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

　　载沣是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之胞弟，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继承了其父懦弱的性格，才疏识短，难当大任。又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1951年病逝于北京。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载沣吗？

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

　　最后的摄政王载沣

　　早在载沣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就曾经发出邀请，要求他出使时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于势不能不允”。他又曾预料到，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觉得都不便拒绝。因此他曾经奏请西安行在，给以方便，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从权答允。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

　　然而载沣认为访问太多也不可能，打算只访美、日两国。但西安行在却在9月18日下谕说，在德国办完了事情就直接回国，连美国、日本也不去了。

　　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中外舆论界的纷纷猜测，弄不清是什么用意。后来忽然有外电传说：光绪皇帝年已三十，结婚多年而并无后嗣，而且体弱多病。因此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在为将来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担忧。他们急于让载沣回国完婚，生子继承帝位。

　　这种传说当时似乎是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其实细想起来，却是颇为牵强的。即使慈禧果真已有这样的计划，而结婚生子却并不是那么急如星火的事情，并且事实上载沣回国后也没有马上结婚，而是在第二年的秋天才结婚的。当时如果再多走几个国家，结婚也不会受到影响。

　　慈禧下令载沣很快回国，表面上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载沣在德国不服水土，饮食减少。但这也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西巡大事记》上有明确的记载，慈禧怕得罪德国。因为德国方面强调亲王道歉是“专程”而去的，如果绕道他国，就被认为“有违专诚之意”。慈禧急召载沣归国，实在是德国对清廷施加压力的结果。

　　在载沣出使中，人们发现了他，便把扭转大清败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回国了，人们又把继承帝位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反映了一种并不美妙的现实情况，在庞大的皇族中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寄托希望的人。

　　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找到根据，来证明当时慈禧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让载沣未来的儿子接替皇位。但外面所传慈禧让载沣结婚，却决不是毫不沾边的无稽之谈。可以肯定的确凿事实是：慈禧要指定载沣同他的宠臣荣禄的女儿瓜尔加氏结婚，这时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载沣匆匆回国，于1901年11月3日到达上海。11月9日登轮北上，15日到天津即乘火车人京。他于12月10日受到自西安返京途中驻跸开封的慈禧的接见。慈禧并赐膳表示慰劳。12月12日慈禧又一次召见载沣。圆12月14日两宫自开封启銮北上，1902年1月3日抵达保定，驻跸四天。太后乘在保定暂住的机会。向载沣宣布了指定他同瓜尔佳氏结婚的懿旨。

　　中国一方面已经沦为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受到慈禧的极其严密的封建统治。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也是载沣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这个现实给亿万中国普通人民所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就连载沣这样一位显达的贵人，也无法摆脱这个现实的影响。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婚姻先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君主这两种强暴势力的破坏和干扰。

　　原来他早先就已经订好了一门亲事，那姑娘自然也不是普通平民，而是出自满洲的贵族之家。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逃避外国兵的污辱，北京有不少贵族和官员的家庭满门自尽。这位姑娘一家也殉难了。后来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又亲自主持，给儿子订好了第二门亲事，并且已经放了大定，只待选择吉日迎娶过门了。这次订婚虽是按着封建的老办法由载沣的母亲作主的，而载沣本人却对那姑娘十分中意。但是，霸道的慈禧为所欲为，可以无视那些封建礼法，不顾一切人情常理。她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为了达到一举而控制和笼络两个显要家庭的政治目的，悍然毁弃了人家既定的婚约。刘佳氏为此气得精神失常，背地里千遍万遍地咒骂慈禧，明面上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载沣本人极感突然，他对太后的这种做法并不满意。然而太后指婚是极大的荣耀，决无拒绝或谢辞的道理。载沣更缺乏谢辞的勇气。他接受了太后的旨意，连连叩头谢恩。

　　1902年秋九月，十九岁的载沣，遵照慈禧的旨意，同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介乎皇子和亲王之间的高规格的婚礼。

　　皇子婚仪的全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第一步是指婚，并且指定筹办婚事的大臣和命妇。这大致相当于婚事筹办委员会。第二步是向未来福晋的父亲传旨。接旨的人身着礼服进宫，到干清门，面向北下跪，传旨的大臣面向西宣读指婚的谕旨。接旨的人三跪九拜退下礼成。第三步是皇子亲临福晋家行文定礼，下一步是福晋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将妆具送陈皇子宫中。这以后才是奉迎新妇、合卺、设宴、新夫妇朝见帝后，九日归宁等礼。

　　载沣作为亲王，结婚本与皇宫无关。但因是太后指婚，所以一切礼仪也就更加完备，而接近皇子结婚的规格了。慈禧对这件婚事十分满意，对双方的赏赐都极为丰厚。

　　载沣既因出洋而名闻中外，当然也就更加受到慈禧的重视。他又服服帖帖地接受了慈禧包办的婚姻，这就更加得到慈禧的欢心。这一切，为他的进一步上升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1903年春，他刚满二十岁，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同年秋任正红旗满族都统。他的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而这时他的官职也已经达到一品大员了。但是，这些还都是重要的武职，此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军国大事。

　　1907年6月19日，二十四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 “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同以前临时奉命出使和出差，或者只管某一部分工作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显然， “学习行走”，慈禧有意让他进入辅佐自己决策大计的军机处去锻炼一个时期。就在载沣二十四岁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又给了他西苑门内骑马的优赏。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这些本来都是皇帝表示体恤臣下，给与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却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提升的准备和暗示。

　　载沣为何不自己篡位当皇帝？

　　爱新觉罗·载沣是清宣宗道光帝的孙字，是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第五个儿子，他是在宣统年间的开始任监国摄政王。下面就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人物爱新觉罗载沣。首先，爱新觉罗·载沣出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字是“伯涵”，号为“静云”，在晚年时自号“书癖”，并改名“载静云”。他在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的时候继承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后来因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来自德国的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遭到谋杀，于是他在1901年的时候派专使大臣前去德国道歉谢罪，并且还拒绝德皇跪拜等要求，坚持大义。

　　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时候他担任军机大臣要职，并在同一年的11月份他的儿子溥仪继承大统，而他则是担任监国摄政王一职。在第二年，也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载沣担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一职。所以说，在清朝的最后三年的时间当中，爱新觉罗·载沣才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后来在宣统三年八月的时候爆发了辛亥革命，于是他被迫辞去摄政王这一要职，开始独居家中，到第二年的时候他被迫同意儿子溥仪退位。

　　于1928年的时候，迁往到天津居住，后来来到了东北并拒绝了日本人劝降的要求，还怒斥自己的儿子溥仪投靠日本，在此之后又返回关内居住。关于载沣将醇王府也在解放后贡献给了人民政府当作办公场所。最终在1951年初期的时候，爱新觉罗·载沣由于年老多病在同年的2月3日去世。

　　爱新觉罗·载沣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传统的观点认为正是载沣在1908至1911年间担任使网站一职时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才倒追了清政府这么快就灭亡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载沣又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富有远见的人物，他从摄政王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安心在醇亲王府国自己安定的生活，没有幻想过任何复辟清朝的方法，他平静而淡然地接受了这一切，从这里可以看出载沣是一个具有深远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的人。

　　现在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载沣是当时的摄政王，而且当朝皇帝是自己的长子溥仪，当时权倾天下的慈禧太后也已离世，他为什么没有篡位做皇帝呢?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继承皇位的法统问题。按照自古传下来的规矩，皇帝的继位应当是从他的儿子中选择的，一般是嫡长子。在光绪还没有去世而只是生病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后代，为了使皇位能够顺利继承下去，慈禧太后选择了载沣的长子溥仪过继给同治当儿子，同时也过继给光绪当儿子，就是所谓的“一人祧两房”。因此从宗法上来讲，溥仪已经不是他的儿子了，溥仪继承皇位才是正统，载沣没有任何资格能够继承皇位。（风水www.azg168.cn）

　　载沣：一朝摄政王，半世乱离人

　　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年，1951年去世。历经大清、民国、共和国，但其最风光，也是最难受的时间段只在清末那几年，尤其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直至清朝终结那三年。

　　载沣生长于王府大院，其智慧、能力不可能超过其兄长光绪帝。但是，也必须承认，载沣确实为晚清第一个出洋游历的宗室要员，这个特殊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是他在清最后十年脱颖而出的关键。当然，也必须注意，载沣的见解也会反过来影响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后。

　　载沣真正步入政治舞台，在欧游几年后，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宪政改革是满洲政治统治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重要节点。宪政的实现意味着满洲人的“私天下”必然变为“公天下”，满洲人怎样才能在公天下背景下利益不受损，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宪政改革引发政治危机，是那几年中国政治的焦点。载沣等一批满洲青年才俊在这个时候相继加入政治改革进程，应该说合乎历史发展大势，是势之必然。

　　假如载沣在军机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历练，相信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积累，性格也会有很大改变，更随和，更沉稳。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历史更没有办法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载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过两年，转正军机不过几个月，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帝、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相继去世，载沣匆忙中成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监国摄政王。

　　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扑朔迷离，许多传闻在疑似之间，但仔细考究许多传闻又很难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新闻纸的发轫期，又因为政治改革，言论空间释放，特别是因为帝制架构依然存在，宫中的故事真相并不能及时全部向社会公开。朝廷或许认为没有秘密可言，清者自清，因而对于那些满天飞的传言并不刻意纠正。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仅不会让“谣言止于智者”，反而因智者的添油加醋让谣言更像真实。因此，研究晚清那个特殊时间段的历史，特别要注意区分正史、野史、传闻，就像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没有办法用微博、微信上的传闻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一样。

　　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的时候，满打满算二十九岁。他的搭档隆裕太后四十岁，小皇帝宣统三岁。其权力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恭亲王奕?配对的“叔嫂组合”。那一年，恭亲王奕?也是二十九岁，慈禧太后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四岁，小皇帝同治五岁。隆裕太后的年龄比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当年年长十几岁，而且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光绪帝身边见习了二十年。

　　摄政王与隆裕太后的组合，是一个并不太坏的权力组合，在那时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个大致无可挑剔的组合，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保证皇权万世一系的唯一办法了。

　　而且，就大清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看，光绪帝、慈禧太后经过近十年维新、新政、宪政摸索，一路上磕磕绊绊，总算在这一年8月27日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确定了宪政改革路线图、时间表。慈禧太后、光绪帝留给摄政王、隆裕太后的，就是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只要不出重大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大清完成了宪政改革，实行了责任政府，爱新觉罗家族就可以像宪政改革之初所期待的那样：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可惜的是，摄政王载沣接手之后，情形有变。按照帝国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重组天经地义，势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凯相继退出政坛。如果不带偏见去理解，这实际上是为年龄尚轻的摄政王扫除组建新班底的障碍。

　　或许摄政王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失误，于是伴随着这些事变，传闻越来越多，一个最惊人的看法，是光绪帝弥留之际曾给载沣一个郑重其事的委托，让他寻机干掉袁世凯，以报戊戌年所谓“告密”之仇。

　　真正让摄政王陷入万劫不复政治深渊的还是一年后的国会请愿运动。大胜这本书也对这些故事有细致的梳理。现在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好的“九年立宪”为什么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不久生变，“有计划的政治”为什么转眼间不再认账？

　　对于国会请愿运动，实事求是说，摄政王还是给了一些善意回应，作出巨大让步，但是不久，当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约束了。摄政王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继续让步，比如及时解散第一届责任内阁，及时废除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或许可以平息各地的动荡，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一定对政治统治构成极大的信誉危机。

　　局势相激相荡终于因武昌新军哗变而破局。稍后，滦州兵谏，摄政王在各方压力下，一方面宣布接受加快宪政改革步伐，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改组内阁，授权袁世凯组阁；另一方面见机行事，宣布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以便袁世凯协助隆裕太后从头来收拾旧河山。

　　载沣最大的功绩，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国家的再次内战，以一个王朝的退出换来了勉强的五族共和。后人多叹惜于载沣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实这完全是内战思维的反应。载沣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没有在最终关头，强硬地领导王公贵族们负隅顽抗。谁又能说这不是最优秀的政治品质，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中国几十年的内战，已经使得人们习惯了征伐，甚至宣扬着崇拜着渴望着暴力美学，这恰恰是一种引向民族悲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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