下”为幌子为暴秦的专制集权辩护、抹杀反抗专制暴政的英雄行为的崇高价值的立场。然而燕太子丹“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的政治决策不能不让后人反思，就象北宋文豪苏洵在《六国论》中所写得：“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也。”

　　荆轲等战国游侠不是凡夫俗子，他们是具有政治价值观和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物欲，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但作为理想主义者，要想在社会上建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功业，必须要具有勇气和智慧。所谓勇气就是那种明知行动会招致自身的伤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与强大的对方挑战的只知正邪、不计损益的高于常人的气概。政治事业是对大道高义的奋争，是拯济天下的伟业，它需要那种“虽千万人，我往也”的执着和勇气，需要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论万世不论一生，论顺逆不论成败的节义。真正的政治家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政客，他要为某种价值观而献身。没有这种勇气、节义，政治家就会成为投机分子，在事业关头权衡个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业之上。

　　社会上的竞争有时如同作战，只有勇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斗争中的胆怯、退让、委琐，反而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也使决策出现失误，使事业蒙受损失。只有勇气，才能激发起人们越挫越勇的斗志和破釜沉舟的决心。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和勇气，才能促使对手的最终败退。倘若英雄志士连向困难挑战的勇气都没有，那就看不出其与一般民众有何异同。勇者给人以精神上的依赖、依靠和信仰，使人们发觉跟着勇者，就无所谓恐惧和失败。勇者奋不顾身的气概和以身作则的先锋形象，使下属和同志焕发起了如火如荼的热情，使他们象勇者一样忠诚和勇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事业失败了，对志士们的素质和技术方面的错误进行检讨反省是一回事，对他们的勇气、节义和高尚品质的肯定和尊重是另外一回事。

　　就社会上的众多事业如同作战和与对手较量而言，勇气是第一位的，但就事业一定要取胜这一功利目的而言，智慧显得异常重要。正如苏洵在《六国论》中指出的：燕太子丹之所以使荆轲刺秦王，是想阻止秦国攻燕，甚至想挟持秦王归还被占领土。但他采用的手段不仅没有达成他的目的，反而招致了燕国的灭亡，导致身死国灭。荆轲刺秦王在政治决策上显然是很幼稚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

　　政治家切勿好高骛远，心浮意躁。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政治行动马上来临，“心想事成”只是神话。政治家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考证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政治中的退让、等待、忍耐比勇猛的义无返顾有用的多。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在一个阶段不能干的事就应该不干,周易中讲“灭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韬光隐晦、以退为进、必要的退却、坚韧的耐力方可行事。凭着血气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学价值，但却既给行动者本人造成了劫难，又对事业进程毫无补益。

　　政治决策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考虑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联系；考虑斗争方式是否最为妥贴，考虑成本、代价和负效。政治家不是仅有血气之勇的匹夫，他要运筹谋划，考虑事业的最终胜利。他始终将斗争目的与自己的每一行动联系起来，他要使事业减少谬误和挫折，以最小的成本换得最大的收益，最终使目的以最令人满意的速度和状态出现。最关键的，真正的政治家是那种实现了从理想主义的英雄到务实的政治家的转变的人物。所谓务实的政治家，是那种把目的的真正实现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他不看重道义上的清名、一时的成功和暂时的退却；他看重的是谋略、实力、效用和最终的胜利。

　　一说，荆轲墓在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吉山镇李胡同村西南不远处。荆轲刺杀秦王未遂而被杀，葬于此。

　　河北省易县城西荆轲山上，有荆轲衣冠冢。陕西咸阳有荆轲墓。

　　附：荆轲墓联：身入狼邦，壮志匹夫生死外；心存燕国，萧寒易水古今流

　　荆轲刺秦王从中评论

　　从荆轲刺秦王的目的及其历史影响看，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荆轲刺秦王，一方面正如他所反复申述的，是为了“报太子”的个人恩遇，这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抵抗暴秦入侵，保卫燕国。诚然，荆轲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  

　　荆轲刺秦王

　　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

　　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于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于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

　　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于期之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为装遣荆轲。

　　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武阳为副。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

　　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

　　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拒大王，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于期头，及献燕之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荆轲奉樊于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阵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

　　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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