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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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的起源
河洛文化浅述——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华夏河洛文化的起源
这里所说的“河洛”，即《河图》《洛书》的简称。它为华夏文华之本，启迪中华文明的肇端；该说史载有据，却出自信史如下：《竹书纪年》券一“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五经之首《易经·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文心雕龙·原道》：“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故知沿圣以垂文。”王嘉《拾遗记一》“伏羲为上古……是以图书着其迹，河洛表其文。”由此不难看出上古的史前文化，皆归<河图><洛书>所萌生；在当时的圣杰伏羲氏，他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揽万物、图万象，启开八卦，观太空以着云篆、赤文，而中华进入文明的开端。
究伏羲文化采集始于何处?这在《文心雕龙·正纬》己言：其“赞曰‘荥河、温洛，是孕图纬’。”《隋书·天文志<序>》：“著者，荥河献，温洛呈图。”此事曾引起唐代太子少师堪称藏书鸿富的第一人——张弘靖，他临老为此示其孙张彦远撰《历代名臣记》首列(画之源流)记其事：“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鉴此已明河洛文化起源的地址。但由于该处地望素高之故，《尚书·禹贡》还记其“荥陂猪”而《周礼·职方》记“其川荥洛”的独到。该处先秦时名为“荥泽”，其荥泽的宽广，多为浅水盈盈，条条枝津时断时续；还有突兀的绿洲，聚集着众多的鸟兽，其地滋生虾蟹之富和龟蛇蜿蜒所游，为此可观鸟兽的足迹，又可聆听空旷万籁地回声，即在风和日丽的阳光下，当可目击大自然中的‘风水’起伏隐形，而睿智的伏羲并在农耕前的社会里，所从事畋猎鱼捕生活里，他多优游于此地，取万象于河洛，作画卦以教人；这便是华夏文化由伏羲发于荥河的因起。但是荥河之外不远处，还有一处上古遗址，就在今洛阳北的孟津县，一条黄河支流名曰：“图河”，世人亦称河洛文化之源；从《竹书纪年·前编》：“(有)龙马负图出河”一句，而徐文靖在其文后特作笺注：“圣人在，负图出于孟河之中”。究此即指孟津“图河”。而孟津说，虽出自徐文靖一家之言，但从区域位置均属河洛；荥泽、孟津二地近在咫尺，对此所称之源蔻也无可妄加否认。为什么呢?只因年近百岁的徐文靖是一位考据经学大家，从他的《管城硕记》、《周易拾遗》、《禹贡会笺》已流露蛛丝马迹；同时其人学识渊博、修养有素，实为一位老成而持重的宿儒所笔，所以他在《竹书纪年<统笺>》记其事：“圣人在负图出于孟河之中”。文靖对此所说的来龙去脉，当时的伏羲在此也是事实，如今孟津县尚有古遗址“龙马负图寺”所在。
洛阳：河洛文化的发源地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说起这座古都，那就不是简单几句所能说清的。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洛阳建都。
一千五百多年的都城史，使得洛阳有了“普天之下无二置，四海之内无并雄”的美誉，先后有100多个帝王在这里指点江山，因此有“千年帝都”之称。
汉唐时代，洛阳不仅是中国版图上的政治和军事重心，更是文化中心。
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文献“河图洛书”出自洛阳；老子著述文章，孔子入周问礼；班固在这里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程颐、程颢开创宋代理学；“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曾云集此地，谱写华彩篇章；左思一篇《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和河洛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源头，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澄泥砚、唐三彩、汝瓷等雕刻着文化符号的各色商品正是从洛阳走向全国，别忘了，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就是在洛阳交汇的。洛阳的文化输出和文化产业输出直通中亚各国，甚至远销到欧洲。
河南省社科院中原文化研究所所长卫绍生先生认为，河南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两个核心地带，洛阳算一个，它对于全世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
《白虎通义》影响深远
自东汉洛阳成为国家都城，开始大规模营造，后到魏晋时期，除一度迁都许昌外，洛阳一直是河南乃至中国版图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东汉和魏晋时期，北方地区政治稳定，文化也非常繁荣。
其间班固修史、白马“释源”、金谷聚会这些文化大事自不待言，有两件事情不得不提。
公元79年，汉章帝下诏“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又命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命发问，侍中淳于恭奏，由汉章帝亲自主持，作出裁决——这就是有名的“白虎观会议”。当时的著名儒家学者丁洪、楼望、成封、恒郁、班固、贾逵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汉章帝又命令班固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记录编纂成书，这就是著名的经典著作《白虎通义》。
为什么要开这次会议呢？那是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之后，国家设立五经博士，都城设立太学，专门讲《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但经学内部存在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和斗争。今文经学的经书都是隶书写的，解释起来任意发挥，甚至掺杂了不少阴阳五行、天灾异变等谶语，而古文经学的经书都是用小篆写的，解释起来则严谨很多。
为了统一思想，白虎观会议就势在必行。这次会议不仅以官方形式确认了“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法律化，还以官方形式确认了谶纬学的合法化，也将儒家经典法典化。这样一来，儒学经典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以谶纬学来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
从历史角度来说，白虎观会议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都之赋洛阳纸贵
作为汉魏时期的都城，洛阳当时云集了国内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作家，这些文人名士和鸿学巨儒或游学讲经，或著书立作，留下了难以枚举的传世佳作，如果说有哪位直接推动了文化产业繁荣的话，这位大学者左思的名字不能不提。
左思，山东淄博人，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左思这个人呢，不能算是天才，少年时他的才智并不出众，而且其貌不扬，拙于言谈，学书法和鼓琴都半途而废，连他父亲对他都有点失望。”河南文学院作家冯杰先生介绍说，不过左思读书很努力，也很用功，勤能补拙。他用一年时间构思并写下了辞藻华丽的《齐都赋》，随后集中精力开始《三都赋》的创作构思和准备。
其时，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局面，“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三国时的蜀都成都、魏都邺城、吴都建业也逐渐复苏，日益繁荣。文人墨客们纷纷着文赋诗，大唱赞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左思打算以赋的形式描绘这三个城市的繁荣景象。
“他花了十年时间寻访名士、询问这三个城市的山川物产、民风民俗等情况，增加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他谋到了秘书郎的职位，以便查阅典籍、博览群书。”冯杰先生说。
为了创作《三都赋》，左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精力，他深居简出、闭门构思，仰观俯察、凝思睇物、字字斟酌、句句推敲，在他家的墙壁、床头、庭院、篱笆甚至厕所都备有比值，但得佳句名言，就提笔记下，日积月累，汇集了大量文稿，终于完成了《三都赋》。
左思的《三都赋》问世后，文学界见作者是无名小卒，就没人细看，摇头摆手，把《三都赋》说得一无是处。左思不甘心自己的心血被埋没，找到了著名文学家张华。张华逐句阅读了《三都赋》后，大为称赞，立刻向名家好友们推荐。文学家皇甫谧读完后，也是高度评价，并挥笔为《三都赋》作序，还请来著作郎张载为《三都赋》中的《魏都赋》做注，请中书郎刘逵为《蜀都赋》和《吴都赋》做注。
大学者陆机听到《三都赋》备受称赞时，也赶紧找来阅读，看完后点头称赞，还断言若自己再写《三都赋》绝不会超过左思，便停笔不写了。
《三都赋》随即引起世人的关注，豪门士族无不以吟诵《三都赋》为时尚，人们竞相传抄，先睹为快，导致洛阳市面上纸价飞涨，“洛阳为之纸贵”，能以一篇宏文成为文化产业的拉动力，左思和他的《三都赋》在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其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古代的洛阳繁华开放，文化书籍、精美汝瓷、杜康美酒，源源不断地通过陆路、水路行销到外地。尤其是丝绸之路这条中外交通重要商道，洛阳作为当时的大都会以海纳百川之胸襟接纳八方游客，贸易的发展使许多异域商人常驻洛阳。从汉魏到唐宋时期，这条通向西方的交通道路上，挤满了来自中亚甚至欧洲的商人。他们往来于西方各国与洛阳之间，不断将域外商品带到洛阳进行交易，又将交换来的中国商品从洛阳带回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方的物质商品不仅大规模地互通有无，文化交流也更加紧密，中西方的风俗习惯、服用器物相互渗透，胡乐、胡舞也开始盛行中原。
鼎盛时期的洛阳城，不仅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是重要的文化产业核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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