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镛

　　曹振镛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嘉庆初年，升少詹事，授通政使，历任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嘉庆十一年升工部尚书。而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镛到底有什么真本事呢？凭什么就能做到三朝宰相呢？曹振镛的为官之道又是什么？不用着急小编为你一一解答！

清朝三朝宰相——曹振镛

　　清朝三朝宰相——曹振镛凭借什么做了清代三朝宰相

　　很多人说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镛，一生唯唯诺诺，除了“少说话、多磕头”就没别的本事。事实并非如此。

　　曹振镛当官长达52年，年届80岁才退休，在清代官宦岁月之长，无人能比。并且，他的仕途自始至终，就如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单靠“少说话、多磕头”恐怕难以做到。

　　公元1782年（乾隆46年），27岁的曹振镛考取进士，并得到重用。不久又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到了道光朝，他再升一级，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

　　嘉庆皇帝出巡，曹振镛以宰相身份留守京城处理政务，代君三月，歙县民间至今能听到“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这句俗谚。曹振镛三次当学政，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都能尽心尽力；阅评考卷能守法遵纪，不淹没博学有才之士；对到金殿面试的考生，必预先一一校阅考卷，工作一丝不苟，不出差错。曹振镛还有一个十分出名的学生，名叫林则徐。

　　当然，如果光从才学方面来评判，曹振镛似乎并不突出。真正让他步步高升、一生顺畅的，可能还数他的心胸。他的一生，对名利看得开，看得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放得下，这反而令他获得了更多。比如，那时的官，都流行贪，可曹振镛一生无贪念，他历任三朝宰相，从没查出有贪污行为。

　　曹振镛是盐商子弟，祖上以盐业起家，有一批亲属是扬州盐商，世代享有特权，是曹氏家族的命根子。两江总督陶澍提出盐政改革，取消商盐垄断权，实行凡纳税皆可贩盐的盐票法。这一改革，严重损害了盐商的利益，也损害了曹振镛亲属的利益。亲属纷纷投诉到曹振镛那里，曹振镛却毫不在乎地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他能把祖传的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支持盐政改革，这种能够放下的气度，非一般人能比。（风水www.azg168.cn）

　　清朝三朝宰相——曹振镛的为官秘诀

　　原文：

　　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出处：

　　清?朱克敬《瞑庵二识》

　　背后的故事：

　　有多少人知道“曹振镛”这个人？估计不多吧！其实在看《非常事》之前，我也不知道曹振镛是谁。《非常事》是本很有趣的书，他仿照《世说新语》的体例，记述了从1840年到2000年之间许多有趣的事。我从这本书上得知曹振镛说过六个字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后来想查一查这六字出自哪里。于是知道清人朱克敬的《瞑庵杂识》、《瞑庵二识》。

　　在此插一句，有一次单位开会，领导让大家提意见，我化用了曹先生的话，说：“多干事，少说话。”事后吃饭，领导说：“小冯，你这话太给力了。值得所有人为你点赞。”我乐得屁颠屁颠的，心想：“多读点书真好。”

　　再说曹振镛，此公是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他爹曹文埴是乾隆朝的户部尚书。他自己也是官运亨通，自乾隆四十六年考中进士正式进入仕途后，一路升迁，最后晋封太子太师、太傅，官居正一品。死后道光皇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整个清代只有八个人受赐文正，曾国藩是其一）。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不敢相信？从乾隆到道光？是的，我没写错，此公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俗语跟他丝毫不沾边，可谓真正的官场不倒翁。

　　如此厉害，经验值得“学习”。所以他门生非常多。在他晚年，门生们一直想从他口里套出点“为官秘诀”。他挨不住门生们的再三央求，终于泄露了“天机”，他说：“没什么好神秘的，就是多磕头少说话。”门生们大跌眼镜，“这算什么秘诀？”但话刚说完，他们都若有所悟，一个个把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有门生当了御史，来找他讨教如何“开展工作”，他告诫说：“毋多言，毋豪意兴！”御史回去后，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若非得说，那也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见天天气呵呵呵”。

　　但话分两头，曹振镛虽然用“多磕头少说话”六个字告诫晚辈，但这个人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为官52年，担任过学政、首席军机大臣等朝廷要职，率军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他一生“克勤克慎”，清正廉明，做到了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曹振镛之所以如此告诫晚生，跟当时的官场文化有关。在官本位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下属即使有好的意见也不能随便提，一切行事要以上司的意志为准绳。上司对下属的好恶直接影响到下属的升降、甚至是人身安危。为了趋利避害，“少说话”减少错误，“多磕头”增加上司对自己的好感。一减一增，官运亨通。曹振镛确实没说错，但是这样的国家必将走向腐朽和衰落。推荐阅读：胡林翼

　　清朝三朝宰相——曹振镛的成功之道

　　清朝真是一个“奇迹”迭出的时代！算上当太上皇的几年，乾隆爷实际执政63年还多，创了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无独有偶，清朝的大臣中还有个叫曹振镛的牛人，在中央工作长达54年，历3朝、相2帝，一路春风：是乾隆培养的后备干部；受嘉庆委托当过3个月代理皇帝，他老家安徽歙县至今还有“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俗语；道光在位30年，他居相位15年，如非不幸病逝于工作岗位，此公肯定会与皇帝共始终。当他归天的噩耗传来，道光皇帝难过得茶饭不思，哭诉说，你们哪里知道，他最了解我的想法，他贡献大呀！当场把他的二儿子提拔为副部级干部,给曹相本人加谥号“文正”。

　　“文正”是最高规格的谥号，大约是“学问大、能力强、作风正、立场稳”的意思。据严复统计，有清一代共有大臣2748人，死后谥“文正”的仅8人（曾国藩算一个），平均340多人才轮到一个，比凤毛麟角还金贵。生前占尽风流，身后极尽哀荣，曹振镛的“贡献”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其实，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曹振镛都是公认的庸才。《清史稿》中曹振镛传也就700多字，跟他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但作者也没办法，因为老曹实在没什么丰功伟绩可写，难怪我们对他的名字这样陌生！

　　关于曹振镛的“成功之道”，有个年轻干部曾请教过他本人，当时曹老是这样回答的：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

　　要是相信这句鬼话，那就太天真了。在封建官场上，谁敢不磕头、谁敢乱说话？可混到曹振镛这境界的，古来几人！听其言，不如观其行，还是来看看曹振镛是怎么做的吧。

　　“三张牌”，奠定了千古“名”相的基石

　　道光即位之初，康干盛世余威已尽，国运日下，处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前夜。财政首现窘境，国库储备仅及乾隆盛时的四分之一，这还是账面数字。而官员却普遍失去国初的浩然之气，慵懒萎靡、声色犬马、贪污贿赂，以追逐奢华生活为业，社会风气污浊荒唐，时人多有记录。

　　在一次官场宴会上，有个客人出门上厕所时，看到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躺了一地，惊问何故。原来，厨师先将这几十头猪圈起来，拿棍棒追打，猪奔跑呼嚎，相继力竭而死。随后赶紧在猪的脊背正中割取一片肉，做成猪脯一盘，其味香脆无比。据说猪的其余部分腥恶难闻，不可再食，必须扔掉。

　　满足这类畸形消费钱从何来？羊毛出在公款和百姓身上。驻节今江苏淮安的南河总督，负责治理江苏境内河道，每年支取经费数百万两白银，用于治河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用在酒肉笙歌上了。

　　道光决心从杜绝奢侈浪费入手，逼迫干部队伍改变作风，振奋精神，以图重现昔日盛世。为此，道光刚一上任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号召节约，第二是召来阅历丰富、人脉广泛的曹振镛，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即实际上的宰相，配合皇帝开展新政。

　　在开展节约运动的通知《御制声色货利谕》中，道光规定了3项纪律：节省财政开支，反对奢华浪费；停止各省进贡，减轻百姓负担；严控基本建设，严惩工程回扣。他自己以身作则，不添新衣，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班；除太后、皇帝、皇后外，非节庆不得食肉。每人一碗打卤面为皇后祝了寿，买一只旧皮箱嫁了闺女。纪律严明，盛京将军被人举报常在家里看戏宴客，立即撤职。有一次检阅警卫部队，看到官兵衣着朴素，当场将几位负责人各升一级。道光不但廉政，还十分勤政，事必躬亲，夜以继日，对没有责任心的干部尤其讨厌，绝不重用。

　　曹相上台后十分低调，没烧“三把火”，只是闭嘴、磕头、旁观，等终于摸清了新老板的底牌，就循着领导思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不慌不忙跟了三张牌，迅速获得了道光帝的绝对信任，奠定了千古“名”相的基石。

　　第一张牌。有一次开会，道光一眼就看到曹振镛的裤子打了补丁，便笑着问：“堂堂宰相的裤子也打补丁吗？”曹振镛从容作答：“做新裤子是很容易，就是太贵了，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何必浪费呢。”道光很高兴，挥笔给宰相题了4个大字：恭俭惟德！

　　那段时间，曹大人下班后就赶紧往前门外跑，去酒馆饭庄菜市场打听物价，第二天一早就给皇帝送经济情报，顺便再提一两条进一步厉行节约的建议。宰相在政治上跟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皇上自然满意，每天与他相谈甚欢，什么重要事情都一块商量。

　　官员们个个心领神会，人人学习曹相好榜样：上朝绝对不穿没补丁的衣服，散朝绝不忙着回家，围着宰相热烈讨论节俭问题，久久不愿离去。由于曹相和他的同事们推波助澜，京城竟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怪现象：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品相稍好的比新的还贵！有些穷官实在买不起，就创新思路，自己动手，把好好的袍子弄旧弄破，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活像今天新潮仔裤的做法。眼见新政深入人心，皇帝对老曹更是离不开。这张牌顺势而为，轻松搞定了皇帝。

　　第二张牌。曹振镛最忌的人是云贵总督阮元，因为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他不但人品、文才俱佳，而且政绩斐然：在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任上，阮元平海盗、禁鸦片、惩贪腐，打击分裂、垦荒固边，朝野无不折服，曹振镛与他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道光既然胸怀复兴大志，自然会想到阮元；皇帝既然重视干部的工作作风，老曹就有了办法。

　　有一天，在跟曹振镛谈干部工作时，道光说：“时间过得真快呀，阮元去地方担任主要领导快三十年了吧！当初三十几岁就官居二品，也真是人杰。你熟悉干部情况，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曹振镛马上跟上：“这个人我了解，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工作能力超强，我是没法跟他比的。” 道光很有兴趣：“那你举个例子。”曹振镛不紧不慢地介绍：“云贵地区山高皇帝远，环境险恶，经济落后，民族复杂，自古多事，而且没有小事，件件涉及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在那里当总督，一般人不要说出政绩，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都忙不过来。但是阮大人却能应付裕如，再复杂的问题都能迅速解决，还能空出时间召集各路才子吟诗、论文、作画、弹琴，这几年光诗文集就出版了好几种呢，水准很高，洛阳纸贵。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看这样的干部可以考虑了。”

　　道光听着听着，脸色由晴转阴，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那我天天做诗！”

　　不久，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北京，安在一个不咸不淡的位置上发呆，直到退休。而道光对曹相的好感却增加了，他觉得老曹是个厚道人，对阮元那样工作态度不端正的干部都净看优点。这张牌因势利导，轻松自如地铲除了唯一对手，曹振镛自此高枕无忧。

　　第三张牌。道光初期，一些有志大臣受到新政鼓舞，苦心研究国家大事，热情提出改革建议，一时间各种请示报告纷至沓来。道光每天批阅到深夜，乐此不疲，但时间一长，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心里左右为难，却又不好说出口：如长期这样一字一句地看，哪里应付得了；要是不认真看，又怕漏掉真知灼见，耽误工作。

　　等到道光终于累病了，曹振镛及时跟皇帝谈心：“大家现在都在努力工作，文件多了，好点子也多了，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好兆头。怕就怕有的人打报告不是为了工作，只是为了愉悦皇上，最好留点心。”

　　道光深有感触，喟然长叹：“那有什么办法呢，皇帝是个苦差事啊。要是报上来的都是为国利民的好文件就好了！”

　　曹相微微一笑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您每天随机从报批件里抽阅几份，找出错字、别字、漏字、重字等等，用朱笔点出，该批评就批评。您连书写错误都能发现，下边研究工作自会更加认真，报告质量就上来了，注水文件就少了。”

　　此法果然灵验，道光不但省力省心，还给大家勤于政、敏于事的深刻印象。而大臣们从此“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至于发表对国是的见解和主张就更谨慎了，轻易哪敢下笔。这张牌顺水推舟，使得所有人都噤若寒蝉，而曹振镛从此则一言九鼎，权势冲天。

　　庸官误国，只因懂得下有“顺”策

　　曹振镛的3张牌贯穿了一条主线：上有政策，下有“顺”策！其操作规程看起来并不复杂：先琢磨清楚老板的基本思路，再顺着老板的心思紧跟，而且跟得很到位，甚至还超过预期一点，然后就静静等着领赏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已有之，但以“对策”对付政策明显是对着干，成功率低，风险大，是下级与上级博弈的低级形式，只要态度坚决，一般不难破解。相比之下，上有政策、下有“顺”策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成功几率大，基本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是下级对付上级的高端技艺。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振镛能让三任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帝“恩眷之隆，时无与比”，可见他玩弄这套把戏是多么出类拔萃。这个啥也不干的庸人，只因为读懂了人性的缺陷而位极人臣、居高不下，令人摇头叹息，徒呼奈何。

　　曹振镛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家族荣耀，却以摧毁国家前程为代价，与经济腐败相比，这种政治贪腐行为，性质更恶劣，后果更致命。

　　曹振镛的荒唐成功，逐渐消解了整个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对朝廷的期待，为清王朝的急速下坠加了油门。当时官场中人大都以曹相为楷模，苦心钻研如何应付皇帝、如何让皇帝高兴，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没人想、没人干，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逐渐造就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即使偶尔出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好干部，也无出头之日。

　　龚自珍是一位力主革除弊政、抵制侵略的栋梁之才，眼看大厦将倾却没有用武之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鸣，反而遭到嫉恨，被迫在48岁的盛年下岗回乡，不到一年活活气死！后来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则徐，却被曹振镛亲自培养的接班人穆彰阿，扣上屎盆子，发配新疆，国家再无能臣。

　　正直的老干部王鼎实在看不下去，又使不上劲，干脆留下遗书，以自杀来劝谏皇上。本来曹振镛培养的人各打各的小算盘，如今却默契地抱成团，集体做局欺骗皇帝，比治国理政的本领高明多了：他们首先控制了王鼎的家属和同党，然后烧了王鼎的遗书，最后郑重给皇帝打报告说，老王年纪大了，家里遇到点不顺心的事，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可怜王鼎白送一条命，皇帝蒙在鼓里，至死不知真相。面对突发事件，把上级作为“应对”对象，欺上瞒下、不择手段，是不负责任官员的共同表现、本能选择，目的一定是维护私利，古今概莫能外。

　　而大清此刻身处何世？蒸汽机已经问世百年，英国铁路总长度已与今天接近，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方工业文明的巨舰，正开足马力撞向东方农业社会的小舟，清廷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如果没有开山填海的大手笔，国家和政权的崩溃毫无悬念。

　　而恰在此时，大清官场庸才遍地，没人想担当、没人能担当、没人敢担当，以中国之大，从来不缺人才，在这要命的时候却闹起了人才荒。鸦片战起、太平军兴，各级干部先是“互相隐讳，莫敢上闻”，后是手足无措，一退到底，一场本可打赢的仗打输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

　　其实，早在曹振镛被谥“文正”时，就有明白人挖苦说，叫“不文不正”更恰当！但曹振镛这类长于上有政策、下有“顺”策的人，总是装出一副政治最正确、执行最坚决的样子，其实他们对政策的远大目标和精神实质根本不在乎，在乎的是如何作秀才能引起领导注意。即使是打击政敌，也要顺应上意，绝不蛮干自戕。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超级利润，至于政策、蓝图之类，顶多是蝼蚁之辈攫取功名利禄的顺手工具；虽贵为皇帝，也只是一座盛产功名利禄的矿山，不采白不采。什么江山社稷，与我何干！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明枪、是明伤，明枪易躲、明伤易治；上有政策、下有“顺”策是暗箭、是暗伤，暗箭难防，暗伤难疗。顺策造成的危害当时很难看出来，潜伏期又长，到了发作的时候，救都来不及。更绝的是，即使酿成天大的祸事，也追究不到曹振镛这类高人，自有一把手负责。直到好处都归了奸臣，恶名都归了皇帝，这类游戏才算结束，这是老曹们的高明之处，也是封建政治的吊诡之处，皇帝们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这不，现在大家都痛骂道光帝丧权辱国，有人想过曹振镛之流的“功劳”吗？另外，假如你遇到了曹振镛这样的下级，你有什么办法有效制约，超越道光？推荐阅读：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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