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讲什么

　　荆楚文化主要指的是什么文化呢？荆楚文化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代表的呢？荆楚内涵文化是什么呢？现在祥安阁为您介绍荆楚文化讲什么的相关文章。

荆楚文化讲什么

　　荆楚文化的典型代表，十大“内涵”是什么

　　1、远古人类文化

　　大约从200万年开始，建始人、郧县人、长阳人等远古人类就生活在荆楚大地上。湖北境内新石器时期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2、炎帝神农文化

　　炎帝神农是中国古代三皇五帝之一。神农故里即今湖北随州一带，谷城、房县、神农架等地也是炎帝神农生活、活动的主要区域。神农文化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炎帝神农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发明创造只有黄帝才能和他相媲美。所以，炎、黄二帝同时被尊崇为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3、楚国历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人筚路蓝缕、追新逐奇、兼收并蓄、崇武爱国、和谐诚信的精神以及楚庄王、孙叔敖、老子、庄子、屈原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楚国炉火纯青的青铜冶炼、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髹、义理精深的哲学、***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4、秦汉至明清历史文化

　　秦汉时期，荆楚是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三国时期，湖北境内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三国演义》120回中有80多回的故事发生在湖北或与湖北密切相关，荆楚大地上形成了影响久远，魅力独特的三国文化。在唐朝，湖北同样洋溢着盛世气象，社会全面进步，诗坛鄂军、陆羽《茶经》和蕲黄禅宗等领风气之先。宋代，武昌是名列南宋三大都会之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湖北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其中，最令人骄傲的是毕升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明清，事件如汉口崛起、武当大兴、湖北建省、汉调进京等，人物如张居正、李时珍、“公安三袁”以及吴伟等等，都在湖北乃至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5、巴土文化

　　巴土文化，是指由古代巴人创造的、经过古代巴人后裔—土家族继承、发展、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远古的巴人遗迹，高亢婉转的山歌，古朴清雅的南曲，炽烈淳朴的跳丧舞，情真意切的“哭嫁”，质朴清新的竹枝词，巧夺天工的吊脚楼……无不体现出巴土文化浪漫、达观的独特魅力。

　　6、宗教文化

　　湖北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教俱全，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尤以佛教文化的传播和道教文化的兴盛而举世闻名。湖北既是佛教初传我国的南方重镇，又是孕育天台宗、禅宗发展的摇篮，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发端于远古的民间巫术和道家方术，从道家演化而自成组织宗派。在湖北，宋元时期的九宫山、明清时期的武当山，不仅是南方道教的中心道场，而且在全国道教界具有异乎寻常的影响力，也展现了湖北道教文化的宗教魅力。

　　7、红色文化

　　辛亥武昌首义，湖北革命党人敢为天下先，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形成了湖北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湖北既是中国工人运动中心区域、农民运动中心区域和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区域，又是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诞生地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根据地，为波澜壮阔的中国红色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30年红旗不倒，22年武装斗争不断，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走出了两位共和国主席、235位开国将帅和70万英烈（其中31位是党的省委书记或担任过省委书记职务），构成了湖北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

　　8、山水文化

　　湖北地处祖国腹地，境内名山大川众多，山清水秀，风景优美。长江、汉水、清江横贯其中，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大洪山、九宫山等，皆为荆楚名山，盛誉中外。荆楚人民长期以来钟情大自然，同大自然的神往与反馈中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荆楚山水文化。

　　9、民俗文化

　　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湖北拥有星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活化石”，凝结着千百年的智慧，是荆楚文明的底色与基因，荆风楚韵，醇香迸发。至今，我省已公布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共计260项，其中105项列入国家级目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9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99人，端午节和雕花剪纸更是被列入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名人文化

　　物华与天宝竞辉，地灵与人杰争艳。在中华文明史上，荆楚大地，可谓人才济济：“中华诗祖”尹吉甫，世界名人屈原，汉赋开山宋玉，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茶圣陆羽，佛学大师道信、弘忍、神会，书画双绝的米芾，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升，医圣李时珍，文学家“公安三袁”、“竟陵钟谭”，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哲学大师熊十力、汤用彤，经济学家王亚南，语言学家黄侃，作家废名、聂绀弩、张光年，文艺理论家胡风，剧作家曹禺，思想家殷海光、徐复观，历史学家习凿齿、王葆心，考古学家李济，湖北的文化因他们而生辉，湖北的山水因他们而增色，所谓“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荆楚文化述略

　　一、荆楚释名

　　1. 荆

　　《韩非子?和氏》篇里讲到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卞和的人，在抱璞岩下发现一块玉石，于是献给楚厉王，楚厉王叫玉工辨认，玉工说是一块石头。厉王以为卞和在行骗，下令将他的左脚砍断。厉王死，楚武王即位，卞和又来献玉。玉工仍然认为这是一块石头，于是楚武王又下令将卞和的右脚砍掉。文王即位，卞和抱着这块玉在山下大哭三天天夜，文王知道这件事，派人询问卞和为何大哭，卞和向来人痛诉了两次献玉被刖双足的悲惨遭遇，说：我并非因为我被砍足而难过，而是因为明明是一块美玉，却被当成石头而哭。后来文王让玉工琢磨，果然是一块上等美玉。这个故事在汉朝刘向的《新序?杂事》第五篇中也有记载，只是三个楚王分别是厉王、武王和共王。卞和采集的这块玉后来被称为“和氏璧”，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宝物，关于它的故事很多，比如著名的“完璧归赵”故事，所说的“璧”就是这块和氏璧。据说这块宝玉后来被秦始皇得到，将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方皇帝玉玺。这块玉玺制成后，围绕着它又发生过无数历史故事，一直到唐末五代，这块传国玉玺突然失踪，关于它的传说和各种故事仍然史不绝书。（附录一：《和氏璧与传国玺》）

　　卞和发现玉石的抱璞岩所在的山，称为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的南漳县西，位于汉水西岸，著名的武当山东南，是长江支流沮水、漳水和汉水支流蛮河三条河水的发源地。荆山是楚国的发源之地。

　　“荆”本来是一种植物名，是一种带荆棘的灌木，这种植物又叫“楚”。在上古时代，一种植物，或者一种动物、矿物的所在地常常被作为当地的地名。“荆”作为地名，最开始也许就是指生长着荆树的那块地方。

　　“荆”作为正式的地名，最早见于文献是《尚书?禹贡》篇：“荆及衡阳为荆州”。《尔雅?释地》则说：“汉南为荆州”。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解释，“荆”指上面所说的“荆山”，“衡”即今湖南省内的衡山，“汉”指汉水。荆州是我国历史上古“九州”之一。

　　在其他地区还有几处荆山，如陕西富平县、河南灵宝市和安徽怀远县都各有荆山。汉代为区别陕西、湖北两座荆山，把陕西荆山称为“北条荆山”，而湖北荆山则称为“南条荆山”。

　　学术界认为，作为楚国起源地的荆山地名，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程。当西周初年楚国的始祖鬻熊的曾孙熊绎被周王封为楚子时，所得的封地就是今陕西富平县的荆山。后来随着楚国的发展和迁徙，“荆山”也跟着向南迁移，先是从陕西富平县迁到商县，再移到河南的邓县、内乡县一带，三迁到湖北南漳县。（参看刘士义、黄尚明《荆山与丹阳》，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8页）有学者认为，楚人这种“地随人迁”的做法，是荆楚文化中爱乡敬祖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除了荆山地名随着楚国南扩而迁移之外，楚国最初建立的都城丹阳，也经过了很多次的迁移。楚国始祖鬻熊住在丹、淅二水之间的丹阳。后来熊绎迁居到荆、睢二山之间，仍以丹阳为所居之地名。熊渠的嫡子熊挚别封于夔，也以丹阳为所居之地名。后来，湖北枝江县又有一个丹阳，应是西周时迁居到那里的楚人留下的地名。在今安徽当涂县还有一个丹阳，应是战国时楚人迁往该地留下的地名。又如，楚武王时，楚国的陪都为郢，至武王末年或文王初年将首都迁往郢城，郢成为正式的首都。此后，楚都又迁了多次，新近的国都大致都仍然以郢为名。因此，在湖北宜城、钟祥、江陵和河南淮阳、安徽寿县、阜阳等地都有“郢”这个地名，这都是楚国曾经作为首都的地方。（图一：荆山与郢都的迁徙）

　　楚人这种“易地不改名”，并且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三而四、五地将祖居之地随人而迁的做法，的确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习惯。这是古代荆楚文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直到明清时代，这种做法仍然在荆楚地区包括湖湘地区承续着。我们在阅读很多历史资料，比如族谱时，就发现很多家族在迁移时，连祖居的地名也同时迁往新地。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在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时，很多湖北、湖南的移民，把家乡的老地名也搬到了四川新居之地。此点我们将在后面有关篇章中还要详谈。

　　2.楚

　　楚，本来是植物“荆”的异名，当荆作为地名之后，楚仍然是荆的别名。反过来，当楚成为地名之后，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楚的别名。商朝末年，周人起兵进攻殷纣王朝，当时住在丹、淅流域楚地（或名为荆）的芈姓部落，原属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酋长鬻熊，率领部落背弃了即将灭亡的商朝，而归顺于正在兴起的周朝。《史记》的《周本纪》说周文王即位后，有鬻子“往归之”，《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意思是说鬻熊在周文王时曾被封为子爵，但这个封爵只是初始的爵位。后来史书上称鬻熊为鬻子，他是楚人的始祖。至他的曾孙熊绎，才被周成王正式封为子爵，并将熊绎部落所居的楚地封给他，建立楚国，熊绎便成为楚子，他是楚国的开国君主。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昭王时代的令尹子西回忆楚国开国之初的情况，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五十里应是一个约数。《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里讲到“若敖、蚡冒（两个人都是楚国国君）至于武、文（两个楚王），土不过同。”“同”是古代的面积单位，方圆百里称为同。“不过同”就是方圆不到一百里。楚国正是从这“五十里”或“不过同”的小天地里起源的。

　　“楚”，除了是受周王朝封建的国名之外，在当时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族名，即楚族。楚族的存在要早于楚国的存在。西周建立后，楚族虽然受封有了一个国家，但是当时与周王朝的关系并不很友好，经常与周人发生战斗。当时对于楚族人通用荆的名号，周人常称楚族人为“荆蛮”。

　　3.荆楚

　　在文献中，荆与楚合称，最早见于《诗经?商颂?殷武》篇：“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的所谓“南乡”还不是后来的南方，仅指荆人或楚人居住在殷商中心地带的南边，大约指陕西的东南部地区。《殷武》诗里又说：“挞彼殷武，奋发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发”就是“伐”，“深”就是“深”。诗里回忆成汤之时荆人或楚人与殷商王朝的对抗和受到讨伐的事情，证明荆族或楚族人很早就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远在建国之前就有了绵长的历史。楚国建国之后，“荆楚”一名仍然袭用不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献提到“荆楚”时所指的地理区域各有不同。比如《楚辞?大招》里有“自恣荆楚，安以定只”，所指的“荆楚”是指战国时期的楚国，主要是今天江汉流域和两湖地区。

　　二、荆楚文化的起源和形成

　　1.南北两大文化摇篮

　　考证远古南方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这里所说的远古是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这段中国历史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而显得模糊不清。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只能通过两种方法去研究。第一是通过考古成果；第二是通过后世神话传说。但是目前为止的考古成果并不能为中国远古历史，包括南方远古历史勾勒一个完整的面貌；而神话传说本身就具有不科学性、不确定性和不真实性。所以对于远古南方的历史，我们只能作大致的研究和推测。

　　研究荆楚文化的起源，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南方文明或两湖地区文明起源的问题，二是楚人族源的问题。

　　关于南方文明的起源，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近六十年来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最有意义的成果，就是确定了长江作为中华文明的另一个摇篮的存在，从而否定了沿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中心论。这一成果对于研究荆楚文化尤其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在二十世纪以前，人们一直以为，中华文化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明”。这就是所谓“独源说”或“一元论”。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人们对这个说法开始产生怀疑，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止一个，人们对于古代南方文化开始产生兴趣。这就是所谓“二源说”或“二元论”。与此同时，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也作了很多猜测，其中有些学者还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外来而非本土，这就是所谓“外来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外来说”受到批判，“本土说”和“一元论”盛行。至八十年代中期，对于文化起源的讨论非常热烈，各种见解层出不穷，影响较大的是“多源说”或称“多元论”，即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起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文明的源头之一；不仅起源于本土，外来文化也是远古文明的一个源头。

　　不论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争论如何，对于远古南方文明不同于黄河流域文明、南方文化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存在于远古历史之中这一点，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我们在第一篇概述中国各区域文化时，把近半个世纪来的考古发现与各区域文明的起源发展进行了粗略的介绍，兹不赘述。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位于安徽寿县李家孤堆的楚幽王墓三次被盗掘，先后出土数以千计的文物，使学术界耳目一新。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开始关注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随着四十年代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月令”和陈家大山战国楚墓“人物龙凤帛画”的出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故楚郢都）、当县赵家湖、大冶铜绿山、随州擂鼓墩和河南信阳县长台关、淅川县下寺等大量历史文物的出土，以及河姆渡、大溪、屈家岭等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发现，人们才释去了心中的疑团，彻底否定了过去仅仅把黄河流域看做中国文明唯一摇篮的传统看法，承认长江流域确为中国文明的另一个伟大历史摇篮。长江流域的远古居民与中原黄河流域的远古居民一起，共同创造了远古中国的灿烂文化。

　　2.远古两湖地区的考古遗存

　　考察久远的南方历史不是本篇的任务。因为楚国的正式建立是在商末周初，因此我们的考察时间只从商朝开始。下面我们从考古学成果和传统神话传说两个方面来略述一下殷商时期的南方，主要是两湖地区的历史文化。

　　先看看考古发现和研究中的商朝两湖文化。

　　约在公元前八十世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并从南到北，分布着稻耕农业、旱耕农业、渔猎畜牧业三个经济文化区。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便是稻耕农业经济文化区的中心。长江中游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长江三峡，东至鄂东，北至河南伏牛山麓，南到洞庭与鄱阳两湖之间。

　　1949年以后，在洞庭湖区12个县分别发现了39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澧县三元宕大溪文化遗址烧红的土块上，有稻草、谷壳腐朽后留下的痕迹。遗址的灰坑中，有成堆的陶片、牛、猪、羊、鱼和亚洲象的遗骨。可见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洞庭湖区繁衍生息着南方民族初民，而且过着“饭稻羹鱼”的农耕渔猎生活。

　　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先后经历了大溪文化（以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屈家岭文化（以湖北荆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和青龙泉文化（以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而得名）三个时期。这些文化遗址表明在江汉平原和两湖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地方风貌的文化形态。特别是屈家岭文化时期，虽然从出土的遗物分析，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遗存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迹象，但是更多的却是本土风貌。相对于此前的大溪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痕迹明显减弱，这一现象暗示着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本土文化有过一次明显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本土文化取得了胜利；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至青龙泉文化时期，这种文化状态有所改观，中原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强烈，而屈家岭文化的延续越来越衰微，甚至出现断层。这表明，在这一时期，有一支来自黄河流域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抵长江之岸。这里的本土文化在此冲击下，发生了很大的迁移并且衰微下去。因此，到了殷商时期，在汉水流域很难找到青龙泉文化的直接后裔。

　　早在商王朝建国之初，即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或末叶，殷商的势力就通过南阳盆地或越过桐柏山、大别山进入江汉平原，向南波及到洞庭湖沿岸地区。这一点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异用篇》就记载说：“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意思说汉水之南的一些地区对商汤的德政表示倾服，有四十多个国家（部落）归附于商朝政权。但是此时两湖地区的文化仍然带有极其明显的地方特征。比如，在两湖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商代古城遗址，是湖北省黄陂县滠口乡叶店村的盘龙城遗址。这个古城的规模，几乎与当时商朝中心城市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宫殿建筑规模不相上下。盘龙古城附近的墓葬中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光青铜器就多达五六十件。虽然这些器物的形制有很多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形制大体相同，但其中有些器物，比如人字纹和菱形纹的铜器，在中原地区却很少见；有一件大圆鼎高达55厘米，也是商代早期少见的大型铜礼器之一。陶器方面，也有很多器物和制作技术与中原同期陶器大不相同。

　　在商代前期两湖流域的其他遗址中，还发现本地区的文化，由北到南的地域差异态势，即越往南，中原文化的影响痕迹越弱。比如，比盘龙城更南的鄂西江陵县荆南寺遗址，出土的鬶、釜、杯以及敛品花边圈足碗、高领有台棱壶等，具有明显的土著文化特征，与中原地区的器物差别明显。

　　再往南走，在位于长江南岸的湖南石门皂市发现过殷商时期的遗址，这是湖南境内最早发现并系统发掘的一处殷商遗址。专家曾将遗址出土的文物分为三组。一组与中原地区同期文物比较接近；二组虽在形制上与中原同期文物相似，但在细部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三组则无论整体形制还是细部，都是纯粹本地特有的器物，如直口碗形盘、细喇叭形柄豆、直口锯齿状花边圈足碗、盆等，在中原地区同期文物中根本不存在。另外，在器形上，很少见到中原商文化中流行的凹底器，而常见圈足器，这显然是承袭了一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传统。在石门皂市遗址中，还曾发现过多件铜镞、鱼钩之类的小件铜器以及与冶铸铜器有关的坩埚残片，可见这一地区至迟到殷商时代也已步入青铜时代。

　　在湖南，比石门皂市遗址时代稍晚的遗址是澧县斑竹遗址下层文物。这个遗址所堆积的文物，时间上从殷商中期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年。其中出土的陶器等，也与同期中原文化有很深的联系，同时也独具特色，比如在陶鼎的形制上，与中原陶鼎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足部，一般足较短或向外上翘。

　　与石门皂市和澧县斑竹遗址时代接近的遗址还有资江下游地区的岳阳费家河遗址、浏阳樟树潭遗址、长沙月亮山遗址和湘乡牛形山遗址等。这些遗址与中原文化同期遗址也有类似之点。但是某些遗址，比如浏阳樟树潭遗址中的文物，如陶跌斝、马鞍形穿孔石刀等，又与江西吴城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吴越地区的文化也影响到两湖地区，或者也可以说，在这一地区原来存在过与吴越文化类似的文化形态，至此仍然有所遗留。

　　从考古发现来看，两湖地区殷商时期古代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从各遗址类型的特征来看，两湖地区古代文化的面貌是极为复杂的，不能用一种类型总括这一地区的文化形态，这些遗存代表着不同民族共同体，其间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反映了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事实。其次，从各类型的文化特征看，商文化在二里冈时期曾对两湖地区的影响超出以前的任何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现象。然而，大约从殷墟早期开始，商文化的因素在各类型中逐渐减少，到殷墟晚期几乎消失，大体与此同时，各类型土著文化的因素却表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一点在石门皂市和澧县斑竹遗址中表现得特别清楚。这种逆转暗示着两湖地区土著文化的又一次兴盛，而中原商王朝在此时逐渐失去了对江汉平原的统治。

　　在古代文献和甲骨文资料中，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如我们在前面引用的《诗经?商颂?殷武》，是宋人祭祀殷高宗武丁的诗，里面所叙述的商王武丁对于“荆楚”的讨伐，就是一次很重要的战争。诗句表明，在商代初年，荆楚地区和其他方国部落一样，曾被商王朝征服，并向商王称臣。但是，大约到了商王仲丁以后，由于殷商王室内部斗争，商王朝势力中衰，两湖地区的土著居民趁机叛商。汉人郑玄在解释《殷武》诗篇时说：“殷道衰而楚人叛”。这里所说的“楚人”显然是根据郑玄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其实此时楚国还没有建立，背叛商王朝的应该是江汉平原地区苗蛮民族部落和其他部落。

　　在商代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卜辞中，也有不少关于商朝对“南土”的战争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分析，商王武丁对于南土的战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这里的“苗蛮”势力。而武丁以后随着商王朝势力的衰败，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苗蛮民族日益强大，迫使商王朝势力不得不逐渐从两湖地区退出。商在南方的边境线也逐渐北移，两湖地区被多个土著民族占据，这些民族包括荆蛮民族、百越民族、百濮民族等，这些民族便是后来荆楚地区、吴越地区、岭南地区以及滇黔地区、巴蜀地区民族的祖先。

　　3.湖南境内的商朝青铜器

　　我们要特别提到在上世纪湖南境内发现的大量商朝晚期青铜器，这是中国考古文化中的一个特异现象，也是荆楚文化、湖湘文化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就在湖南地区有过出土，如在桃源漆家河出土的“皿天全”方彝，安化出土的虎食人卣、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四羊方尊等。1949年以后，在宁乡、醴陵、常宁、衡阳、石门、新邵、浏阳、湘潭、华容、长沙等地，先后出土殷商时代青铜器三百多件。这些铜器从器形看，主要有鼎、尊、簋、提梁卣、方彝、瓿、爵、觚、铙、戈、镞等。其中的很多器形都可以在殷墟文化中找到它的相似文物，其纹饰的一些风格也与中原商朝铜器相似，比如以云雷纹为底纹的饕餮纹等。但是，这些铜器却不能算是正统的殷商铜器，他们的特殊风格是十分明显的。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湖南地区出土的铜器造型奇特，精巧秀丽，特别是很多动物造型，如象尊、牛尊、豕尊、虎食人卣以及四羊尊、两羊尊等，形象极为生动，具有明显的写实倾向，这在中原商文化的铜器中是极少见到的。又如湖南出土的云纹镂孔双翼形镞、线条纹斧、小型削等器物，在商文化器物中从未出现过。而在中原商文化后期常见的方罍、兕、觥、盉、盂、盆以及壶等，在湖南地区却不曾发现。

　　第二，湖南出土的铜器从器形上来说，一般都是大器，气魄雄伟。比如宁乡、岳阳出土的大铙，高达100多厘米，重达220多公斤，在中原商文化遗址中从未见过。即使是商朝历代的都城遗址中也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大型器物。另在湖南湘乡出土的爵、华容出土的牺首兽面纹尊、四羊尊等，其规模也比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更加高大。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荒蛮之地的湖南地区，竟然有如此精美、宏伟的青铜重器，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第三，湖南出土的青铜器纹饰极为精美，远胜于中原同期的出土文物。比如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的人面纹、铜铙上凸起的半圆形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等。此外，湖南地区流行以虎纹、象纹等作为装饰的特点，在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也不多见，代表着极为明显的南方土著文化和地理特色。

　　第四，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在金属成分上含铜的成分很高，如铜铙含铜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已接近于纯铜，远远高于中原同期文物的含铜量。含铜量越高，治铸越难，所需要的冶炼与铸造水平便越高。这表明湖南出土的铜器在冶铸技术上比中原地区更加发达。

　　第五，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地区出土的铜器用途，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大不相同，耐人寻味。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百分之八十以上出土于墓葬之中，多为随葬品，也有少量出于窖藏或遗址。但是湖南地区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则主要是在河湖之岸或山峰之顶。学术界认为，这表明湖南地区青铜器的用途与中原的青铜器的作用完全不同，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用于祭祀江湖山川的遗物。（图二：湖南出土商朝晚期青铜器）

　　这便是考古文物中向我们透露的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信息：湖南出土的殷商晚期青铜器，不仅代表了这一地区的青铜工艺水平，而且也表现了两湖地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两湖地区可能存在着一支强有力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宗教习俗、审美观念方面与中原商王朝有明显的差别，是大不相同的两种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的差异，自然会产生观念的冲突，并相应地产生成为政治和军事的冲突，同时在这种冲突中交流、融合，共同发展。关于这些文化的发展过程，由于文献的缺乏，已经很难详细考察，只能从神话传说中去约略寻找。

　　什么是荆楚文化？荆楚文化的资料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

　　荆楚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荆楚”概念，其地域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为主，故湖北人往往将本省称为“荆楚大地”。

　　所谓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从断代的静态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从发展的动态角度看，它不仅包括古代的历史文化，还包括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荆楚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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